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1)

舆论和舆论监督是新闻与传播学的概念，同时也是社会学、政治学关注的热点，它是社会现代化的民主理念，是社会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和社会控制机制不可或缺的践行手段和实现途径。而正义问题是伦理学的概念，是伦理学的核心话题，同时也是哲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它是人类社会理想选择中既抽象又具体的价值标准。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在其价值取向上具有强烈的一致性，那就是对于非正义的否定性反映。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运用舆论的力量制衡权力的越界、纠正社会偏差使之沿着法制的符合社会共同准则的方向亦即社会正义的方向运行，舆论监督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追求社会正义，即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性的和谐境界。正义是理想的美德、理想的境界，而舆论监督是对实现理想美德、理想境界的践行，因此社会正义的实现离不开舆论监督，它们的共同基础是“公正”、“平等”、“自由”、“正当”。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相伴相生、相依相随的精神文化现象，二者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合理发展在目标、理念和实践意义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现代文明社会运行中舆论监督不仅仅是工具的，它所谋求的社会正义的境界也不仅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或法律的、道德的，同时它更是一种文化的状态和精神的秩序，是一种引导人类生活和谐化、完美化的价值向度。

社会正义

正义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意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基本行为准则，它是人类弥久常新的文化精神现象，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追求社会正义的历史，是构成人类社会制度建设的精神指向。

一、正义观念考察

正义是西方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的重要概念。那么，什么是正义？有人说正义是“一张普洛透斯式的脸”，变幻无常。可历史实践中正义的魅力却是无穷尽的，它是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是对社会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追求和选择。

（一）古代正义观

“正义”一词于拉丁语“躁怎泽”，具有公正、正直、法、权利等多种含义。古希腊人认为正义是一种永恒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和限度，是为了实现事物与人际的平衡关系。荷马诗史中“凿蚤噪藻”（狄克，正义女神）一词是一个预先假设的前提：宇宙有一种单一的基本秩序。这一秩序既使自然有一定的结构，也使社会有一定的结构，若要成为正义或实现正义，就要按照这一秩序来规导自己的行为和事物。当然，支配这一秩序的是宙斯。荷马史诗中描绘的人与神的生活画卷，使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原始的正义，正义观念中包含了对法、惯例、秩序的维护和对勇敢、节制、勤劳等个人美德的推崇。

“正义”在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那里被看成是一种和谐。毕达哥拉斯的著名观点是：正义就是一种数的平方，即公正是同次相等的数。“数”是万物的始基和本质，整个宇宙，一切事物都是按照“数”的和谐关系有序地建立起来的。事物的发展就是“数”的发展：由点而线，由线而平面，由平面而立体，由立体而物质，由物质再到灵性乃至理性。整个宇宙秩序都显示在“数”的和谐之中，布数的和谐便是正义。而赫拉克利特则认为“正义就是斗争”，对立物存在于同一东西之中，一切都由对立而产生，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和消灭的。正义是相对不正义而言，“如果没有那些不正义的事情，人们也就不知道正义的名字”。因此，正义就是斗争，通过斗争找到彼此的界限与和谐。梭伦和伯里克利是希腊民主政治的领袖，他们通过政治改革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并使雅典达到辉煌。他们提出了公民本位的城邦正义观：公民在政治地位上完全平等，公民自主决定社会共同体的方针政策，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伯里克利说：“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民主政治有三条原则：“自由、法制、法律面对所有的人都同样的公正”。梭伦和伯里克利所建立的雅典民主制及他们所倡导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法律至上的正义观对希腊及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口号就是对这种希腊古典精神和正义理念的倡扬和恢复。它使正义理念由天上降到人间。

苏格拉底，这位西方世界的“孔夫子”，提出“正义是一种美德”。雅典经过了伯里克利时期的辉煌之后，逐步走向衰落：社会道德处于无序、混乱和堕落状态。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民主制的道德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城邦民主制要健康发展，其公民必须具有主体意识，要自觉地承担起维护城邦法律的责任。由此，他把正义与德性结合起来，认为正义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就是在特定环境中知道如何行动是“最好的”，而“美德与知识同一”，知识是“善”的充分条件，正义作为一种美德于知识和智慧。他个人不惜失去生命也要服从国家法律的做法正是他坚守美德的正义践行。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正义问题作为中心问题加以阐发，正义论是柏拉图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正义包括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对于国家来说，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他把社会成分成三个等级：统治者、武士和劳动者。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美：智慧、勇敢和节制。三个等级各尽其职，各安其分，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正义的美德。而个人正义则表现为个人中心的三个部分各尽其职、各安其分，即理性及美德智慧、意志及美德勇敢、欲望及美德节制，当三者和谐地发挥其职能时，个人就表现出正义的美德。也就是说，个人正义就是灵魂各组成部分和谐的、协调的一种内在精神状态。柏拉图的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的各司其职、各守其分的观念，实际上表达了他对社会强调秩序、和谐、稳定的理想渴望。苏格拉底从个人美德角度阐述正义，试图对民主制有所补救；而柏拉图提出国家正义的理念，则是从根本上倡导道德立国的社会正义模式。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思想集大成者，他在对古希腊传统正义观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状态和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并使之成为整个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他把正义当作各种德行的总称。在他看来，行为之中庸就是正义，各种德行都可以囊括于正义的范畴之中。“正义为百德之总。”亚里士多德首先在正义的表现形式上把正义分为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普遍正义亦即政治上的正义，它是从社会的每一个成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言的，它要求全体社会成的行为都必须合乎法律，这种法律不仅包括国家颁布的成文法，而且还包括不成文的道德法典。特殊正义又有分配正义与纠正正义之分。分配正义是指社会财富、权力及其他可以在个人之间进行的分配的东西的分配原则。它又分为两类：一类为平均的正义，即在平等人之间个人的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都相等；一类为比值的正义，即在不平等人之间，根据个人的价值的不等，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比值的正义是真正的正义，正义的真正含义在于给予道德上的优等者以较好的待遇，而对道德上的劣等者则分配给较少的报酬。纠正正义也称算术正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经济上的交往和制定契约所遵循的原则，它表现为一种平均和平等的关系，即“利害均平”。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正义在其具体内容上有相对正义和绝对正义之分。相对正义即法律上的正义，它是人们相互协定的结果，这种正义原则可能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绝对正义也称“自然正义”，它是一种普遍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具有绝对的性质。这种永恒不变的“自然正义”可以作为相对变化的“法律上的正义”的一种平衡力量。因此，正义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自然正义”是人们必须绝对遵守的。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以追求共同善为目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是平等的、是适当的比例的思想对以后的正义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希腊正义观虽然有多种阐述，但是其共性特征表现为：正义的永恒性和普遍性。作为古希腊伦理学、政治学的核心价值观念，“正义”是必须尊重的自然秩序，宇宙万物都要遵守自己被规定的位置，保持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荷马时代的正义是一种永恒的普遍原则，体现着宙斯的意志——法、惯例、秩序与合度、合适，这种“正义”具有理想的属性，人类以后的“正义”理想都一以贯之地追寻着这种理想，只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效率化而已。

正义的理性精神。古希腊正义观从总体上意在寻求一种比例、秩序和原则，即力求使社会生活接受理性的规范。他们推崇智慧、和谐与理性。在比达哥拉斯看来，正义就是布数的和谐，事物的发展就是“数”的发展，它可以由物质到灵性乃至理性；排斥激情和欲望，推崇“中庸”和“中道”，“中庸”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正义的最高境界，是寻求比例与均衡、协调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选择。特别是古希腊荷马时期以“神”作为道德的最高权威，使正义的理性精神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

“民主、法制”、“自由、平等”是正义的基本内容。从荷马史诗中预先假设的前提：宇宙的“单一秩序”并要求正义必须是按“秩序”来规导行为和事物，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古希腊人对“法”的尊崇。梭伦和伯里克利关于民主政治的三条原则，“公民本位”和“主权在民”的提倡，集中体现了古希腊“民主”、“自由”、“平等”的正义理念。法制的规范、自由平等的追求使古希腊正义观具有了人类文化精神的永恒意义。

郾正义包含着个人美德与社会规范既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属性。在古希腊正义观念中，有两种既不相同又互相联系的因素，那就是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和作为社会规则的正义。其哲学常常涉及道德和政治的社会宏观构成，从而决定了其正义所具有的社会规范的特性。古希腊人推崇个人道德和美德，但是已经认识到单纯依靠道德的说教难以完全保证正义的实现，因此，他们十分尊重法律。自梭伦立法到雅典民主制的最终确立，梭伦以及雅典的民主领袖们为确保正义的实现而致力于制定严整的法律和规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尽管对雅典民主制度持批评、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尝试。古希腊人重视法律、规范与正义的联系，从而奠定了西方法治传统的基础。同时亚里士多德等先哲们一再强调人不仅要认识正义的规则而且还要有实现正义的自觉意识。无论是荷马、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他们对正义的理解绝不只是一种对外客观秩序和规则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对其背后隐含的人之主体因素的了解，从而把社会规则同个人美德联系在一起。

古代正义观念的起点是宇宙秩序，尊重自然法则，虽然荷马诗史中诸神与人同行，但其正义追求无不具有思辨力量，具有非常可贵的理性光芒，因此，正义的视野由天上降落到人间，古希腊正义观的主题是探究如何建立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以及人怎样完善自己去适应这种秩序。表现了古代正义理论的实践特性和对人与人类社会关系和谐的渴望与维护，具有真理性与永恒性。这里之所以如此详细阐述希腊正义观，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正义观念的起，希腊的正义精神都贯穿在人类发展的每一步脚印之中，以后哲学家们的正义理念无不从希腊找到头，它可以作为人类正义追求的普遍精神。

古希腊后期，斯多葛学派的兴起对西方正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以自然法与人类法的二元划分为理论基础，认为自然法代表正义，且自然法只有符合理性才能代表正义，而人的理性的法律化即是人类法。因此，人类法只有符合自然法时才是正义的，只有正义的人类法才会被人们普遍尊重。斯多葛学派将正义与理性、自然法紧密相连，让原来抽象的带有纯粹思辨色彩的正义、理性等观念，通过自然法这一桥梁找到了其现实世界的化身——人类法，使理性与现实在一定意义上“统一”起来，由它开创了理性正义论的历史先河。

（二）罗马及中世纪正义观

理性正义论在古罗马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西塞罗和乌而比安的思想尤为典型。西塞罗认为正义是自然法与理性的体现。他说：“法不是别的，就是正确的理性；它规定什么是善与恶，禁止邪恶。”在西塞罗看来，人类法所依据的准则就是永恒的自然法。人类法的“正义”体现出自然法的“永恒正义”。西塞罗认为，整个大自然都是受正义统治的，自然是正义的本。由于“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符合自然的，适用于一切人、永恒不变的，真正的法，即正义的理性”，因此，我们彼此共享正义的观念。西塞罗认为，现实的人类之所以恶习成性，首要的原因是把功利和正义分割开，成了一切伤害的根。那种建立在功利基础上的法是不正义的。法是正义与非正义事物之间的界限。人类法是“自然与一切最原始的和最古老的事物之间造成的各种契约，它们与自然的标准相符构成了对邪恶予以惩罚、对善良予以捍卫和保护”，现实的正义意味着共同拥有国家的法律，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以维护自然的秩序。有理性人的特征就是按照理性给予每个人以应有的东西，这种态度就是正义。

罗马法时代，各得其所的分配正义原则被进一步肯定，在乌而比安和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中，法被解释成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书中明确提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各得其所的坚定而恒久的愿望。这种分配正义原则在此之后，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到了中世纪，宗教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一切学科都被并入神学之中，人是神的造物，社会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正义问题也被纳入到神学的视野，理性之光被上帝“绝对信仰”所笼罩，“自然法”被纳入到上帝的永恒法之下。奥古斯丁认为，法来自神意，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和上帝一切安排和命运的总和。而正义是对法的服从以及通过对法的服从而体现对上帝的服从。总之，正义就是合乎神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