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的楼下，原本跟着一起来的几辆警车已经先行去酒店订餐了，只剩下吴国光的警车和江天养的车停在楼门口。
江天养故意冲着宋万友高声说道：“要么您坐我这车，省得我半路上跑喽？”
此刻的宋万友正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化解掉眼前这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连声说不用不用，一屁股就坐到吴国光的车上。临了吴国光打开车窗户冲着江天养大声说：“跟着我的车！”
从宣传部出来到L市最大的一个酒店，中间有大约3公里左右的路程。宋万友从后视镜里看到江天养的车老实地跟在吴国光的车后面，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小狼崽子，毛还没长齐呢，牙齿倒是挺锋利的！”随后他转身问坐在身边的吴国光，“这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
吴国光此刻已经从刚才那种尴尬的状态下恢复了平静，先是吩咐司机开车，接着略加思索后伸出两根手指：“给他们这个数行不？”
宋万友看看竖立在自己眼前的两根手指，随后又看了看吴国光才说：“我作为一级组织是不会介入你们之间的事情的，但是作为朋友我告诉你，现在这帮年轻记者可不是三千两千就能打发掉的！”
吴国光的脑袋使劲儿地摇晃着：“是两万！一人一万，您看行不？”
宋万友把脸转向车外，没有做任何的回答。吴国光明白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的了，随后他清了一下嗓子，不无感慨地说：“现在的人啊！和咱们年轻那时候真是不一样喽，什么钱都敢拿，这样下去早晚是要出事情的！就算他们在咱们L市不出事，早晚有一天也会在其他地方出事！”
宋万友转过脸来无奈地说：“你知道了吧，我们这个衙门岂不是更窝囊，天天被一些大小媒体的记者缠着，揪住我们的一些把柄就是不撒手，不挤出点油水是谁都不愿意撤的！你说，我们不是更烦嘛！”
吴国光突然想起了什么，为了不让开车的司机听到，他故意压低了声音：“那一会儿是吃饭前给，还是吃饭后给呢？”
宋万友摇了摇头道：“还是那句话，我不参与。”
吴国光连忙陪着笑脸：“对，对，对，这是我们支队的事情，我想办法解决。”
说完，他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随即把整个身子转了过去，看了一眼自己车后面。
由于天气比较凉，车内的窗户上已经结了一层雾气，他使劲擦了擦雾气，看到车后面的两束车灯，才放下心来坐正了身子。
宋万友看到吴国光的动作，呵呵笑着说：“别紧张，跟着呢。这种小人物我见得多了，不撕下你一块肉来，哪只狼愿意松口啊！”
吴国光无奈地摇了摇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江天养的车是在跟了一段距离后，故意放慢了车速，让一台出租车驶到自己的前面，随后才调转车头向着北京的方向开去的，直到他们快上那条国道时，吴国光的电话才打进他的手机里。
曹胖子一脸坏笑地看着江天养边开车边盯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号码：
“就这反应速度，咱们都快到北京了他们才发现。”
江天养一只手把着方向盘，一只手接起了电话：“抱歉！抱歉！刚才接了单位的一个电话，让我们赶紧回去，说有紧急的采访任务，所以只能先走一步了。”
吴国光知道这是江天养耍的一个手段，本来想发作，但又实在是不敢，只好和颜悦色地说：“老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有什么事情吃完饭再说嘛，你们就这么一走，我和老宋不是白陪你们挨了半天饿嘛！”
江天养哈哈笑着，正要说几句安慰的话，电话那边已经换成了宋万友：“老弟，我是宋万友啊，要么就这样吧，咱们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这事情你看怎么样能化解掉？”
“什么算是化解呢？”
“就是不要报道，你要知道，这事情一旦报道出去，对于L市交警的形象影响太大，L市的交警在省里可都是典型啊，旗帜好不容易树立起来……”
江天养打断了宋万友的话：“宋处长，你也是一个老新闻了，我举个例子吧。
假设说一个交警扣了一台车，那么这个交警本人有放车的权力吗？肯定没有，只有交警的领导才有权决定放或不放。我们当记者的也一样，我们只有采访的权力，报道不报道的权力不在我这儿，我也有我的领导啊！”
宋万友听到这里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只说了一些天黑了，小心开车的客套话，随即挂断了电话。此刻吴国光也明白事情终于是闹大了，连忙伸出五个手指头问宋万友：“这个数行不？”
宋万友白了他一眼：“你就是把袜子脱下来，加上十个脚趾头都不一定够了！”
吴国光傻在车里，老半天才一脸焦虑地看着宋万友说：“那你说该咋办？”
宋万友让司机先把车停在路边，自己沉思了一会儿，随后从口袋里摸出手机，调出一个号码，把手指放在拨出的按键上，转过脸来问吴国光：“办法只有一个了，他们《中国法制观察周报》总编辑和我一个老朋友是同学，我联系一下那个老朋友，让他在中间给引荐一下，你明天去北京吧，直接到报社找去。”
吴国光知道宋万友的意思，此时他感觉自己已经被悬在了悬崖的边上，手中只有宋万友这根不知道会不会断掉的绳子：“你不打算陪我去吗？”
宋万友按下拨出键，趁着电话还没有接通，他冲着吴国光点了点头说：“看你的运气了，自己的梦自己去圆吧！”
媒体的级别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有着严格的区分。从媒体的采访范围来说，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中央级媒体和地方级媒体。
类似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这种中央级媒体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采访和新闻报道，他们的记者到地方省市去采访时，当地的宣传部门都会小心翼翼地接待，生怕某一个环节出现纰漏，最终让当地的负面新闻被披露出去。
而地方媒体就只能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新闻采访和报道工作，省级媒体可以走遍本省、市级媒体可以走遍本市，一些县或者是县级市的媒体更是只能窝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上活动。
这些地方级媒体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地方级媒体的记者是绝对不可以越界采访的，更不可以报道非本行政区域内的负面新闻。否则一旦出现A省的媒体记者去了B省的区域揭了人家老底，或者C省的媒体记者在D省挖出几条猛料的情况时，相关的媒体领导之间总是会出现一些不愉快，毕竟大家都是搞新闻的，你叫你的记者来我这里曝光，是不是有新闻侵略之嫌呢！
《中国法制观察周报》就是属于中央级媒体的一家新闻单位，这张发行范围覆盖全国的报纸有两个东家。大东家，也就是主办机构是官方机构，有着一定的行政级别，在报社里大家都管这个东家叫公老板；另一个东家是投资方，主要负责报纸经营领域，原则上不干涉报纸宣传。老板是一个从海外归国的华侨，那个华侨在国外投资了一个传媒集团，由于年岁大了，才开始向国内收缩，准备在国内安度晚年，由于这位华侨是一个老太太，所以大家习惯地称她为母老板。
《中国法制观察周报》办公的地方是一栋位于北京朝阳区CBD东侧四层高的写字楼，与周边那些几十层高的商务大厦比起来，这栋四层高的小楼显得是那么的不协调。要不是《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在全国报刊中排得上号，恐怕这栋小楼早就在轰轰烈烈的CBD建设中被开发商的铲车给推倒了。
报社的四楼是采访中心，整个四层所有的隔断都被打通，形成了一个敞开的办公室。120名记者按照不同的部门分散在这个巨大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和手机铃声此起彼伏，聊天和采访的嘈杂声更是让这里永远像自由市场一样热闹。
三楼是《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编辑中心，60多名编辑在这里把记者通过网络传来的稿件和图片制作成版样，然后由美术编辑进行版面的美化。
二楼是整个报社的神经中枢，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周浩然就在二楼最中间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其他几名分别分管着采访、编辑和常务的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分列在左右，对面的办公室则分别是总编办、行政管理中心、纪检委和财务室。
报社的一楼主要是武警警卫，整个一楼除了靠近接待大厅一个不大的房间是会客室外，其余房间都是武警的宿舍。按照《中国法制观察周报》的级别和报社属于一级布防单位的规定，这里驻守着一个中队的武警，每两个小时换一班门岗，全天24小时警戒。
由于值勤的武警只认出入门的门卡而不认人，所以报社把广告部设在投资方北京的办事处那里，毕竟平日里来报社做广告的客户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想要通过双岗的武警门卫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从中午开始北京的天空就更加阴沉起来，一直到晚上5点多的时候，整个天空都已经暗了下来，从报社四层大落地玻璃窗看出去，街上的路灯已经全部亮了，主路上的车龙又和往常一样正堵得水泄不通。
江天养斜靠在四楼深度报道组自己的椅子上，手上端着一杯还飘着奶香的咖啡，穿着运动鞋的两只脚交叉着放在办公桌的边缘，抬头看着挂在墙壁上的电视。
也许因为在大学里是学习法律专业的缘故，江天养从来到报社就被安排到了国内新闻部的深度报道组担任记者。
这个深度报道组不同于报社里的其他国内部的记者，其他记者一般都是国内哪里发生了重大的突发新闻就立即奔向新闻现场，采访现场、拍摄照片、回传稿件，忙得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