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在送给中央情报局的报道中多次强调“据可靠的消息来源”，史沫特莱是个共产党员。所谓可靠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国际专栏撰稿人惠特克·钱伯斯。早在1945年，他就向联邦调查局证实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可是到了1949年3月，他的口气改变了，说得比较谨慎：我没有材料说明她是共产党员，但我的印象是，她至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史沫特莱的“罪名”虽然未能确立，但这场风波却给她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灾难。她很快就发现一些跟她有过交往的人开始疏远她，她的文章很不容易发表，纽约的文艺界对她也冷淡了。她计划在帕里萨兹镇附近一群退伍军人的集会上演讲，由于“恐赤病”的蔓延，有几个不明事理的本地人纠集了一群人在她演讲前一周就聚在一起表示抗议。演讲虽然照常进行，但气氛很紧张，听众的反应也没有过去那么热烈了。
史沫特莱心情沉重，健康也受到了影响。她写信给朋友说，她晚间不服安眠药就睡不着觉，心脏病也犯了，总是疲惫不堪，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似的。由于史沫特莱的“罪名”，使为她提供住处的布鲁克斯夫妇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史沫特莱去留两难，处境十分困窘。斯尼登兰丁村附近的退伍军人美国军团里有一伙人散布谣言，说史沫特莱半夜里为停泊在哈德孙河上的苏联轮船发信号，说得绘声绘影，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联邦调查局因此加紧了监视，史沫特莱出外时只得躲在布鲁克斯汽车尾部的行李箱里。她再也不可能在斯尼登兰丁村住下去了，为了不给朋友带来麻烦，她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史沫特莱回到纽约，打算找房子住下来。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有很多供学生使用的比较便宜的宿舍，史沫特莱跑到那里，想找一间合适的房子。一报姓名，房东们都说：“啊，你就是那位间谍案的当事人呀，要是被联邦调查局盯上就麻烦了。这里不能住，到别处去吧！”有的说得比较委婉：“留女的住不方便，还是个作家，一天到晚猫在家里，电也耗费得多。”她无可奈何，只好搬到西二十三街一家旅店去住，一周25美元的房费，自己开伙做饭。
在这个旅店的小小的房间里，史沫特莱与外界很少联系，过着独自面壁的凄凉日子。幸而旅店距离石垣绫子家很近，石垣夫妇是在艰难的日子里始终忠诚地支持她的老朋友。除了他们，就是埃德加·斯诺了。斯诺与他的妻子尼姆·韦尔斯长期分居以后离了婚。最近斯诺在斯尼登兰丁村与年轻的女演员洛伊丝·惠勒举行了婚礼。当时史沫特莱还没有离开斯尼登兰丁，老朋友的婚事几乎是她一手操办的。这是她在这段压抑的日子里惟一的一件称心快事，现在，史沫特莱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她付了一个500美元的律师费，又给弟弟萨姆寄去了500美元。她知道弟弟也像死去的父亲那样，是个手里一有钱就往酒馆里跑的角色，但弟弟来信要钱，她总是不忍拒绝。为了节省开支，她经常去跟绫子夫妇一起吃饭，根据绫子的回忆，这年盛夏，她汗流浃背地来到绫子家，洗了个澡，穿上绫子的浴衣，坐下来一道吃饭。有时候她会从餐桌上留下一片肉，对绫子说：“这点让我带回去，行不？”绫子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就把肉放在冰箱里，她走时送给她，她爽快地提着走了。绫子看着史沫特莱的背影，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觉得她真是太可怜了。
史沫特莱把她的《朱德传》的书稿交给了克诺夫出版社。编辑要她作很大的改动，他们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引用朱德的原话太多，不生动，要改成作者自己的语言；第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积极同情的表现太明显，要暗示中苏对立，使作品带有反苏反共的色彩。史沫特莱很恼火。她认为第一点属技巧问题，可以接受；第二点是不能接受的。在反共内容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妥协；至于反苏，史沫特莱对斯大林的严酷有自己的看法，但也肯定苏联的光明面，尤其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贡献，她是看得很清楚的，谁也别想要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塞进反苏的内容。史沫特莱常说：“如果苏联没有在战争中牺牲的2500万人，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最后史沫特莱与克诺夫出版社决裂，在斯诺的帮助下把书稿修改完善，另找出版者。
在逆境中，史沫特莱更加怀念中国，怀念她的共产党员朋友。她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甚至在自己的祖国美国，她的心都得不到安宁；只有中国，那儿才是她的家，她生命的归宿，灵魂的家园。近一年多以来，她不断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消息，每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她就举杯默祝，忘记了自己的一切烦恼，忘记了自己原来不是一个中国人。
史沫特莱决定回到中国去。她太爱中国了，她甚至害怕地想：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不会不再需要她这个战地记者了？她一个人在旅馆里寂寞难耐，经常在绫子家里待到很晚。有一次，她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
“我是在中国的战斗中生活过来的，我的斗争目的已经达到，我在中国起的作用已经结束了。”
荣太郎责备她说：“你在说什么呀，艾格尼丝？革命后的中国更需要你的帮助，你对国际舆论的感召力是很大的。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可是你却说……”
史沫特莱听了，怅然微笑。
1949年7月，史沫特莱开始申请到中国去的护照，申请了几次都遭到拒绝，也不说明理由。最后，护照科的人告诉史沫特莱的律师罗格，因为她是共产党人，国防部指控她是间谍。史沫特莱找了很多人帮忙，当局终于发了善心发给她一份1950年10月到期的护照，只对去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有效。这时候已经是1949年10月末了。史沫特莱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其实这是为了迎合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需要，他们计划在1950年10月传讯史沫特莱，让她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审问。
9月末，在史沫特莱还没有领到护照以前，陈翰笙来到她的住处，送给史沫特莱2000美元，这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送给史沫特莱的到中国去的旅费。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远在大洋彼岸的、共同战斗过的忠实的朋友。
史沫特莱兴奋地打电话给绫子，说是得了一笔特别的稿酬，要跟他们在一起好好地庆祝一下。不一会儿，她就提着大包小包和一个大蛋糕来到石垣家。绫子看到史沫特莱，简直惊呆了，她的神情是这样明朗，灰蓝色的大眼睛里盛满了欢乐和幸福，这些日子里她脸上那种驱不散的忧愁和迷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用特别响亮的语调把中国人民给她送了这份大礼的实情告诉了绫子，要知道这些话在电话里是不能说的。然后她就到厨房里忙碌起来。自己做菜请客，这原是史沫特莱的一大爱好，她很久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菜做好了，满满地摆了一桌，三个朋友举起杯来，干了第一杯杜松子酒。
中国人民需要她，中国共产党希望在革命胜利后欢迎的第一位外国朋友就是她，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度过了苦难岁月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将很快摆脱目前这令人窒息的困境，到她向往的中国去，呼吸中国大地的新鲜空气，见到她日夜想念的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许许多多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们，也许还有她钟爱的中国儿子小国华。他们将怎样称呼她，史沫特莱同志？她心里装不下这巨大的幸福，她想唱，她想跳；在绫子和荣太郎这两个好朋友面前，她为什么不可以尽情地又唱又跳呢？
几天以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绫子和荣太郎买了蛋糕和蜡烛，把史沫特莱叫了来，大家又一次举杯，为中国人民，也为史沫特莱的未来祝福。
在等待护照的日子里，史沫特莱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见了一面。他们首次见面是1928年在柏林的时候，以后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49年10月，尼赫鲁首次访问美国。史沫特莱两次写信到印度大使馆要求见他，都没有回音。她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自称是尼赫鲁的秘书的男人。史沫特莱怀疑他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因为据她所知，尼赫鲁的秘书是个女的。这男人说尼赫鲁绝对不会客。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熟悉史沫特莱的记者问起尼赫鲁为什么不见史沫特莱，他感到很意外，立即答应把史沫特莱请到宾馆，谈了一个多小时。史沫特莱希望尼赫鲁尽快承认新的中国政府，并且到北京去看一看，尼赫鲁表示同意。谈话圆满地结束了，但史沫特莱心里感到有点不是滋味，觉得这位老朋友有点高高在上的姿态，好像“屈尊”了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