渡江成功，史沫特莱像个受表扬的小战士一样兴高采烈。她住在一栋简陋的农舍里。艰苦的战地生活和极端劳累的工作使史沫特莱的健康每况愈下，胃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她强忍着胃部的疼痛去走访战地医院，每天晚上坐在光线微弱的油灯下，一只手捂着胃部，一只手握笔疾书，往往要熬到东方发白，才躺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她已经47岁，军旅生活在她晒成棕色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但那一双蓝灰色的眼睛依然充满着自信，洋溢着刚毅的神采。这段时间她最有影响的文章是参观金家寨前线医院后写给中国红十字会的长篇报告，她认为这是她看到过的最好的战地医院，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抗战的希望。
1939年12月，史沫特莱转移到鄂豫边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同行的是著名的《渔光曲》的词作者女作家安娥同志。挺进纵队的总部设在屹立在湖北省中北部的大洪山峰顶上的一座寺院里。寺院大门两边是一副对仗工整的楹联：“江东寥阔无双院，楚北天空第一峰。”这虽是前人对寺院的赞语，但借用以反映新四军挺进纵队所向无敌的气势，也是十分贴切的。
挺进纵队的指挥员李先念、朱理治、陈少敏和陶铸一一迎上前去，与史沫特莱和安娥握手，表示热烈的欢迎。
第二天，挺进纵队的全体指战员集会，欢迎史沫特莱和安娥。
“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集合，是为了欢迎两位杰出的客人。”纵队党委书记兼政委朱理治说，“第一位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她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和记者，是我们伟大的朋友……”热烈的掌声还没有平息，史沫特莱急忙插话：“不，不，我不伟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我不过是作为记者，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真实地而不是夸大或贬低地传达给了世界人民而已。”
朱理治把安娥介绍给大家，大家热烈鼓掌，要她唱《渔光曲》。可是这位歌词作者不善唱歌，只好用浓重的上海口音唱了一小段京剧。
大洪山脉与随县、安陆、钟祥三县连成一片，山岭起伏，树多林密，有广阔的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东南俯瞰鄂中平原，扼制富水河和汉宜、宋应公路，对盘据武汉的日本侵略军形成钳制态势。李先念和陈少敏向史沫特莱介绍，新四军在鄂豫边区开展游击战，可以对武汉守敌形成战略包围，阻敌西进，防止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以战迫降”，最终赶走侵略者，光复武汉，夺回失地。
“是的，”史沫特莱说：“在这里，一切奇迹都可能发生，我似乎觉得，中国的大地在颤抖，它将埋葬一切魔鬼。”
在豫鄂挺进纵队，史沫特莱很快就跟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成了好朋友。她热爱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大家也热爱她。每天晚上，她的住处都集中着许许多多的人，有战士、有农民，更多的是全国各地投奔革命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当时20多岁的吴强，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新四军的文艺宣传工作。史沫特莱在上海时在鲁迅的感染下形成的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关心，使她对战地文艺十分感兴趣。
有一天晚上，史沫特莱看了一个国民党军队演出团体演的一幕短剧，剧中有一个情节，表现一个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日本军官对中国抗日的同情。演出结束后，大家请史沫特莱上台讲几句话。史沫特莱对日本军官的情节很有意见，她坦率地说：
“表演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我反对把一个日本参谋官表现成中国人民的朋友。如果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军队里？为什么还要上前线打仗？”
她刚说完，剧本的作者上台了，他说，他写的是真人真事，在安庆的战斗中，他确实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日本军官。接着，十多位观众争着上台发言。史沫特莱觉得这些亲身经历过战斗生活的战士、学生和老百姓都讲得很有水平，剧作者也表现愿意考虑他们的意见。有一位观众说，在任何一出戏里都不应该让敌人得到好处，不能有游击队失利的情节，要把敌人通通杀掉。剧作者不得不反驳了：“那是真实的吗？如果敌人总是死在舞台上，还有什么必要继续打仗？应该用事实真相唤起民众！”
看了这出戏，史沫特莱一直在想：日本军队里是否真的有反战的军官和士兵，自己发表的意见是否过于武断了？这个问题，她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在一间临时用农村小学校改成的野战医院里，一排排用砖石和木板搭成的病床上，躺满了新四军的伤员。当他们知道有一个重伤的日本兵也躺在这里的时候，低沉的呻吟声立即变成了高亢的怒吼。几个伤势较轻的战士冲到日本兵床前，要打死这个在战场上杀害过自己的战友的日本人。
“对，快揍这东洋鬼子，揍死他！”伤员们的愤怒难以抑制，吼声越来越大。
这时候，一个头上扎着绷带的新四军军官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等一等，这家伙确实是一个可恨的法西斯强盗。但是，你们先听我说几句，我现在就把他的日记念给你们听。”这位军官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日本留过学。他拿出一本沾满泥土和血迹的本子，声音低沉地念了起来：
“……堑壕里渗满了水，我昏沉地睡着了。我又梦见了美奈子。我究竟为了什么要被那一张红纸（指征兵通知书）召到中国来卖命？我要回不了家，年老的妈妈、孩子和那两亩水田，就全拜托你了……
“我走的时候，淳子紧抱着我的腿，大声哭叫着，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呀！
“叫儿子长大了安分种地，别当兵，千万，千万……
“……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我们挨家挨户地搜查，在一户农家我看见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孙子，两个人正躲在那里瑟瑟发抖。我没有料到，当我打着手势告诉老太婆，我也有这么大的孩子时，她松了一口气，给我倒了杯热茶……”
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这个被迫到中国来打中国人的日本兵，竟然和新四军的大多数战士一样，是受苦的庄稼人，他本来可以好好在家里种地，是那些把他驱赶到中国来的人，把这个劳动者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个日本兵终于死去了，但他很幸运，在弥留时刻享受到了人道主义的照料。他被埋葬在医院后面的山上。
史沫特莱当时也在医院里，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深受感动。她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不杀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伤兵的纪律。她记得有一次朱总司令曾因为战士枪杀日本伤兵而大发脾气，亲自订了“缴枪不杀”的纪律。当时史沫特莱对这条纪律理解不透，现在，她才真正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正因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个斗争才具有化敌为友的伟大力量。
不久又送来了五个被俘的日本伤兵，其中一个非常年轻，只有十六七岁，后来知道他名叫伊藤武志。他浑身血肉模糊，衣服全都被血凝住了。史沫特莱想给他把衣服剥下来，小鬼子痛得直打滚。史沫特莱叫人弄来一盆温水，把伊藤整个人浸在盆里，轻轻地把衣服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用被单裹上，把他抱到床上，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是一个母亲，在给孩子洗澡。这完全是一个可怜的、不该对侵略战争负责的孩子。伊藤睁开眼睛，感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着。后来伊藤的伤好了，他就留在新四军里，帮助新四军对日军作反战宣传，教战士们学习简单的日语。他逢人便说史沫特莱像是他的母亲：“我当时就像躺在母亲怀里一样；就是亲生母亲，也不一定会这样细心地护理我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