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底，离了婚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她第一次从中西部的原野和小镇投身到这个被高楼大厦挤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阴暗冷漠、没有一点生命绿意的灰色的大城市，孤独和无所适从的感觉紧紧地缠绕着她。她可以投奔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在纽约当中学教师的索伯格·布伦丁，虽然她不知道索伯格和厄恩斯特的父母会对她采取什么态度。
慈祥善良的布伦丁妈妈像接待出远门归来的女儿一样接待了史沫特莱，安顿下来以后，她就把大城市里待人接物的礼节一样一样地教给她，还送给史沫特莱一顶大方得体的帽子，要她在申请工作跟雇主面谈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
史沫特莱不久就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
她没有住处，只好跟索伯格一起住在小公园旁边的格林尼治村。格林尼治村是一个小小的住宅区，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社会党及其外围社团组织的成员们。索伯格也是个社会党员。史沫特莱通过她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包括简·亚当斯、玛格丽特·桑格和亨利埃特·罗德曼，她们都是当时最出色的女性，妇女解放运动的领油。她们的妇女解放观点和史沫特莱在坦佩师范学校时形成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史沫特莱和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朋友在一起总觉得自惭，因为她不像她们那样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每当史沫特莱流露出这种情绪的时候，索伯格就安慰她，说学校也不一定教给人有用的东西。史沫特莱反而生了气，觉得她们这种出身富裕家庭的人，自己有了足够的受教育的机会，书读够了，反而不了解穷苦而无权的人们的需要。
史沫特莱在纽约白天当秘书，晚上在纽约大学上夜校，生活忙碌而艰辛。但史沫特莱已经习惯了拼搏，她意志坚强，虽然这是一种未经雕琢的粗糙的坚强，但她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毫不退缩地干下去。此刻她坚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她既自信，又充满着把信念化为行动的热情和勇气。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打了两年多，美国公众时刻担心美国被卷入战争。这年威尔逊总统正在争取连任下一届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演说中许诺排除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性，提出“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的口号。史沫特莱也像许多社会党人及其支持者那样，投了威尔逊的票，但她很快就后悔了。威尔逊再次当选以后，对大军火商言听计从，参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史沫特莱和她的中产阶级朋友们一起，投入了反战运动。她比她的朋友们更清楚，被卷进残酷的战争机器变成炮灰的，正是那些年轻的劳动者，是像她自己一样的穷苦人。
反战的宣传和参战的宣传，反战的游行和参战的游行同时走上了纽约街头。社会党人、工会和国际产业工人联盟是反战的中坚。占统治地位的参战势力得到政府的支持，用美国所特有的捏造和诬陷手段对反战派的领袖进行迫害。以《天国的馅饼》等歌曲闻名世界的诗人乔·希尔被投入明尼阿波利斯的监狱并被处以死刑。在旧金山，有人向参战游行队伍投掷了炸弹，工会活动分子托姆·穆尼被诬为杀人犯，遭到逮捕，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由于社会各界的抗议，穆尼在1939年恢复了自由。）
1917年4月6日，威尔逊总统下了对德宣战的命令，无数群众在风雨中集合在纽约联合广场高呼反战口号，史沫特莱也参加了。游行队伍从纽约行进到周围的城镇，到处都有支持反战的人群。史沫特莱第一次看到了组织起来的群众的伟大力量；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是充满了力量的，她很自豪。她第一次在街头向群众发表了反战演说。关于这第一次演说，后来史沫特莱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中有一段描述：
有人把我推到前面去，叫我跟他们讲话……我听人讲过也在小说里读过，一个普通男人或女人如果突然面对大的责任会变得高大起来，他们讲的或做的多么雄辩，多么光辉灿烂，于是听众狂热地鼓掌欢呼。似乎从这一刻起，他们就成为名人了。但是我可不是小说里的人物，我站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惊异地看着工人们往上看的脸。我明白我既无知心里又乱，说了几句话，我就下来了。
这次演讲是不成功的。史沫特莱知道，她要讲的她心里都明白，至少比她的中产阶级朋友们明白得多，但是她胆怯，她讲不好，毕竟这是第一次。
这时候，史沫特莱接到家里的来信，说弟弟约翰为生活所迫，偷了别人的一匹马，坐了牢。史沫特莱生气极了，要是他偷的是面包，那还情有可原，因为他饥饿；可是他偷的是一匹马。史沫特莱写信把弟弟狠狠地责骂了一顿，她气得都不会选择词语了：“你怎么这样混账，竟偷起东西来了！”不久，小弟弟萨姆来信了，他说约翰出狱以后，在俄克拉荷玛做苦工，被阴沟塌方压断了颈骨，很快就死去了。现在家里生活无着，如果艾格尼丝不能支持他到技工学校去读书，他准备到欧洲去打仗。这封信对史沫特莱无异于晴天霹雳，她心里的痛苦无法形容，深深的自责比悲伤更剧烈地撕裂着她的心，她恨自己没有给家里更多的帮助。她回了信，给家里寄了钱，劝萨姆不要去当兵，她答应一定尽快寄钱帮助他上学。可是妹妹默特尔却跟姐姐不一样，她是个主战派。她在圣迪戈做支持战争的工作，说这是为了国家。史沫特莱激动地写道：“谁的国家——那个会让我们像母亲一样地死去，像蒂莉姨妈一样当妓女，像约翰弟弟一样死得像只老鼠的国家——是谁的国家？”
1917年3月，史沫特莱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听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莱帕特·拉伊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结束时说的一段话使史沫特莱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你们美国人——你们的制度，你们创造文化的闲暇是建立在别人受强权奴役的身躯上，这时候你们能够心安理得吗？难道你们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律是你们生活中的法律吗？若果如此，你们是没有灵魂的机器，我们印度人正在为自由努力工作，难道你们也像英国人一样以为你们自己才配享有自由？你们说，你们的战争是为了民主，我对此表示怀疑——你们的原则不包括亚洲，而亚洲人却占人类的四分之三。”
史沫特莱被莱帕特·拉伊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一个星期天，她去拜访莱帕特·拉伊。这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肤色黝黑，头发里夹杂着一绺白发，相貌丑陋，神情严厉，脸的一边有一条伤痕，一只眼睛几乎已经瞎了。1913年拉伊被印度国民大会党派遣到英国去陈述他们的立场，由于战时英国入境限制而被滞留在美国。拉伊在美国已经逗留了将近五年。拉伊是一位有丰富经验和组织能力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研究印度民族问题的学者。在美国，他在自由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使美国人了解印度，吸引尽可能多的美国进步人士支持印度民族解放事业。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弗朗西斯·哈克特是一位爱尔兰民族运动的斗士，认识拉伊以后，他把从事爱尔兰民族运动和支持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给了拉伊有力的支持。《民族》杂志的发行人奥斯瓦尔德·维拉德也是拉伊的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他把《民族》杂志作为发表鼓吹民族解放的文章的园地。新妇女运动联盟的创始人亨利埃特·罗德曼也是莱帕特·拉伊的崇拜者。史沫特莱通过索伯格的介绍认识了她。可惜她在20年代初期就过早地逝世了。1917年，美国印度自治运动联盟建立，莱帕特·拉伊是这个组织的领袖。这个组织以纽约为活动基地，它的宗旨是运用非暴力手段使印度实现自治，成为英联邦内的一个自治领。拉伊认为，印度在英国殖民者的长期统治下，极端贫弱，文盲充斥，一旦完全脱离英联邦，很可能会落入另一个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魔爪。
像小草一样幼稚而本色的史沫特莱，对莱帕特·拉伊产生了一种像对父亲一样的崇敬和信赖的感情。史沫特莱从小看惯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平，种种以强凌弱的残酷事实，她憎恶强权，痛恨压迫，总是自然而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像自己一样的被压迫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拉伊的事业吸引了史沫特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与拉伊的会见改变了史沫特莱的生活道路。几个星期以后，她放弃了她原有的秘书工作，搬出了和索伯格·布伦丁一起居住的格林尼治村，在靠近拉伊住所的威弗利普莱斯租了一个房间，白天给拉伊当秘书，晚上仍然上纽约大学夜校学习。
过了不久，史沫特莱接触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另一个派别，这个派别比莱帕特·拉伊的印度自治运动联盟规模小得多，但却对她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这就是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卡达尔党。卡达尔党的成员大部分是本世纪初移民加利福尼亚的印度锡克族自耕农和工人。他们使史沫特莱想起了自己家乡的矿工和农民，产生了一种亲切自然的认同感。卡达尔党的领导层主要是孟加拉人，拉姆·钱德拉是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知识分子。萨林德朗那斯·高斯和塔克拉纳斯·达斯也是孟加拉人。高斯在孟加拉时就是一个带有劫富济贫的游侠色彩的年轻大学生，1916年他22岁的时候，被孟加拉民族主义组织派到美国，目的是加强孟加拉民族主义组织和卡达尔党之间的联系。达斯是美国籍公民。他们都参加了卡达尔党，成为这个党的核心成员。他们向史沫特莱描述用革命暴力争取印度独立的前景，使出身西部贫穷家庭的史沫特莱十分动心。
卡达尔党人不像莱帕特·拉伊那样把民族运动停留在宣传和学术活动的领域，他们急切地要把革命付诸行动。他们认为，世界大战给印度国内的武装斗争带来了一个好时机。他们通过一个在柏林的民族主义委员会接受德国政府在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达斯1917年春还去了一趟日本，打算从那里把武器和人员运回印度。高斯在美国也作着同样的准备。正在这时候，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卡达尔党人受到极大的精神鼓舞，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以革命暴力推翻反动政权的范例。卡达尔党人的活动更加积极了。
莱帕特·拉伊曾经会见过卡达尔党的成员，他拒绝跟他们合作，理由很明显：第一，拉伊反对用暴力手段彻底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他认为这完全是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使印度陷于更大的灾难；他不赞成印度完全脱离英国，主张用和平的方式争取印度在英联邦内实现自治。第二，他反对卡达尔党人和德国建立联系并接受德国的帮助。莱帕特·拉伊生气地警告史沫特莱，不让她和卡达尔党人在一起。史沫特莱从未到过印度，对印度的国情毫不了解。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她越来越信服卡达尔党的观点，她不听拉伊的劝告，认为拉伊只代表印度的上层阶级和地主。她也像达斯和高斯那样满腔热情而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她只知道，卡达尔党人是被从自己的祖国土地上驱赶出来，浪迹世界各地的志士，他们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着、斗争着。史沫特莱认定他们的目标是正义的，她并不认为他们的做法脱离实际。她当了达斯和高斯策划武装斗争的纽约代理人，把她在纽约威弗利普莱斯的住所作为卡达尔党人聚会的场所和书信往来的传送站。
史沫特莱认识的印度人多了，家里也经常有印度人来来往往。人多了什么样的都有，有时候就免不了产生一些麻烦。按照印度的传统观念，一个女人，只有当她嫁了丈夫，用上丈夫的姓，称为某某夫人的时候，才会在社会上被人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离过婚的独身女人，一个开放的、纵情的美国女人，而且是这个群体中惟一的女人。于是史沫特莱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无聊的同伙的骚扰。这使她很烦恼，也使她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并不是互相等同的一码事，即使民族获得了独立，也还不等于妇女就获得了解放。妇女的解放是更加任重道远的问题。
史沫特莱虽然和莱帕特·拉伊在观点上和行动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她仍然十分尊敬拉伊，把他当作父辈，感到跟他在一起没有任何压力，不像跟她那些中产阶级朋友在一起那样拘束，那样自惭。史沫特莱具有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的博大胸怀，可以说是从莱帕特·拉伊的影响开始的。
卡达尔党的活动受到了美国军事情报官和移民当局的注意，他们开始截留和检查高斯和达斯的信件。史沫特莱的住所也受到了便衣警察的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