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提及俄国强力部门所联想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成立于1954年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在苏联时代，克格勃主管对外情报、反间谍、国内安全以及边境保卫等工作，机构设置上直接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不受其他部门的辖制。由于后来中苏交恶，加之西方媒体的一系列宣传，克格勃在中国老百姓脑子里的形象其实并不怎么好（其实冷战时代对华渗透以及间谍活动主要是苏军的情报机构在做，克格勃反倒掺和的不多）。而克格勃之所以能够成为苏联政治生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所负责的秘密工作，它的权限和机构设置意味着它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官僚体系之外，而又能对后者形成有效的监督——这也是克格勃不讨人喜欢的一个原因。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改革派们近乎疯狂的企图消灭掉任何和苏联有关的东西，前苏联的国家安全机构因此遭受了重创，前克格勃成员的命运一度非常悲惨——这也是他们后来坚决站在普京一边的重要原因，1991年之后，克格勃被一分为三：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和边防总局，权限和地位皆大不如前。后来叶利钦处于强化总统权力的考量，在1992年6月又正式设立了“俄联邦安全会议”（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避免让人们想起过去的国家安全委员），按照俄宪法规定，联邦安全会议只对总统负责。而1993年到1994年之间，前政治盟友的逼宫让叶利钦进一步认识到了强力部门的重要性，由此强力部门开始重新得以强化。
相对于过去的克格勃，新的国家安全会议对“安全”的定义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情报安全之外，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消息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也都在前责权范围之内，这些领域关乎安全的政策，均由安全会议制定。这样也就保障了总统对国家各个领域都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对一国的任何领域而言，安全、稳定是一切诉求的大前提，因此“安全”就相当于是一头公牛鼻子上的鼻环，抓到了它，你就可以牵住整头牛。而反过来说，对国家而言，以安全稳定为出发点来制定政策，也比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要更加负责。
相比于克格勃，国家安全会议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只负责安全政策的制定，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具体执行并不在其责权范围之内，依旧由司法机关负责。而某种程度上说，普京通过国家安全会议或者说强力部门对国内政治、经济等领域施加影响，最核心的抓手也恰恰在于对“人”的监督。为政之道中有这样一句话，“下智谋事，上智治人，睿智立法”。从个体智力上来说，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层可以说是一个精英的集合体，政治领域的绝大多数问题本质上来说都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利益平衡问题。和所有的大企业一样，作为管理层的官僚对于总统（董事会）有着数量上的优势，对于民众（公司员工）有着技术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就成了维系整个国家稳定运行至关重要的因素。对总统而言，俄罗斯的强力部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就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监督模式。
从历史上看，这个角色的名声往往是不太好听的，不只是作为国家安全会议前身的克格勃，中国明代的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汉代的酷吏其实都没有逃开种种恶名，对这种观点我们其实还真不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毕竟它们的监督对象恰恰就是史书的执笔者。假如只是站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笔者觉得这个角色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好比是安置在公共场合的摄像头，一方面很多人批判它侵犯到了人们的隐私权，而另一方面它们确实降低了街边犯罪的发生概率，如何批判，其实就看你在利益上如何取舍。
还需要说到的是，从忠诚度上说，强力部门的可靠性同样是比较高的，这里不是说信仰问题，而是单从利益角度来说。强力部门不参与经济运行，因此他们的生存前提就是国家必须存在，这有点类似于“家国一体”——苏联解体后她的军队、警察以及情报机构的日子普遍都不好过。而这其中又以克格勃这样的情报机关最为突出，它既没有军队那么强大的暴力机器，也不像普通执法部门那样直接参与到社会运行的边边角角，因此他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也就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所以一个政权即便已经被腐蚀到了骨头，他的情报部门往往也能继续维持较高的行动力和忠诚度，明朝末年北京城被大顺军攻破前夕，官员富商早已都作鸟兽散了，在城楼上抵抗到最后一刻的，正是被文官们诟病的锦衣卫。当然，反过来说，如果让各个强力部门直接参与经济运作，那么他们的行动力和忠诚度随即也会被迅速腐蚀，这是题外话。
简而言之，俄罗斯的强力部门对国家所起的作用就像抗生素一样——总用的话会破坏身体的免疫机能，同时会因为抗药性的出现而使得抗生素逐步不再起作用，但是在关键时刻，它的的确确可以救命。严格说来俄罗斯的收缩期还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暂时也就还没到考虑副作用的时候。其实不止俄罗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经济“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总统同样实施了强调国家意志和权力集中统一的新政，当时罗斯福新政得以顺利推行，同样得益于他一手建立的联邦调查局（成立于1935年）。
话说俄罗斯（二）
从“7500亿强军计划”看新普京时代
2008年普京卸任总统后，第二度出任俄罗斯总理兼统一俄罗斯党主席。2011年11月，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2012年俄联邦总统大选的提名获得全票通过，正式宣布2012年参选总统。2012年3月，普京赢得总统选举，于2012年5月7日宣誓就职，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
上任伊始，普京提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便是“7500亿美元强军计划”。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强军”就是提高军人待遇，换装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总之通常人们仅仅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花钱的问题。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俄军的背后是俄罗斯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军事工业是人类重化工业当中组织管理复杂程度最高、技术水平最高的领域，可以说是一国工业体系的“金字塔尖”，它集成了电子、化工、冶金、材料、精密加工等等几乎所有工业门类最精华的部分。所谓“强军”对军工企业而言就意味着有效需求。而军工这个“金字塔尖”一旦被盘活，那么下面各个层级的制造业也就会被一层一层的带动起来——短期来看，可以给一大堆上下游产业提高有效需求，从而创造就业机会；中长期来看，军工领域的尖端技术最终必然会逐步辐射到民用领域。
虽然暂时还无法还无法判断这一计划未来的完成率能有多高，但仅就所选的切入点来说，无疑是非常高明的。按照上面的说法，普京新任期内的强军计划本质上其实还是政府出资去激活经济。而从以往的各国的历史来看，这一招好不好使，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取决于你掏出来的钱最终投到了什么地方——如果变成了投机、炒作性质的钱生钱或是仅仅在低端产业领域打转转，市面上实物商品没增长多少钞票却大大增加了，物少钱多那就意味着通胀，那后面就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除了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外，财富向少数资本家手里集中，同时也意味着政府面对他们更不好打交道了。把切入点选在军工上：首先，军工企业是实体产业，投进去的每一分钱，都会拉动一串下游产业，变出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其次，军工是高技术产业，同时也是提升技术最可靠的平台，投入的资金换来的不是低水平往复，而是技术水准的提升；再次，在俄罗斯军工企业是国企的核心精华，军工企业发展了，也将意味着普京对抗经济寡头的底气更足了。
但是这个美好的前景能实现到何种程度，暂时还是要打个问号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工一直有苏联老本可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问题也都慢慢浮现了出来。生产设备老化，技术停滞不前，而要命的是人才不足。很多俄罗斯的设计师已经80多岁，甚至岁数更大，军工行业的高级技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6岁，急需新鲜血液注入，而与此同时，俄罗斯理工科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却一直大量流失海外。
尚未消除的潜在威胁
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的状况在普京时代的确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也可以说，普京是老天爷给了俄国人一大堆麻烦之后的一个补偿——目前为止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着很多的潜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最严重的是人口问题，苏联解体前夕人口差不多是2亿人，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俄罗斯人口的平均年龄出现了负增长，倒退了将近10岁。如今虽然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早已大大改善（怎么也是发达国家的底子），但人口数量逆增长的势头却没有太多改善。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酗酒成风——由于生理特性的关系，白种人很容易对酒精形成依赖，而长期酗酒对人健康的危害远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在毒品泛滥之前，酗酒一直是西方国家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由于气候和文化的问题，俄罗斯的酗酒问题又比西欧和美国要严重得多。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也一直上不去。一般而言，一个种族平均每个育龄妇女需要生2.4个孩子，种族的人口数量才能保证稳定，而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达不到，受欧美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俄罗斯人普遍不太愿意要孩子，以至于俄罗斯官方连“为了祖国而做爱”这种在我们看来很不靠谱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总人口已经减少到了1.42亿，而且未来平均每年人口都将净减少70万人，这个趋势如果不加逆转，大概到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就要下降到1亿左右。这个人口数量和俄罗斯的领土面积相比就太少了，而这些人多数都挤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远东的人口寥寥无几，以这样的人口数量将很难保证俄罗斯远东国土的稳定。
同时，从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方面来讲，如果要想维持基本完整的产业体系，也就是说人类工农业生产所有的门类都要齐全的话，差不多需要1亿人口，这就意味着如果人口数量过低的话，不管如何努力你的产业体系都是无法做到完整，而一个残缺的产业体系，也就意味着你在和国外的经济博弈中必然存在短板，成为产业体系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样在俄罗斯的东西两侧就会对它形成压力，中国自不用说，西面的西欧国家，虽然说它们每个国家的人口都不是很多，但是考虑到欧盟一体化的因素，那么俄罗斯面对的其实是一个3.5亿人口的经济体，从人口数量上与西欧相比俄罗斯同样居于劣势，这个劣势将会导致在亚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竞争中俄罗斯处于下风。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每年70万的人口逆增长，减少的主要是主体民族俄罗斯族，高加索地区穆斯林人口其实是在增加的，主体民族人口数量过低的话，必然会引起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力增强，国内安定环境就此会受到威胁，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前南斯拉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而就普京本人而言，他的确是这个时代少有的政治强人，但也并未强大到可以完全控制全局。一般人认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是一种比较默契的权力交替，有一个说法叫做“梅普二人转”，如果知道现实中政治斗争的复杂和冷酷，就会明白这个说法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任何人根本不可能把权力的稳定完全寄托在哪怕是最亲密的人的身上，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背后，往往都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种利益上的博弈，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以两个人的交替执政来完成，这在现实中是不可想象的。与其说梅普达成了程序正义的轮流执政，不如说他们这种交替执政的背后其实是俄罗斯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轮流坐庄，彼此达成了一种平衡，但是平衡并不意味着一致，而仅仅是一种妥协。这个我们可以从梅德韦杰夫时代的一些政治举措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在普京卸任梅德韦杰夫上任之后，他马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私有化2.0版，也就
是说将普京时代已经遏制的私有化进程重新被提了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两个人的背后，其实是普京时代与普京前时代，两派政治力量之间达成了平衡。如果仅仅如此的话也关系不大，更严重的是这种平衡之外斗争依然存在，并且这种斗争已经在某些时刻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经济，甚至国防。在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国防部高层，甚至总统本人，曾先后多次非常直截了当的对俄罗斯的军工业，从航空一直到造船、坦克、枪炮的制造业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在梅德韦杰夫卸任前一年，俄罗斯国防部曾经放出风声，要大量的购买西欧的武器装备，其中从豹式坦克，北约标准的制式步枪，一直到无人驾驶飞机，乃至于海军的舰艇，可以说包含了俄罗斯军工的方方面面。这种表态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是鞭策——没有哪家的鞭策需要直接往要害处捅刀子，这些政府官员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老百姓和国外潜在购买者对俄罗斯军工的信心。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是因为普京背后的经济支持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的军工联合体，打击了军工联合体，也就等于是削弱了普京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执政地位。
更大的问题是普京不可能永远执掌俄罗斯，后普京时代必将存在着大量的变数。第一，普京靠的是一种强人政治，而这种政治虽然说可以让国家获得非常高的执政效率，但却难以持之以恒。普京卸任之后，是否还能有同样强势的继任者，这很大程度是运气的问题。另一个可能更为明显，普京在上两个任期能够扭转局势，依靠的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国家危机时期很容易凝聚人心，可是随着普京新的任期到来，俄罗斯的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而当危机感消除之后，老百姓眼中有很多问题，就要重新考虑了，就是所谓的亲兄弟明算账，危机的时候必然大伙儿要抱成一团，可是现在危机过去了，那么贫富差距的问题，少数人对俄罗斯经济不正常的把持等，这些涉及到的根本问题，也就重新浮出水面，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远比普京头两个任期所要面临的稳定局面要更为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