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个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前来中国。马歇尔此行以调处中国内战为名，以援助国民党加紧准备内战为实。他制定了一个方案，内容包括帮助蒋介石运兵到东北和华北各地准备打内战，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驻扎在秦皇岛、青岛等港口，向解放军挑衅，为国民党军队打先锋。
史沫特莱对美国把军队停留在别国的领土上，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为此，她和波士顿大学的副教授亚瑟·小施莱辛格展开了一次激烈的辩论：
小施莱辛格：你粉饰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比如他们在安平攻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关于那次事件，他们撒谎，而你为他们粉饰。
史沫特莱：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权到安平或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去……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动机是为了和平，那我们就无权去运输军火。如果美国领土上有外国军队，我也要打伏击，能杀死多少就杀死多少。
小施莱辛格：共产党人否认曾予以攻击，他们说谎。世界上还有实情嘛。
史沫特莱：你是在讲一个小的实情，而且把它放在主要的实情之上。那实情就是陆战队无权待在那里；那就是中国的领土属于中国人民，那就是我们在那儿支持一个法西斯政权。
自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重庆谈判破裂以后，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史沫特莱清楚地看到，在美国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正在准备进行一场宣传战，其目的就是保证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他们把一个保守的美国资本家亚瑟·科尔伯格派到中国去为国民党政府准备这场舆论攻势。史沫特莱在给《民族》杂志的一封信中指出：
今天有不少美国人正为那独裁政权作宣传，这些美国人被认为是“中国之友”，虽然他们对中国并不怎么了解。科尔伯格去年（1945年）下半年到中国去了三个月，竟然成为中国军队的荣誉将军，现在已经是什么纽约国民党官方宣传总部的高级顾问了。
国民党政府也和美国的这股反动宣传攻势紧密配合，开始向美国反动分子提供一种规定好了的“国民党宣传路线”，往美国派自己的代言人，以谎言欺骗美国公众。史沫特莱发现这是一个阴谋，她认为美国应该对整个中国的内战灾难负很大一部分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至此为止，我能看到的是，除了中国人民的群众运动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消我们政府的反动的对华政策。我希望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不要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抱有幻想。我们的进步人士将继续尽我们的力量去战斗，但要想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无能为力的了。（中国的）学生运动让我们反动圈子里的人吓了一跳，不幸的是这运动又沉寂下去了。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有能精通美国情况和美国反动宣传的人士。
有了美国政府的撑腰，国民党政权越来越法西斯化。全国知名的诗人、文学教授闻一多在昆明街头遭到国民党特务枪杀，与西方进步记者密切共事的杰出新闻工作者羊枣（杨潮）遭到逮捕，继而被杀害。史沫特莱为此征集抗议签名，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46年的中国形势使她想起了1933年的上海，当时民权运动领导人杨铨遭到暗杀，鲁迅曾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战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史沫特莱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民意所归。
面对美国新的反华政策，史沫特莱的一些朋友变成了敌人，而始终站在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立场上的亲密朋友，除了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有埃文斯·卡尔逊，当然，还有明白真相的广大美国人民，其中包括一贯支持史沫特莱观点的《新共和》、《民族》杂志和《下午报》的主编和编辑们。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对史沫特莱最有力支持的是她的好朋友埃文斯·卡尔逊。他们还记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篮球场上的初次见面和在汉口的重逢。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军官，第一个访问八路军的美国军人。他在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争的战术，了解指导八路军行动的准则，从中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成了史沫特莱的好朋友。
卡尔逊运用他学到的游击战术，训练出一营优秀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他的突击营在瓜达尔卡纳岛的战斗中取得了美军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首次胜利，只牺牲了16人，却摧毁了日本的大量军事设施，消灭了800多名日军。但是他的上司却坦率地对他说，他们害怕他那些非正统的战术构思。1943年5月他被“踢上楼”，升任突击团执行长官，目的可能是取消他直接指挥自己训练出来的突击营的权力。卡尔逊是美国塔拉瓦和塞班岛战役的主要战略制定者之一。在塞班岛战役中，他为了把一名伤员从火线上撤下来，手臂受了重伤。为此，他1945年从海军陆战队退伍，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家乡。
卡尔逊和史沫特莱一样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民主希望，他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受到赫斯特系出版物的攻击，于是他组织了一个名叫“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机构，当了这个机构的第一任主席，出版《远东之光》月刊，开展战后对华政策的公开辩论。卡尔逊认为，国民党许诺给中国人民以民主，只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民主。他的“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泼斯坦。他们组织公众集会，积极在国会外游说，争取国会停止支持国民党，转而支持真正民主的中国。卡尔逊成了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没有人知道史沫特莱一直在悄悄地爱着卡尔逊。卡尔逊从加利福尼亚写信给史沫特莱，对她在《下午报》上的一篇文章“把聚光灯转向中国内部的真实情况”大加称赞以后，小心翼翼地告诉史沫特莱，他又结婚了，年轻的妻子是一位很好的伴侣。为了减轻史沫特莱这个感情丰富的女人的痛苦，卡尔逊又写道：“我很想让你们俩互相认识，艾格尼丝，她是你的真诚的赞赏者。”
史沫特莱怅然若失，久久不能恢复平静。
1947年5月，史迪威去世以后八个月，史沫特莱又遭到了一次更沉重的打击：亲爱的朋友，只有51岁的埃文斯·卡尔逊突然离开了人世。他是死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的，当时他正和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迈克尔·斯特雷特讨论美国对蒋介石的政策，突然心脏病发作，撒手而去了。史沫特莱怀着极大的悲痛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园为卡尔逊举行的军队葬礼。次年1月远东政策委员会为卡尔逊举行的追悼会上，史沫特莱流着泪，说：卡尔逊是以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为自己的生活目标的。
一群住在纽约的中国朋友，经常把他们对中国形势和美国政策的看法告诉史沫特莱。其中有三位杰出的中国妇女：女演员王莹、历史学家黄绍湘和新闻记者杨刚。
王莹曾在雅都为史沫特莱提供创作剧本的背景资料，为此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跟踪追查，50年代初被美国移民局逮捕，驱逐出境。她回国后在戏剧界工作，曾对当时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的公式化提出过中肯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也因为40年代在美国的生活，王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恶毒迫害，死于狱中。
黄绍湘是一位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她曾经为史沫特莱当翻译。50年代回国后，编写《美国通史简编》，是有关美国历史的最有权威的著作。文化大革命中，她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曾因为过去在美国的经历受到严厉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