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茶道的演变规律是在煮茶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煎茶道，在煎茶道的基础上形成了点茶道，又在点茶道的基础上形成了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茶道的精髓
“茶道”，简单地说就是饮茶之道，是指沏茶、品茶的完整过程，其中的“道”，含有规律、方法、学说的意思。如果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看，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通过沏茶、赏茶、饮茶等茶事活动，融入哲理伦理、道德的因素，通过饮茶的行为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在精神享受、心灵净化和人格操守等方面得到提升，以及有助于增进友谊、学习礼法等和谐氛围的形成。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与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以及朝鲜的“和、敬、俭、真”相近，都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只是中国的茶道不像日本那样缘起于寺院，沾染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而是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具有广义性和宽泛性，因而对茶道的概括不尽相同。直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茶文化的再度复兴，一些茶学家才意识到应该对中国的茶道精神给予约定俗成的概括。这样就出现了几种提法。不过笔者认为对于茶道的概括最精当的莫过于陈香白教授提出的“和”。他认为“和”是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根据陈香白教授的解释：“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也意味着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并由此产生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他在《中国茶文化》一书中写道：“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请相信：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陈香白教授的话指出了中国茶道的精髓，深入浅出地解释了茶道的丰富内涵。
这种“和”的理念，是中国茶道的灵魂，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相糅合的体现。这是源于《周易》的“保合大和”的哲学理念。“和”而阴阳协调，“和”而五行共生，“和”而天人合一，“和”更是中庸之道的基础。实际上，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的实施，来引导饮茶者在美的享受过程中，完善品格修养，实现和谐安乐之道。我们从陆羽在《茶经》中对煎茶风炉的描述就可以看出：铁铸风炉属“金”，风炉放在地上属“土”，炉中烧木炭属“木”，木炭燃烧属“火”，风炉煎的茶汤属“水”。可见，煎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这就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五行共生、和合协调等理念是茶道的思想基础。
从“吃茶去”看“茶禅一味”
在佛学界和茶学界一直流行着“赵州吃茶去”的传说，说的是河北赵州的柏林禅院有位高僧法名从念禅师，由于在这个禅院修行很久，人们往往称他“赵州”，而不叫他的法名。有一次赵州问一个新来的僧人：“你到过这里吗？”僧人回答道：“到过。”赵州就说：“吃茶去！”接着又问一僧人，对方回答道：“没到过。”赵州也说：“吃茶去！”此时在赵州身边的一位朋友就问他：“为什么到过的‘吃茶去’，没到过的也‘吃茶去’？”赵州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却说：“吃茶去！”赵州对三个回答不同的人，都以“吃茶去”作答，似乎是答非所问。其实，正是这种同一的回答反映着茶道与禅心的默契。
这个在佛学界和茶学界耳熟能详的故事，告诫人们不要对佛学寄予非分的妄想。不论什么样的人，不论相识或不相识，也不论到过或没到过佛门、禅院，只要能够怀着一颗平常的心，真心实意地“吃茶”，就能够进入“茶禅一体”的境界。这是因为茶与佛与禅都强调主体感受。饮茶需要平心静气，气定神闲，寻求在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的氛围中，循序渐进地啜饮，才能领悟到茶的魅力。参禅难道不也是如此？参禅时只有怀着一颗平常心，才能得到宁静的心境，只有在宁静的心境中才能自悟禅机。看来，品茶是参禅的序曲，参禅是品茶的最高境界，二者相辅相成，不分伯仲，融会贯通。饮茶与参禅有着相通的追求，都是追求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都是在努力寻求人与大自然的心灵感悟，以达到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感性交流和精神融通的境界，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僧人静气养性，打坐参禅，诵经念佛，在人困乏力之余，需要饮茶清心、提神、醒脑。而在品茶时也需要有一种佛家的清寂，道家的超尘，儒家的风雅，远古的空灵虚静。就是这样相通的行为与感受，使得“茶禅一味”恰好反映了茶道与禅心的默契。或因如此，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在一首诗中写道：“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这几句诗概括了饮茶与参禅的“茶禅一体”、“茶禅一味”的密切关系。
佛教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由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到隋唐时期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佛教寺院。由于寺院多建于山高水好
的山林之中，而茶树也生长于山高水好的山林之中，因而僧人得以最先与茶相接触。我国最早栽植茶树的吴理真，就是西汉时期四川蒙山甘露寺的僧人。是他在蒙山率先栽植了七棵茶树，培育出天下闻名的“蒙山顶上茶”。两晋时期的僧人法瑶，永嘉年间在武康（今浙江德清县）小山寺受到过饭后饮茶的款待。南朝时的文士王子鸾和王子尚造访八公山，受到过昙济道人设茶茗款待。王子尚觉得口感相当好，激动地说：“这纯粹是甘露，哪能说是茶汤呢！”晋代司马氏当政时期，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的茶叶款待陶渊明，他们“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宵达旦”，说明寺院僧人饮茶和以茶待客已经很盛行了。到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在南方寺庙出现了“寺必有茶，僧必善茗”的现象。福建的“武夷岩茶”，是武夷寺院的僧人发现和培育的；江苏的碧螺春就是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焙炒的。到明代隆庆年间，僧人大方培植的“大方茶”，就是皖南“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等都是经寺院的僧人培植和焙炒而成的名茶。这就说明寺院僧人与茶的密切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僧人对茶的参禅和保健作用较早就有了认识。
僧人本来的生活来源是依靠施主的布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和僧人数量的增多，逐渐形成了“坐禅”和劳作并举的办法。由于佛教圣地多有茶树，这就使得种植茶树、采摘茶叶、焙炒茶芽等劳作成了僧人礼佛活动之外的内容。当然，有了茶叶，饮茶也就势在必行了。特别是僧人坐禅时，饮用茶汤能提神醒脑、安定神经和清性修行，有助于参禅和面壁省悟，这就使得饮茶被很多僧人所接受。因而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写道：“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不仅如此，佛教寺院还对茶树的栽培、茶叶的焙炒研制出独特的技术，对饮茶之道也非常讲究。寺院里每天都举行“奠茶”仪式，僧人每天早起先饮茶后做佛事。在佛前供奉茶汤，成为佛教仪规。在寺院内设有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茶堂”。还设有“茶头”，负责烧水煮茶、献茶待客等事项。到了宋代，寺院里时兴茶汤会，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出茶叶质量的高低，以后演变为“斗茶”，风靡各地。
“茶禅一味”的发源地是湖南常德的夹山寺。唐代咸通十一年（870年）高僧善会在夹山寺布经说法十余年，悟出了“茶禅一味”的真谛。到宋代政和元年（1111年）圆悟禅师在此传经授徒10年。他所撰著的《碧崖录》成为“佛教禅宗第一书”，弘扬了“茶禅一味”的观点，并亲笔书写，刻为石碑，流传下来。圆悟禅师亲书“茶禅一味”的真迹被弟子带到日本珍藏于奈良大德寺作为镇寺之宝，自此茶道盛行于日本。因此，夹山寺被誉为“茶禅一味”的祖庭。僧人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由此佛家与茶结缘，形成了“茶禅一体”、“茶禅一味”的格局，形成了以佛教仪式为基调的日常饮茶程序。这也是中国茶禅文化史的源头。
中国古代的斗茶
“斗茶”是宋代的名称，在唐代称作“斗茗”或“茗战”。这种活动始于唐代的福建建州（今建瓯）茶乡。这是一种在每年春茶焙炒后，茶农和茶客们比试新茶优劣的比赛活动。“斗茶”中的“斗”，如同汉代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吾宁斗志，不能斗力”一样，是竞争、比赛的意思。这种斗茶具有比技巧、赛输赢的特点，每次斗茶都会吸引人们参与、观看。
斗茶的产生，标志着人们饮茶规格的提升，不再是为了解渴而饮茶，而是提升为一种消遣性的品味茶质量高下的活动。后来演变为筛选贡茶的一种方式。它之所以在福建建州产生，就是因为建州是福建的著名茶乡，在选取贡茶时最先引进了斗茶的方式。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中就生动地描绘了当年斗茶的景象：“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当年的浙江湖州长兴县顾渚山出产紫笋茶，江苏常州（古代州名）义兴（今宜兴市）出产阳羡茶，这两种茶唐代均列作贡品，虽属两省，而两地邻壤相接，每次斗茶时，湖州的崔刺史，常州的贾刺史都亲临现场，诗中写的湖州的紫笋茶与常州的阳羡茶争斗的情景，反映了当年地方官吏参与筛选贡茶的斗茶实况。
到了宋代，斗茶之风日趋繁盛，不单是为了筛选贡茶而举行斗茶活动，一些文人墨客也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写的“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蒲兰芷”、“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等诗句，就很生动地表现了斗茶时输赢双方的神态和热闹场面。更有甚者，斗茶活动进入宫廷，受到宋徽宗的赏识。当时宫廷的斗茶与茶乡选贡茶的斗茶不同，而是演变为一种比试点茶技巧、品茶品水的消遣活动。宋徽宗的《宣和官词》中写的“上春精择建溪芽，携向芸窗力斗茶。点处未容分品格，捧瓯相近比琼花。”就是宫廷斗茶的写照。
靖康之耻以后，南宋王朝已经顾不得品茶消遣，斗茶之风也就日渐衰落。及至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斗茶的游戏漂洋过海传人了日本，逐渐变为当今日本风行的“茶道”。
北宋的茶学家蔡襄在他的《茶录》中总结了斗茶的要诀，提出斗茶赢家的标准要做到“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为汤色。汤色就是茶水的颜色。由于斗茶是以建州白茶为基础，汤色以纯白为最佳，至于青白、灰白、黄白等汤色，则逐次而下之。因为汤色越白就表明茶质越鲜嫩，焙炒时火候恰到好处；反之不是火候太老就是太嫩，或者采摘得不及时。这就是蔡襄强调的“面色鲜白”。
其二是汤花。就是蔡襄指出的“盏无水痕为绝佳”。斗茶的用茶要预先碾成粉末。注入沸水后，要看两点：一是看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恰到好处，汤花匀细，就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日“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线）。因此，有无水痕，或水痕出现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因此，蔡襄说：“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斗茶是两人搏击的活动，决定胜负一般是“三斗二胜”者领先，计算胜负的术语叫“水”。如果说两种茶叶的好坏程度，就说“相差几水”。
异彩纷呈的茶联
茶联是张贴或悬挂在茶馆、茶楼、茶园、茶亭的门庭或楹柱上的对联。它是一种文学艺术兼书法形式的茶文化的载体，也是我国楹联宝库中的一枝夺目奇葩。我国的楹联始于五代后蜀国君孟昶在964年挂在寝门门框上的桃木板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唐代虽然饮茶成习，但因茶馆尚处于启蒙状态，茶联并没有伴随着茶诗的兴盛而得以发展。到了宋代饮茶兴盛，茶馆日渐增多，一些文人墨客受到民间过年节挂桃符的启发，兴趣所致为茶馆撰写了对联。这就是茶联最初的形态，但并没有形成风气。明代朱元璋提倡过年贴春联，过年节贴春联成为一种时尚，推动了茶联的发展。传说四川的一个小镇有家茶馆，兼营酒业，但因来往的客商不多，生意很清淡。店主人想方设法招徕顾客，就请一位当地才子撰写了一副茶酒联，镌刻在大门两边：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杯酒来。
这副通俗易懂的茶联，生动贴切，给人很多感悟，交口相传，使得这家茶馆茶酒两旺，生意兴隆，许多酒肆茶馆纷纷效仿。但是茶联真正昌盛和步人高雅境界的时期却是清朝，特别是18世纪的郑板桥能诗、善画，又懂茶趣，善品茗，他创作的妙趣横生的茶联，受到时人的推崇，一些诗人骚客也相继创作茶联，将茶联创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茶联不但给人古朴高雅之美，也常给人以正气睿智之感，还给人带来联想，增加品茗情趣。好的茶联可以使茶增香，好茶也可以使茶联生辉，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伴随着茶联的产生，茶楼还出现了匾额，称作“茶额”，如”陆羽遗风”、“茗家世珍”、“茶苑”、“香萃堂”等，既美化了环境，增强文化气启，又丰富了品茗情趣。现代的茶艺馆仍然很重视茶联和茶额，茶艺馆主人往往不惜重金邀请著名书画家或社会名流题写茶联和茶额，以便以此来显示本茶艺馆的文化品位。茶联就与茶馆的生意挂起钩来，因此许多茶联是为了扩大茶馆的影响和声望，以达到招揽生意的目的。广州的著名茶楼“陶陶居”的主人，曾不惜重金征得一副茶联：
陶潜喜饮，易牙喜烹，饮烹有度；
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
这副茶联，以“陶”字开头，分别用上了陶潜、易牙、陶侃和夏禹四位名人及其有关的四个典故。即陶潜喜饮，易牙喜烹，陶侃惜分和夏禹惜寸。这副茶联将“陶陶”两字分别嵌于每联之首，又扣住了“陶陶居”的茶馆名称，可谓自然、流畅，匠心独运。不仅如此，这副茶联还引而不发地奉劝世人饮食有度，珍惜时光，不要蹉跎岁月，表明了茶馆主人高屋建瓴的姿态。其实谁都知道，开茶馆是为了赚钱，顾客买得多，主人赚得多，可是这副茶联却反其道而行之，规劝顾客“饮烹有度”，它所产生的美学效应却给人以大度、豪爽，有涵养，善包容之感。这是茶联的一个特色。
茶联的另一特色是蕴涵着令人反复回味咀嚼的情趣和哲理。如清代书画家郑板桥为四川青城山常道观膳堂题写的楹联是：
扫来竹叶烹茶叶；
劈碎松根煮菜根。
这副茶联字面写的是常道观的道士平日打扫道观的落叶烧茶，劈开老松树根煮饭，过着清苦简单的生活；可是言外之意却是赞颂道士们甘于淡泊宁静的生活，不慕世俗名利的恬淡心态。贵州省贵阳市图云关茶亭有一副茶联是：
两脚不离大道，吃紧关头，须要认清岔道；
一厅俯看群山，站高地步，自然赶上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