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说明党和政府是倡导舆论监督的，并为舆论监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运行机制，表明了党和政府的胸襟和信心。事实上，近十年来，我国舆论监督实践十分活跃，深受百姓欢迎，在反对腐败、揭露黑暗、维护正义、健全法制等工作中显示出巨大成效。只是在操作层面，舆论监督仍有阻力，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基于狭隘的利益驱动，不欢迎监督，害怕监督、害怕批评，甚至阻挠监督。当然，这毕竟不是主流，且必将在逐步建立健全的法制化过程中予以规范和制衡。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强化舆论监督的法制意识。
信息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舆论监督与满足公众知情权是分不开的。信息公开也是舆论监督。只有信息公开才有可能实现监督。在当代社会转型条件下，市场开放、观念多元、传播渠道通畅，公众的主体意识增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选择和观念选择，所以依然用过去那种丧失监督的做法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
艾尔波特和波茨曼曾经提出一个计算传闻流量的公式，并分析传闻流量与两个因素有密切关联：一个是所传事实与公众相关程度成正比；另一个是跟这一事实公开的权威渠道所发布信息的充分程度和清晰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传闻事实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相关程度越高，传闻的流量越大；越是小道消息，越是政府的权威信息不畅，神秘朦胧，传闻的流量越高。应该说这个分析是准确的，它也从反面告诉我们，政府是信息控制和信息传播的权威力量，政府如果能及时信息公开，就可阻止流言、抵消传闻，从而更好地树立政府形象，更有效地实现舆论引导。典型的例子是，我国“非典”疫情事件中，前期百姓知情权的丧失所造成的社会恐慌以及疫情扩散，就说明了传媒管制和政府信息管制的局限。事件后期，政府对信息的充分披露，使得整个社会情绪稳定，并形成了众志成城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也树立了有信心、有魄力的政府形象和威信。
我们的政府是“执政为民”的民主政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强调“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说：“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胡锦涛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深受百姓称赞，表明我们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信息公开既意味着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尊重，对人民知情权的保证，同时也说明党和政府与人民的相互依存与密切联系。信息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实现，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从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说，只有信息公开才有可能实现舆论监督，要实事求是地开展舆论监督就必须信息公开。
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的关系
早期的社会公正观念更多地包含了道德因素，有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观念则以私有制及保护个人财产为基础，实际上侵害了弱小者的社会权利。当代社会主义制度所代表的社会正义则是以实现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公平对待社会全体成的一种政治准则。因此，社会正义的观念有利于彰显某些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舆论监督则是用舆论这一社会规范的力量对社会成特别是对权力组织的社会行为所施行的评价和约束。舆论监督是最具有广泛性、道义性的监督形式。舆论监督的属性与人类社会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总体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它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合理构建在目标、理念和实践意义方面都与正义精神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说，舆论监督是社会正义的象征。批评社会的不平等，追求社会公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个现实目标，它在根本上是人类为了追求社会均衡、社会发展而设的价值前提。这种前提所要达到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和人性的和谐境界，这种境界我们称之为“社会正义”，它是一种理论假设，是一种无限趋于完美的价值向度，它不能完全和永久地实现，但却必须作为人类行为的尺度。舆论监督的意义在于人以这种方式向自己提出了一种为之奋斗的价值向度。
一、社会正义：舆论监督的价值向度
从根本上说，舆论监督的前提是社会的不平等性和权力的越界。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及《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述到：正义是社会性、政治性的品德，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关系到他人。正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分配财富和荣誉，即分配的正义；一类是在交往中提供是非的标准，即纠正的正义。正义是中道、平衡、均等和相称，正义就是把个人应得的给个人。我们知道，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类群体按照一定的原则、秩序和价值尺度构成的，不同的群体在社会中所得到的权力、地位和利益、义务通常会有显著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的不平等性总是绝对的，而社会的平等性则总是相对的，比如城市人群相对于农村人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相对于只受过中等以下教育的人群等在享受社会利益、运用社会权力和提供改造社会的愿望等方面，可能都存在着几乎是先天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有时是先天性的，有时是制度性的，有时是观念性的，但不管其来是什么，它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一致的，这就是机会的不平等和利益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会带来人的精神生长的不健全。
为了修正人们先天的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后天发展的不平衡，舆论作为一种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制衡力量，就在此时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不平则鸣”是对舆论监督现象的文化属性的一种形象概括，但“不平则鸣”还只是一种“自在”与“自然”的反映，而不是自主的、自发的、自觉的社会文化行为。只有当舆论监督作为社会成对权力及其代表的秩序结构提出质疑时，舆论监督才获得了现实的必要性。舆论监督就是当社会出现偏失、产生不平衡的时候，代表公众来表达一种倾向性的意见。这种倾向性的意见试图以公众的名义阻止社会出现重大的偏失，使社会尽可能地趋于全面的平衡。
当然，一个潜在的事实是，舆论并不总是“社会”或“全体”的声音。在通常情况下，舆论几乎总是一部分人——一个团体、一种职业、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甚至一个临时性的利益同盟——的声音。然而舆论监督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恰恰是通过一部分的声音或对局部利益的关注，起到对社会偏失的校正和提示作用，从而促进社会在整体上更趋于完善。舆论监督的真实地位是，以部分或局部来代表整体，而不是以局部或部分来代替整体。社会的不平等性是舆论监督存在的前提。事实上，社会的不平等有些是先天的，有些是后天的。所谓后天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制度的不平等，即权力的无边界膨胀。
有一种说法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阿克顿爵士语），即是说，权力必须受到制度的制衡。现代社会的权力，不论出自哪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大都是经过严格的限定，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坚持、退让和协调的结果。也可以说，现代社会的权力都是处于监督和制约之下的有限权力。但是，权力自身具有扩张性。无论制衡的力量来自何方，权力总是倾向于无边界的膨胀，倾向于突破它最初所受的限定。如从我国舆论监督研究者所作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媒介批评曝光的对象及内容最多的是权力组织和权力者贪污腐败、滥用行政权力、执法犯法等问题。
权力的越界和无限膨胀必然会导致社会更大的和更深刻的不平等。在这种时候，舆论监督就自然地上升为社会公共意志的代表，成为权力的边界了。
事实上，舆论监督所追求的第一个目标是社会公正，即平等——出发点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表达的平等。舆论监督的现实功能，也就是代表公众表达对社会公正的愿望。
社会公正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孜孜以求的愿望，只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公众没有相应的社会权利，哪怕仅仅是理论上的权利都不具备，所以，社会公正很难进入公众的话题。只是到了近现代社会，出现了君主立宪制、议会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等政治文化体制之后，以平民百姓为事实主体的公众才有了理论上平等的权利、地位。也只有在这之后，公众才具备了追求社会公正的现实资格。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公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普通的社会成或社会弱势群体如果发现或感觉到社会存在不平等、不公正，他们可以通过有效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以形成舆论的力量，促使社会在相应的方面、相应的环节上作出调整。舆论监督就是把个人或某种群体的感受、观点和意愿，转化为社会舆论，以社会舆论作为公众意志的载体，对现有的社会权力提出某种限定，从而推动社会向“公正”的方向调整。如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孙志刚案件，最初是记者出于正义感介入此事，首先在新闻媒体曝光，把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随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舆论，于是有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会上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人口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检查；有五位法律专家联合上书，提请对收容遣送制度启动特别调查；还有互联网上众多公民对制度的反思、对争取宪法权利的呼唤，由此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样，媒介的影响力加上现实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孙志刚案件最后终于得以解决并在中国社会引起了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反思和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调整，充分体现了舆论监督追求社会公正的实践意义。
批评社会的不平等，追求社会公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个现实目标，它在根本上是人类为了追求社会均衡、社会发展而设的价值前提。这种前提所要达到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和人性的和谐境界，这种境界我们称之为“社会正义”。事实上，它是一种理论假设，是一种无限趋向于完美的价值向度。它不能完全和永久地实现，但却必须作为人类行为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