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联邦调查局把跟踪史沫特莱的任务交给了雅都山庄的总管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要她提供她可能替史沫特莱打印的各种演讲或通信的副本，并随时报告史沫特莱的行动。埃姆斯夫人是史沫特莱的好朋友，她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到何种程度，就不得而知了。
1944年夏天，雅都山庄很安静，原来住在这里的许多人都已经离开了，大楼已经关闭，只有三四楼小木屋里住着人。史沫特莱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她要把这部作品写成一部伟大的史诗，她要倾注全部心血和热情，为朱德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红军之父雕塑一座生动的雕像，要写一部活的中国红军发展史。总之，她用一句典型的中国语言来说，要写成一部“史家之绝唱”。她首先描写了红军的诞生和成长。她写道：
许多农民死里逃生，带着血红的眼睛精疲力尽地投奔朱德。有些人为自己的儿女兄弟的死亡而痛哭，有些人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道：“我要拼命！”朱德眯起眼睛仔细听了他们的遭遇，转过头来对旁边年轻的指挥员说道：“发枪给他们，一边行军一边训练。”像任何真理一样朴素，红军就是这样产生、壮大的，这也就是工农红军不可战胜的基本原因。
接着她描写了朱德的形象：
身高大约五英尺八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很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很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
史沫特莱以她非凡的记者的笔触从各个方面——军事家、党的鼓动家、红军的缔造者——描述朱德的功绩，描写他怎样指挥战斗，怎样分化瓦解敌人，怎样和战士、群众亲密相处，谈笑风生，写他怎样在古田会议上发言，透辟地分析判断局势。总之，要写出一个完整的革命领袖的形象。她不是把朱德将军作为一个偶像来描写，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他的性格、爱好、语言习惯等方面展示他的内在气质，这种内在气质必须和他特有的热情、幽默忠厚、质朴奇妙地溶合在一起。
写着，写着，史沫特莱又好像回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好像又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行军，一起吃着大锅煮的青菜饭，和朱德将军一起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彻夜长谈，就着一盏小油灯飞快地作着记录。她是多么希望用自己的笔让全世界的人认识朱德，认识中国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啊！写着写着，她觉出了这项最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又是多么困难，材料不足，艺术形式上也觉得很难把握。她要始终严格遵守纪实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决不加以违背事实的想象和虚构。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她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还要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目的是要使书中所写的一切都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情况，甚至连书中涉及的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日期都要准确无误。史沫特莱还要尽力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有些古板的学者认为，“在历史学的领域内，美学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史沫特莱不赞成这种看法。她认为历史是科学的，传记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写传记，既要有真实而科学的历史背景，又要有实地采访得来的生活资料，这两者的紧密结合就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也就是西方称为“新新闻体”的手法。她呕心沥血，写得越来越费劲。她给艾诺的信中描写了当时的心情：“作家总是感到要写的东西很棘手——一个对自己作品满意的作家，是大家应谨防的人。我真希望自己不曾出生于人世为好。”
史沫特莱决定写信向朱德求助。她等了几个月，终于收到了朱德的回信。朱德在信中向史沫特莱告之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进展的消息，延安的八路军处境虽然仍然很艰苦，但已经收复了1941年、1942年被日军侵占的土地。陕甘宁边区农业和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边区人民的生活也过得比史沫特莱在那儿的时候好了一些。随后，他在信中说：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少的部分。是否值得你花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应你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
史沫特莱拆开朱德寄来的大包裹，里面除了资料和手稿以外，还有用宣纸搓成纸条装订在一起的，朱德亲手用毛笔写成的小传，她还惊喜地发现了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别针，一块丝织的披肩，这是延安妇女手织的。史沫特莱把两个小别针用天鹅绒托着，摆放在壁炉架上，细心地欣赏着那块精致的丝织披肩，一会儿把它披在肩上，一会儿把它握在手里。和延安人民朝夕相处的日子仿佛又出现在眼前，史沫特莱心里涌起了无尽的怀念。
朱德对史沫特莱讲过，他童年时代生活的村子周围全是楠木林，他从小就是在楠木林里长大的。史沫特莱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到南方演说的时候就向朋友要了一小束楠木枝，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雅都，用一个花瓶插上，摆在壁炉架上，旁边摆着朱德从延安寄来的礼物。在这样一种具有浓浓的中国气息的环境中，她文思泉涌，继续写作《伟大的道路》。
她非常惜时，夜以继日的伏案写作，一刻也闲不住。丁玲曾经说过：“史沫特莱是一位很勤奋的作家，悠闲同她无缘。”但是只要遇到有意义的、她认为必须去管的事情，她又会毫不犹豫地去管。她曾放下写作去四处募捐，以便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来救助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另外，她还不断地与她的忘年好友，年轻的艾诺·泰勒通信，鼓励她要找个工作，不要只当家庭妇女。后来艾诺在一间工厂里当了工人，写信告诉她说，厂里的女工拒绝参加工会。史沫特莱很生气地回信道：
如果没有工会，她们就只能挣到一条狗都挣得到的工资，如果她们生活不错，那是因为曾有那么多工会人员的战斗，受了几十年的苦才成为现实的。你们那里的女工应该去看看德国工人，或者是中国工人。他们是不能有任何类型的独立工会的。每天工作总是长达16小时。1925—1927年间，当革命给工人带来成立工会的权利时，曾有一个短时期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有几个强大的工会获得了8小时工作的权利。反动力量摧毁工会后……又恢复老样子，工人只能赚取刚够生活、还能继续为雇主活下去并为他工作的那么一点工资……
在史沫特莱的影响下，艾诺成了一位工会积极分子。
1945年夏季的一天，雅都山庄的草地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出芬芳的气息，和煦的风轻轻吹拂着。史沫特莱早早起了床，头上裹着头巾，腰里系着围裙，看上去像个农村的家庭主妇。她用力地擦拭着小木屋楼上楼下的窗子，把褥子搬到房前的草地上晾晒，房后边系着的铁丝上晾着几条毛毯。
史沫特莱花了三天的时间把屋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作了一次大扫除，她干得风风火火，兴高采烈，因为她要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参加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十人代表团中仅有的一位共产党代表董必武。
大会结束以后，董必武在美国旅行访问了三个月，8月份到雅都会见史沫特莱。
为了迎接远方来客，史沫特莱每天都十分忙碌，她大汗淋漓地骑着自行车到斯普林斯镇和萨拉托加的其他市镇一家一家地在食品商店里寻找、选购备餐的材料。一切准备就绪，史沫特莱静静地、虔诚地等待着董必武的到来。
8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董必武来到了雅都山庄，作为陪客的还有史沫特莱的日本好友女作家石垣绫子和荣太郎夫妇。
董必武生于1886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共产党员，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而逃亡日本，曾与孙中山先生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他是经历了历史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董必武是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作为谈判代表随周恩来飞来西安。1937年她在延安时，董必武也在那里，两人上一次见面是在1940年史沫特莱经过重庆时。他是一位斗士，又是一位诗人。他年近60，稳重大方，脸上浮现着温和的微笑，是给年轻人讲有趣的战斗故事的“董老”。史沫特莱觉得他有点像中国画中的人物，具有古风盎然的神韵，是一位使人一看就觉得亲切的宽厚长者。
董必武到来的那一天，史沫特莱花了半天时间为他做了一道用鸡肉做的中国菜。史沫特莱会做中国菜，这还是在上海学的。她做菜像做一件极为严肃的大事一样，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她站在一口大锅面前，往锅里添加调料，再用汤匙尝试味道，享受着亲手做出可口菜肴的乐趣。可是这一天她偏偏感到有点遗憾：“今天做的稍微有点焦，真糟糕！”
董必武极有兴味地品尝了史沫特莱做的中国菜，赞不绝口：一个外国人能做到这样，真是太了不起了，这该是一个对中国生活方式多么熟悉的外国人呀！
史沫特莱请董必武讲红军长征，他讲了一段关于红军翻越长年积雪的夹金山的故事。
……要是你途中坐下来休息，就会死在那里。我们在途中发觉有人横卧路旁，抓住他的脚一看，那人早已冻死了。那里是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山，空气稀薄，气温骤降的时候，冻得人直想吐，手、嘴唇也都冻成了紫色……
讲过长征的故事以后，董必武又用流畅的笔体书写了一首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诗，赠给殷勤的主人。董必武说：“19世纪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农民的战斗，中国农民就像攀登陡峭悬崖的猿猴一样，即使受伤跌落下来，还要爬起来继续向上攀登。今天我们的革命斗争也是一样。”
董必武在雅都山庄逗留了三天，准备离去的那天下午，大家坐在沿松林山丘蔓延的草地上，董必武的年轻秘书红着脸给大家唱了一首描写离情别意的中国民歌。他唱完以后，史沫特莱站起来，唱了一首她喜爱的美国民歌《啊，我的祖国》。
史沫特莱从小爱唱歌，她的歌声轻柔而富有感情。在延安的时候，她是以能歌善舞闻名的。也许是继承了她那爱唱歌跳舞的父亲的秉赋，一首歌只要听上一遍，她就能唱出来。在雅都山庄，当晚霞映红了山峦和松林的时候，她总爱独自一人来到摆着风琴的房间，浅弹低唱，直到太阳落了山，才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现在中美两个民族的优美民歌旋律在荡漾，这格调迥异的乐韵，诉说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安宁、爱情和幸福。
董必武离开以后的8月6日早晨，石垣绫子和荣太郎夫妇在雅都做客，史沫特莱和他们夫妇在早餐桌旁，漫不经心地翻看着《纽约时报》，猛然看见报纸在头版用了半版的篇幅登载了广岛上空升起的巨大蘑菇云的照片，餐厅的广播播送出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说在广岛投下的是原子弹。几个人顿时大吃一惊，谁也说不出话来。过了许久，埃姆斯夫人搂着绫子的肩膀，俯在她身上轻声说道：“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作为一个美国人也为投掷原子弹而深感羞愧，我没脸见你们这些日本人了。”埃姆斯夫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寡妇，结婚才三个月丈夫就战死在沙场上。
美国人对投掷原子弹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善意的人们和正义感的宗教人士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谴责投掷原子弹；抱有美国至上主义爱国精神的人们高兴地说：“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可以不用再牺牲将士的生命去结束战争了。”还有一些左派人士，认为投掷原子弹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虽然造成悲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史沫特莱对美国投掷原子弹置日本普通人民于地狱的烈焰中的做法感到震惊。她知道，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曾向杜鲁门总统发出过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呼吁。罗斯福总统要是活着的话，他是会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的。但自从罗斯福总统4月12日猝然逝世以后，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的政府迅速向右转，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为了达到战后美国掌握世界霸权的目的的一个手段。实际上，当时日本的两个盟友意大利和德国都已经战败投降。在东方，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已经收复了1941年1942年沦陷的大片土地，日本投降是大势所趋，即使不使用这种新式的杀人武器，日本的战败也只是个早晚的问题。美国之所以投掷原子弹，是为了向全世界表明，自己在对日作战中付出最多，对打败日本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不仅如此，美国还要从时间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苏联打败德国以后在亚洲参战的天数越少，就越难于对战后日本的管理进行干预，对日本的占领就具有更浓厚的美国色彩。总之，美国投掷原子弹让日本尽早投降，是为了在战后的世界中与苏联抗衡。
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了，这一天美国人民彻夜狂欢。为防备空袭而挂上的厚厚的黑色窗帘被扯掉了，明亮的电灯照亮了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人们流着泪，欢呼着：噩梦一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