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节 把握人类社会的主流
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名著《共产党宣言·资产者和无产者》一节中，开宗明义，言简意赅的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开国领袖******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名著中精辟的透析：“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种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卓越的继承者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阐释，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毋庸置疑、无可争辩的真理。
我们只所以来探寻这个问题，是由于家庭在社会的容纳下生存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必须直面、不可廻避的问题；再则，潮流本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用语，然而，现实中有关潮流的问题，诸如“适应历史潮流”，“紧跟时代潮流”，“随潮流而动”等等，常成为一些人“跟风”跑的口头禅，盲目引动的助推力。最终却并没有纳入主流，而是随波逐流，或者卷入了逆流。使家庭陷入动荡困惑中，难以自拨。究其缘由，皆因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所致，未能把握人类社会的主流。
阶级斗争是破私立公的最高形式，破私立公是阶级斗争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相辅相称共同作用与人类社会的统一体。是彰显人类光芒，秉持人间正道，开创人类社会，把人类社会由低级不断推向高级阶段的根本动力。
近现代以来，随者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的兴起，在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更没有泯灭。相反，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和不断变换的斗争手段，每日每时的企图颠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行了大量的，丰富的，切合实际的论证（在此不一一列举）。需要突出强调的一点是，破私立公的斗争，对执掌社会主义政权自身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尤为突出：一念间不失为人民的公仆，一念间则又会沦为党内叛徒；一念间成为抢险救灾先锋，一念间则又会成为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腐败分子。不胜枚举的一念间，表面上看似没有你死我活的搏杀，没有疾风暴雨式的争斗，却在吞噬者一个个原本纯真的人民公仆；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改变着人民政权的性质，污染着社会主义鲜红的旗帜，并不亚于拿枪的敌人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危险和挑战。这便是无产阶级****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新特点。可见，以破私立公净化出的精神家园在现实形势下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更佐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把阶级斗争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是多么科学精辟的论断。
在人类已经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将来无穷的历史进程中的任何阶段中，公与私的矛盾斗争始终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斗争形式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破除私欲，树立公心，始终是人类社会、人类家庭进步和幸福的主流。用心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主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根本途径。
（一）人类社会起源于群体观念
现今浩浩荡荡，芸芸众生的人类社会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研究家庭建设不可不追溯和探究的问题。
19世纪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谈到：蒙昧阶段是人类的形成阶段。刚开始的时候，毫无知识，毫无经验，没有火，没有音节分明的语言，没有任何技术，处于蒙昧阶段的祖先们就在这种状态下着手进行伟大的战斗。首先是图生存，然后是求进步，直到他们免于猛兽之害而获得生命安全以及获得固定的食物为止。摩尔根的论述，回答了人类社会的产生“首先是图生存，然后求进步”
那么如何图生存呢？根据我国考古学家发掘研究的成果，我国在没有确切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上百万年。在人类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人的体能较之其他猛兽极为悬殊，简单的砾石和木棍等工具，难以抵制猛兽的伤害，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在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的结论是可信的：“北京人的工具和生产技术都很原始。为了获得必要的食物和抵御猛兽的侵袭，他们必须结合成群，否则就无法生存。这种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
人类的这种原始群为什么会形成区别于动物的强大力量而摆脱动物群的特征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嫉妒，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根据生物学家的考察，在高等脊椎动物的家庭中存在着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家庭形式中，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需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嫉妒，既链接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嫉妒，作为共居生活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间趋于瓦解。而人同样处在原始的杂乱的性关系状态，然而能够做到相互宽容，没有嫉妒，充分证明了人能够遏制原本与其他动物共同存有的****。
由此，便会清楚的发现，能够遏制欲望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走向人类社会的起点，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源头。遏制欲望就是破私，服从和服务群体就是立公。人人都把群体利益当成个人生存的最高原则，就是群体观念。群体观念古人称之为“天”，谓之“道”，反映的都是宇宙间最根本的道理。有了群体观念，就会产生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人类社会。
群体观念的产生和群的力量形成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古代社会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群的力量的形成，使人对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不断发明，不断创造。火的发现和使用，不仅能够取暖和防止猛兽侵袭，而且熟食使人的体能和智慧进化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新石器和陶器的广泛使用，我们的祖先又从狩猎、采集为主进入到锄农业和畜牧业，等等。使生产力不断发展。如此同时，也促进了人类自身，人类家庭及社会也由起初杂乱的性关系群居状态不断向新的状态发展。
由此可见，从人类社会起源于群体观念的历史事实出发，能够开拓视野，提升境界，才会自觉的把人民的共同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把为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二）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国自夏王朝建立以来到近代中华民国的建立，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转变，以及几十个朝代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每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每个朝代的更替，都或多或少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根本的动因，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大多数人民，反抗少数压迫剥削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
最早的一次，是公元前209年7月爆发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其原因是秦始皇（秦王政）的急政暴虐。农民生活非常凄惨，只能过“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日子。公元前210年，秦二世皇帝即位，为继续修长城，建阿房宫，农民的赋税徭役达到了极点。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重者为忠臣”，可见压迫剥削的惨暴。人民走投无路，为死里求生，在安徽宿州大泽乡，由陈胜、吴广领导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建立了以汉高祖刘邦为皇帝的西汉政权，产生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即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文帝景帝继续汉高祖刘邦的“与民休息”的成规，制定了一系列顺民心、合民意的执政措施，减免赋税徭役，解放了生产力，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汉高祖建立西汉政权后，由于长期战乱，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不得耕作。还有一些农民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卖儿卖女，或者自卖为奴隶，经过战乱的城市，人口大量减少，商业萧条。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昂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直百金。汉高祖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民不聊生。因此，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战略政策，逐步采取了以下六项措施：（1）参战部队的官兵皆解甲归田，并按战功大小予以奖赏；（2）号召在战乱中流亡人口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3）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4）抑制商人，不许他们穿丝绸衣服，操兵器，乘马车，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5）减轻农民的田税；（6）命丞相萧何定九章律，较之秦朝的法律大为缓和。公元前179—141年，为文帝景帝统治时期，文帝景帝除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战略政策外，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又有新的发展。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复收田税一半，并为汉朝定制；徭役减为三年一次；缓解对山林湖海的戒禁，促进了盐业、铁业及农付业生产的发展。同时，文帝景帝提倡节俭，反对侈靡之风。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隋朝末年，隋文帝、隋炀帝为满足统治阶级挥霍奢侈生活，大搞土木建筑，加之继续修长城，开凿运河等国防交通工程，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赋税徭役，在修建各项工程中，官吏强迫农民过度劳动，先后有上百万壮丁死于徭役。农民由于缺乏劳动力和耕畜，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黄河，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重要的起义军有七八十支，最终在李密、窦建德为主两大起义军的攻击下，隋朝土崩瓦解，隋炀帝被杀。
唐高祖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统一了全国。不久，唐高祖的次子李世民继位为帝，是为唐太宗，国号贞观。李世民称帝后，开创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突出特点首先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唐太宗经常和大臣讨论治道政术，从历史吸取教训。据《资治通鉴》记载，他们认识到农民反抗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引起的，只有“去奢省费，轻徭薄役，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才能巩固统治。贞观君臣反复引用《荀子·王制篇》中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激励自己。唐太宗还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是非常可贵的。
其次，萌生出民主意识和作为。唐太宗能够认识到一个人不能遍知天下事，因此也不能独断天下之务。贞观四年，唐太宗与大臣谈到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时说过一句话：“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凑引。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甚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因此，令诸司，如诏赦颁下有不稳妥之处，必须上凑，不得原封不动照办，务必尽到臣子的责任。这种民主意识和作为，即使拿到今天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不计前嫌，广用贤良。根据《贞观政要》记载，对于广用贤良，贞观君臣们认识到：“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政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亲故异情？”所以，唐太宗称帝后，把原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死太子李成集团中的核心成员大胆起用，并起用了全国各地反隋起义军的将士。
贞观元年到三年，（公元627-629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灾害，人民饥寒交迫，甚至卖儿卖女。唐太宗命令灾区开仓赈济，允许就食他州，还命令拿出官府的金银，赎回男女自卖身者还给父母。虽是大灾之年，但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有的州做到了“逐粮到户，递相安养，回还之月，各有赢粮，乃别赍布帛，以申赠遗。”同时，为了节俭国库开支，唐太宗把各官府的官员由两千人精简到六百人。对河南、河北、山东天灾战乱的重灾区，相当长的时期内，免征徭役。对于境况好的地区，也注意到征发徭役时不夺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以后又连年丰收。同时，唐太宗又不断扩大了疆域，做到了国泰民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透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个典型的历史事实，可清楚的看到，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建立新的政权后，总是或多或少做出一些让步，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究其原因，皆因革命阶级推翻压迫阶级的初衷都是顺应了民意，出于公心，遵循了客观规律，形成不可阻挡的社会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