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比较俭约的皇帝，可杨勇偏偏无视父皇的俭朴生活，喜好华丽铺张。开皇十八年冬至那天，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百官朝贺，隋文帝生怕大臣们和太子关系过密，影响自己的皇权，这又触犯了他的忌讳。于是父子之间渐生猜忌。父母既然都不喜欢这个太子，杨勇太子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
而杨广则是一个善于耍阴谋权术的人，为了迎合独孤皇后，他只和王妃萧氏居处，每当后庭的女人生了孩子就弃而不养。父母每派人来，无论来人身份贵贱，他都亲自和萧妃到门口迎接，并用丰盛的酒饭招待，临走再送上礼物。这些人得了好处，一致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称道杨广仁孝。有时文帝和独孤皇后到杨广那儿去，他便把年轻貌美的姬妾藏起来，让年老丑陋的人穿上粗劣衣服服侍文帝和独孤后，文帝夫妇见杨广“节俭而又不好声色”，就更加宠爱他了。杨广还用同样的方式敬待朝中大臣，大臣们也都称道他。这样，在朝廷内外，他获得了普遍的好感，声望越来越高了。舆论准备就绪后，杨广开始施展颠覆哥哥杨勇的皇太子位置的阴谋。
杨广任扬州总管时，趁入宫辞别皇后的机会，故意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说皇太子要加害他。这如同火上加油，促使独孤皇后决计废除太子。此后，杨广便加快了夺嫡的步伐。寿州刺史宇文述是杨广的亲信，他献计请重臣杨素向皇上提出废立太子之议。杨素是隋朝著名的大将，屡立战功，深受隋文帝宠幸，为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杨素很信任弟弟杨约。宇文述找到任大理少卿的杨约，整日和他赌博，故意将金钱都输给他，趁机将杨广的意思告诉他，并危言耸听地说：“你们兄弟得罪了皇太子。皇帝一死，你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如今皇太子失爱，主上有废立之意，能否立晋王为太子，就在你哥哥一句话。”杨素兄弟遂答应挑唆文帝和独孤皇后废掉杨勇，援立杨广为太子。
在一次宴会上，杨素巧妙地试探独孤皇后说：“晋王仁孝恭顺，很像当今圣上。”一句话触到了皇后的心痛处，对杨素说了一大通晋王的好处和太子的不是，二人一拍即合，独孤皇后又送给杨素一大批金银，让他作为废立太子的费用。
隋文帝心里也有废立太子之意，只是碍于朝中大臣，难于启口。有一次他曾暗示尚书仆射、齐国公高，高马上提出反对，文帝很不高兴。又有一次，文帝命选东宫卫士宿卫自己，高又加以反对。文帝认为这是因为高与太子是儿女亲家，庇护太子。随着积怨越来越深，高终于被削职为民。杨勇失去了朝臣中有力的支持者，就更加势单力薄了。
杨素这时担任了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一方面在文帝夫妇面前称誉杨广，攻击杨勇，催促文帝废勇立广；一方面在朝中大肆活动，广造舆论，煽动更多的人诽谤太子。于是，关于太子的流言飞语接二连三地传到文帝那儿。杨素又进谗言说：“太子心怀怨望，恐有他变，应严加防范。”于是，文帝派人刺探太子的动静，随时禀告；又裁减东宫卫士，去壮健，留老弱，东宫属官有才能者也分别调开。
经过这一番部署和行动，杨勇终于被废为庶人，杨广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取得了皇位的继承权。杨广坐上太子的宝座后，又命杨素捏造罪名，将另一个皇子杨秀废为庶人。杨勇屡次请求见文帝申冤，都被杨广阻挡了。这样，杨广便稳坐东宫，静等文帝死了好做皇帝。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卧病仁寿宫，杨广已急不可待，写信给杨素问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了非常生气。正好文帝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入侍，杨广见其美貌，不由得欲火烧身，兽性大发，企图逼奸她。文帝得知大怒道：“畜牲何足付大事！”对柳述、元岩说：“速召我儿！”柳述等以为是召杨广，文帝连呼：“勇也！”柳、元二人便出外起草诏书，召杨勇前来。
这一突变的风云，使形势急转直下。但杨广的心腹已布满内外，得知这一消息，杨广急命心腹宇文述、郭衍率东宫卫士包围皇宫，撤换文帝的卫士和服侍文帝之人，后又干脆杀掉文帝和杨勇。就这样，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年号大业，当时他36岁。他就是历史上著名昏君隋炀帝。
炀帝即位后，最小的弟弟并州总管杨谅马上举兵反抗，但很快被平定。
经营西域，远征高句丽，坑苦老百姓
隋炀帝即位时，府库充实，兵马强盛，依靠这一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隋王朝本来可以成为历史上长治久安的王朝。可是经过隋炀帝的一番折腾，这些家底全被挥霍殆尽。他四处扩张固然有巩固边防、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但也成为隋朝灭亡的致命伤。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北方的契丹族侵犯营州，炀帝诏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以讨击。韦云起偷袭获胜，加强了炀帝向四外扩张的信心。
大规模地经营西域是从大业三年开始的。在此之前，西域诸国商人多至张掖同隋进行贸易，隋以黄门侍郎裴矩负责。裴矩向炀帝上奏主张经营西域，唤起了隋炀帝远慕秦皇、汉武之功的雄心，遂派裴矩回张掖，用重金引诱西域诸国来朝。此后，西域诸国往来相继，所经州县，送往迎来，靡费以万计。
大业五年，隋炀帝采用裴矩的谋略，击败西突厥处罗可汗，为经营西域除掉了一个障碍。
吐谷浑据今青海和新疆南部，正当中原往西域的要冲。大业五年，炀帝派军击败吐谷浑，隋在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和商业基本上畅通了。
随后，炀帝出兵西域，派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关击伊吾，伊吾降。世雄于汉朝故伊吾城东筑城留甲卒千余人戍守。
大业五年，炀帝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王曲伯雅、伊吾吐屯设和西域27国使者同来谒见。其他如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和康国、安国、石国、米国、曹国等均曾派遣使者来到中国。
经营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通道，保护了西方对外的商路交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同时，除少数地区外，基本上没有动用武力，按说不该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负担，可实际恰恰相反，为经营西域所耗费的资财每年竟以亿万计。因为裴矩招致西域诸国入朝，都是诱以厚利，临行又有丰厚的赏赐。并让当地人民置办华丽的衣着，很多人因而贫困破产，以此来向西域人夸示中原的富有。隋炀帝这些劳民伤财的措施造成了天下的穷困，而西北则是首当其冲。
大业六年正月，西域诸国酋长毕集洛阳，炀帝命在端门大演百戏，一连折腾了一个月。此后情形越演越烈，仅为制作这些锦绣服装，两京缯锦为之耗虚。国家每年仅此项耗费达至亿万。后来中国传统的元宵节观景行乐，即兴盛于此。西域人请求入洛阳市内做交易，炀帝又命排场一番，店肆檐宇，整齐划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西域商人吃饭不收钱。隋炀帝要的是万国来朝的排场和天下归一的尊严，他挥霍巨资来粉饰太平，夸耀富有，不惜和西域人做赔本的生意。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国家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隋炀帝向外经营或扩张，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是对高句丽进行的三次侵略战争。
高句丽是隋朝东北最强的邻国，当时它的辖地东至新罗，西过辽河，南接百济，北邻靺鞨。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曾侵扰辽西，被隋朝的辽西总管韦冲打退。由于它的领土扩展到辽河，并曾侵扰营州，隋文帝曾派汉王杨谅率军征伐高句丽，但一败即收兵，没有再举。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巡幸东突厥启民可汗帐，恰巧高句丽使者也在。炀帝接受裴矩的建议，胁迫高句丽王高元入朝，高元拒绝，炀帝便以此为借口，劳师大举了。
大业八年正月，炀帝下诏大举进军。隋军130万人，号称200万，分24军，另有炀帝亲率的6军，共30军。转运粮饷的民伕更是不计其数。这是进攻高句丽的主力。另一支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从东莱海口出发，接应陆军。
来护儿的水军进到距平壤60里的地方，打了一个胜仗，乘胜进攻平壤城，纵兵掠掳，被高句丽的伏兵击败，4万人只剩几千人逃回船上，仓皇撤退。陆路军队在大将宇文述、于仲文的率领下，计有30多万人渡过鸭绿江。兵士携带兵器粮饷，负担太重，疲惫不堪，多偷偷将粮食扔掉。才及中路，粮食已尽，饥困交加，无力再战，不得不退回。途中，遇高句丽军痛击，隋军兵败如山倒，仅2700人逃还，军资器械数以万计丢失殆尽。第一次征高句丽遂告失败。这次出征高句丽，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义军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已给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隋炀帝一意孤行，坚持继续发动进攻。
大业九年，又发动了第二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这次作战的部署和第一次基本相同，炀帝坐镇辽东，由宇文述和大将军杨义臣等进趋平壤，来护儿仍为水军总管，率军从东莱出发。正当陆军刚到前线，水军尚未离开东莱时，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发动了叛乱，攻围东都。炀帝在前线得知消息，慌忙撤军，回救洛阳。军资器械、作战用品堆积如山，营垒、帐幕原封未动，全都丢在战场上。二征高句丽又告失败。
二征高句丽的失败和杨玄感的叛乱，使隋王朝元气大伤。尤其是各地的农民起义，使隋炀帝已面临灭顶之灾，但隋炀帝仍怙恶不悛，大业十年又发动了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这年七月，来护儿的水军在平壤附近击败高句丽军。高句丽经过两次折腾，也与隋朝两败俱伤，遂遣使讲和，炀帝也借机收兵。
隋炀帝四处经营，屡兴甲兵，不知耗费了多少民力和资财，他继位时府库充盈、士马强盛的大好局面，此时却已变为大厦将倾了。
宠信凶暴贪婪、阿谀奉承的小人
隋炀帝虽无雄才大略，却也有一定的文武才干，只是他的才能没有成为他治理天下的优势，反成为他狂妄自大、嫉贤妒能的资本。
在文学上，隋炀帝可以说是略具文采。他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是凭借世袭而有四海，假令让我与士大夫平等选拔的话，我也应为天子。”内史侍郎薛道衡才名冠绝南北，著作佐郎王胄文词为天下准则，均因遭炀帝妒恨而被杀。
稍微明智一点的帝王，即使不能从谏如流，却也多少能采纳一些忠言，补救一些过失，而隋炀帝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自己的才能全都用来拒谏饰非，他厌恶甚至痛恨那些极言敢谏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朝中那些正直不阿、直言不讳的大臣如果不缄口无言，就不会有好下场。
御史大夫张衡本来是隋炀帝的幸臣。炀帝夺太子位，皆出于张衡的谋划。故即位后，张衡青云直上，在朝中备受恩宠。后来，炀帝要扩修汾阳宫，让张衡规划图样。张衡偷偷劝炀帝说：“前几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还应稍加节制。”便马上被贬为榆林太守，次年，让他到南方督建江都宫，又因为他说了一句“薛道衡真是枉死”，把他抓起来要问斩，过了很久才释放。后来还是赐张衡自尽了。
三征高句丽后，炀帝又要去东都游玩，太史令庾质进谏说：“陛下连年征高句丽，百姓困敝，应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让他们喘口气，然后再下去巡游。”结果被炀帝杀掉。其余凡劝谏炀帝节省民力、停止巡游的，都被杀被贬。大臣们见隋炀帝如此不可救药，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一个个都变成了随声附和的应声虫。
与此相对，隋炀帝所宠信的人，不是凶残歹毒、贪得无厌之徒，就是阿谀奉承的小人。
杨素是隋炀帝宠信的朝廷重臣，虽有文武之才，却专会奉迎主上，半点不敢触犯炀帝的旨意。且聚敛财富，一再修饰华丽的住宅，家僮数千，后庭姬妾穿锦绣之服者以千数。宇文述也是炀帝夺嫡时的干将，善于观望炀帝颜色，随从巡游河右，数以奇异之物进献。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他迎合炀帝意，劝炀帝幸江都，因而备爱恩宠。其他像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受宠。郭衍为讨好炀帝，竟劝炀帝隔五日一视朝，以免被政事累着。像这样撺掇皇帝不理政事的奸臣，炀帝反以为是忠，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凡是能顺合炀帝作威作福、享乐腐化者，即得到提拔，反之，则或杀或贬官。大业三年，炀帝北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内迁为博陵太守；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被派到博陵向丘和学习。此后，上行下效，各地方官争着向炀帝献纳精美的食品。最后一次游幸江都，江淮一带的地方官谒见炀帝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升，薄则停职。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于是郡县竞为刻剥小民以贡献，官吏趁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
炀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个暴君被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夜中睡觉，要几个妇人摇抚他，才能勉强入睡。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自欺欺人，只要臣下说叛贼少就喜欢，反之，不是贬官就是杀头。
毒药带在身边，危急时好吞服
在隋炀帝统治的14年中，掘长堑，筑西苑，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盛治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等，可以说是百役繁兴，又四出经营，穷兵黩武，这些无止境、无休期的兵役、徭役不仅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同时把社会经济推向绝境。他屡次北巡、南游以及穷奢极欲的挥霍，使得内外虚竭，百姓困敝。人民无法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了。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首举义旗，起义的口号就是反对远征高句丽。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号召农民参加起义，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纷纷参加进来。王薄一起兵，备受兵役之苦的人民纷纷响应。
在人民反抗力量的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业九年，隋炀帝二征高句丽，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发动了叛乱。他也是利用了人民反抗情绪高涨的斗争形势，他起兵誓师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富贵已无所求。今不顾灭门之祸，为解天下倒悬也。”他这一口号，迎合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当地父老争献牛酒，前来投军的每天都有上千人，杨玄感的叛乱，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贵族官僚子弟，如韩擒虎的儿子韩世鄂、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计有40多人一块投靠了杨玄感，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也前来投奔，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均与杨玄感通谋。后来炀帝虽镇压了叛乱，但统治集团从此开始从内部瓦解。
在内外叛离的形势下，隋炀帝仍不思悔改，不但继续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又北巡太原、长城。此时，已依附隋朝的东突厥始毕可汗见隋朝国力虚耗，也企图脱离隋朝的控制，趁炀帝出塞，率骑兵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赖兵士坚守及各地援兵，才得解围。
经过这次事变，炀帝认识到形势有点不妙了。回到东都后，就准备南游江都，避开农民起义的锋芒。到了这时候，他仍不思悔改，继续滥用民力，命在江都重造龙舟送来东都，又在毗陵(今江苏常州)修离宫16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