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对手柳原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也可以说是颓败的人物，不过是另一种的颓败。他和她要好，不打算和她结婚。这样的人往往是机智的，伶俐的，可是没有热情。他的机智与伶俐使他成为透明，放射着某种光辉，却更见得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经熄灭了。结婚是需要虔诚的，他没有这虔诚。他需要娼妓，也需要女友，而不需要妻。他与萨黑荑妮公主往来，这萨黑荑妮公主对于他毋宁是娼妓，他决不把她和流苏同等看待。保持这样的女友关系，靠的是机智与伶俐，不是靠的热情。流苏恨他的这一手，但也有不尽了解他的地方。柳原有意当着人做出和她亲狎的神气，而两人相对时却又是平淡的，闲适的，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始终保持着距离是狡狯，但他当着人和她的亲狎却是有着某种真情的。人们把他俩当做夫妇，在他乃是以欺骗来安慰自己，因为他只是厌倦人生，缺乏家庭生活的虔诚，没有勇气结婚而已，但仍然自己感觉到这一面的空虚，他需要以伪装的夫妇来填补这空虚。其人是自私的，并且怯弱。有一天，他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流苏，也不是为了要使流苏烦恼，却正是他自己的烦恼的透露。他说出了爱，随即又自己取消了。因为怯弱，所以他也是凄凉的。
但流苏不能懂得这些，只以为都是他在刻毒她，玩弄她，她也是自私的，但她的自私只是因为狭隘，和柳原的自私之因为软弱不同。当她赌气回上海住了些时，柳原打电报请她再到香港去的时候，她觉得万分委屈，失败到不能不听他摆布而哭了。这处所，倘在低手，是要写成一喜一怒，或惭喜交集的，其实是绝没有喜意，也没有怒，连愧惭都不是，而有的只是一腔委屈。
重到香港之后，一个晚上柳原吻了她。第二天他却告诉她，他一礼拜后就要上英国去。他是要逃避自己的这一吻。
流苏被留在香港，独自住在他给她新租下的一所房子里。一切竟是这样的空洞，不切实，这样的没有着落吗？不，就是梦也要比这更分明些。她搬进了新房子，“客厅里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黏指尖贴在墙上，一贴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
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她要证实给自己看，就是欺骗自己都好。
于是来了战争，柳原和流苏逃难做一起。这战争，如作者所说，流弹的“那一声声的‘吱呦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的尖端，那炸弹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拍地掷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而更要紧的，是这流弹与炸弹把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自私与软弱都撕掉了，剩下素朴的一男一女，变成很少说话，却彼此关切着，结了婚了。早先说的“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首最悲哀的诗，至此得到真实的人生做注解了：“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的。”
这故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的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至于文句的美，有些地方真是不可及的。例如：“那口渴的太阳汩汩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哗啦哗啦的响。人身上的水分全给它吸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流苏渐渐感到那奇异的眩晕与愉快……”凡是在浅水湾海滩上玩过的人大概总能领略这妙处的。又如写流苏刚到香港：“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躐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的七上八下起来。”好在那里，我想是无须解释的。并且我也不想一一举出，不如让读者们自己去发现来得更好。
有一次，张爱玲和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强。停了一停，又思索着说：“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感情，贫乏到没有责任心。但她又说：“譬如写文章上头，我可是极负责任的。”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当时也说不上来。
但也随即得到了启发。
是几天之后，我和一个由小党员做到大官的人闲谈，他正经地并且看来是很好意地规劝我：应当积极，应当爱国，应当革命。我倦怠地答道：“爱国全给人家爱去了，革命也全给人家革去了，所以我只好不爱国了，不革命了。”
正如鲁迅说的：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有人会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再遇见张爱玲的时候，我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这名称是不大好的，但也没有法子，就马马虎虎承受这个名称吧。（编注：原文如此，想是经检查之故。）说到“没有法子”和“马马虎虎”，想起一次和清水、池田两位谈天，他们很惊奇这两句中国特有的流行语。我说这两句话是民国以来才有的。几十年来，英雄们来来去去，一个个摩拳擦掌，在那里救国救民。而人民，却只是赶着看热闹，你问他游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号他也喊。回来问他怎么样？他说是“马马虎虎”。但凡英雄们，无论是土着的，外来的，总是异口同声的叹气，对于这样的人民“没有法子”。也幸亏这“马马虎虎”，人民才不至于被骗光，使得英雄们作恶“没有法子”作得彻底。
还是各人照管照管自己吧。同时也不妨听听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当作余兴。《到底是上海人》里赞扬上海人的这种聪明，与几乎具有魅惑性的幽默，但不是俏皮。
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走向腐败。如今人总是把个人主义看做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专有的东西，殊不知历史上无论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当它没落之际，都是个人被团体淹死，而人类被物质淹死。有如一家破落的大户，奴隶厌倦主人，主人也厌倦奴隶，生活的一角更沉湎于奢侈，而生活的全面则是物的贫乏，使人心因为吝蔷而收缩。一切成为不可忍受，如《论写作》里说的有一种“壅塞的忧伤”，人也“雾数”，物也“雾数”，没有一桩顺眼的。要活下去，是只好出走，如《走，走到楼上去！》里说的“去接近日月山川”，并且把物从阴暗的角隅里拖出来，拆散，一件件洗干净了，也得个爽心悦目。
苏格拉底与卢骚就是这么的要袪除氤氲于“雾数”的东西上头的神秘，而诉之于理性。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卢骚还挑战地说：
“我即使不比别人更好，至少我是和别人不同的。”
讲到出走，她的一张照片，刊在“杂志”上的，是坐在池塘边，眼睛里有一种惊惶，看着前面，又怕后头有什么东西追来似的。她笑说：“我看看都可怜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个朋友说：“像是个奴隶，世代为奴隶。”我说：“题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过后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说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开始，世界于她是新鲜的，她自个儿有一种叛逆的喜悦。
但她和苏格拉底、卢骚他们都不同。
纪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只是在解体中，后面并没有新的时代，苏格拉底的理性没有现实的东西可以依附，随后是被吸收到基督教里去了。尼罗时代的罗马也是有没落而无新生，如显克微支的《往何处去》里所写的，人们倦怠于生活，盛行了讽刺，但终因时代没有前景，所以讽刺也渐渐稀薄，成为无害的警句，过后是无结果地消失了。一时代的没落之后倘使随来的是空虚，是开不出文学的花来的。
卢骚的时代却是有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前景的，所以卢骚对于旧时代是谴责，不再用讽刺。他有《民约论》，有《爱弥儿》，替时代开了药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种。
文学上从讽刺发展到谴责，再发展到对于新事物的寻求，往往是经过一串长的程序的，而现在却是压缩在一起。例如鲁迅，在他同时写的作品里就有讽刺，有谴责，有寻求，并且有开方。这是因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连续的革命与连续的反动之故。但鲁迅在开方上头是错了，他的参加左翼文学是一个无比的损失。他是过早地放弃了他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旧时代的抗议者，新时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时代的和谐中融解，却不是什么纪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灭的。
鲁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讽刺没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虚挣扎，想归结到有所寻求，但终于自己烧掉了《死魂灵》的后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鲁迅的讽刺却是有寻求，所以能不受空虚的袭击，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鲁迅的收场也并不比托尔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尔斯泰是伟大的寻求者，但一开方，就变个枯竭的香客了。鲁迅开的方是史大林一味，也等于宗教。而在过早地放弃个人主义上头，则鲁迅和果戈理在晚年同样的被什么纪律所牺牲了。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使得许多年青作家的创作力都毁灭了，现代杂志社的那些人，有的是从明丽的南欧留学回来的，带来一些鲜洁的空气，如同沾着露水的花朵，刚刚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时代的阴暗给予文学的摧折真是可惊的。没有摧折的是鲁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愤怒才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几年来，一派兵荒马乱，日子是更难过了，但时代的阴暗也正在渐渐袪除。兵荒马乱是终有一天要过去的，而传统的吓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能再恢复。这之际，人们有着过了危险期的病后那种平静的喜悦，虽然还是软绵绵的没有气力，却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围了。而她正是代表这时代的新生的。
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统治这世界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呢？《封锁》里的翠远，像教会派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没有错，然而不快乐。她没有结婚，在电车上胆怯怯的接受了一个男人的调情，原来在她的灵魂里也有爱，然而即刻成了秽亵，她吃惊，并且混乱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个银行的职员，像乌壳虫似的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和那女人，不过是很偶然的戏剧化的一幕，但他从自己的一生中记忆起了一些什么，使他烦恼，不满于他自己了。
高等的如《倾城之恋》里柳原与流苏的调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柳原说的不错：“死生契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世界是荒凉的，并且太沉重了，他的机智与风趣只是萤火虫的微蓝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还有更低等的如《连环套》里霓喜过的那种日子。霓喜一个又一个的和男人姘居，有如饥饿的人贪馋地没有选择地大嚼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也有滋养，不免伤了肠胃，精致的东西不一定是伟大，但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柳原的光辉久后是要黯淡的。这光辉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梁太太一直过的高等调情的生活，越来越变成现实的浅薄的享乐，灵感褪了色，只好加上腻与刺激，以浓浓的味使自己上瘾，并且欺骗自己，当作这里边有着滋养。
这种靠不住的灵感的褪色是可哀的。《金锁记》里姜公馆的客厅是阴沉沉的，姜公馆的男女一个个如同年深月久贴在屏风上绣出的鸟，没有歌唱，连抖动一下翅膀的意思都永远没有了。即使加上腻与刺激也没有用，久后成了麻痹，如同《年青的时候》里的油炸花生下酒的父亲，听绍兴戏的母亲，庸俗的姊姊，过的日子正如绍兴戏的唱腔宽平面无表情，热闹的，眩晕的，不真实的。如同《花凋》里的郑先生家，外面好看，里头姊妹们为了一件衣裳一双袜子费尽心机，几乎是返到原始的生存竞争，并不比拾荒的孩子们的争吵更文明些。
是什么鞭子把人打成这样子可怜相的呢？是《年青的时候》里教科书的怆然告诫自己：“无论什么事，都不可以大意。无论什么事，都不能称自己的心愿的。”连惊叹号都没有，只是冷冷的逗点与句点。是《金锁记》里那沉重的黄金的枷锁。总之是这世界上有着牵牵缠缠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伦理。
她谴责这些，而抚慰那被损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泪，不是悲怆的而是柔和的眼泪洗净了人间。在《公寓生活记趣》与《道路以目》里，她把事事物物养在水盂里，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精致的，明朗而亲切的。她拆卸了戏剧化的装饰，把人类的感情揩拭干净，告诉他们衣着的美，吃食的美，告诉他们怎样听幼稚的弟弟讲故事：“他还没说完，我已经大笑起来，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当作小玩意。”
但这些都是个人的。倘或集团相处又怎样呢？
《到底是上海人》里她赞美上海人的聪明，那种把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也当作一个小玩意的风趣。不过事实本身并没有她的这说明那样好。她另有她所寻求的。《论写作》里她神往于申曲“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官上马定乾坤”那种时代，如南星的散文里有一句“午后庭院里的阳光是安稳的”，真是思之令人泪落。但她不能开方，她是止于伟大的寻求。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至此忽然记起了郭沫若的《女神》里的“不周山”，黄帝与共工大杀一通之后，战场上变得静寂了，这时来了一群女神，以她们的抚爱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这样，是人的发现与物的发现者。
1944年6月载于上海《杂志》月刊。
张爱玲与左派
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不革命，张爱玲文章本来也没有他们所知道的那种革命。革命是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
所以，张爱玲的文章不是无产阶级的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