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反招安者的心态
一百零八将中的确有些反对招安的，他们是少数，其目的也有很大差别。李逵似乎是最坚定反对招安的，过去这被定性为革命性最强。其实他是由于性格不成熟，是个脱离宗法网络之后不知如何生活的游民。生活对于他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犯罪，被关在监狱里；或者依赖一个大哥，作为靠山。李逵先是依靠戴宗，后来依靠宋江。上了梁山之后，他是众头领中向心力最强的一个，因为他的全部（包括物质与精神的）都在梁山泊。他是最坚定主张一百零八人长久相聚的人，主张梁山永不散伙，这是个极幼稚的儿童的想法，他却为此不怕被斥为造反：“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这不是什么政治宣言，这只是小孩子的想法。他坚决反对招安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招安了梁山散伙了，兄弟便不能相聚了。对于破坏相聚的人们，梁山好汉不能容忍，这是游民对小团体有着强烈依附力的表现。
林冲火拼王伦理由就是他破坏英雄相聚。
林冲杀了王伦，手拿尖刀，指着众人说道：“据林冲虽系禁军，遭配到此，今日为众豪杰至此相聚，争奈王伦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推故不纳，因此火并了这厮。”
“英雄相聚满山寨，好汉同心赴水洼”便成为梁山好汉的精神追求。待梁山真的散伙以后，宋江被毒死，李逵也喝了药酒，他心甘情愿随大哥相聚于地下。
反对招安也是游民出于对另一个社会条件下生活的恐惧。
他们大多是来自宗法农民，宗法制度使他们个性萎缩。他们成为游民后，在江湖上几经奋斗，建立了自己信任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他们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吃酒，可以成套穿衣服，大秤分金银，要他们付出的不过就是打打杀杀，而且这打打杀杀（进人一百零八将这个圈子有个共同点就是“好弄枪使棒”）也就是他们的爱好。因此有了梁山，他们如鱼得水，没了梁山会如何，他们连想也没想过。招安以后比现在好还是差？这些对他们来说也是个未知数。而且要归顺朝廷’就要忠义；说是“忠义”，其重点在于“忠”。忠是个事上的观念，注重“事上”，必然要冷落了横向的“兄弟”关系。宋江虽然也说，他不会忘了“弟兄情”，但敏感的武松巳经感受到老讲招安，这样下去将要“冷了弟兄们的心”。武松出身游民，除了因为偶然打虎，当了阳谷县的都头那段时间外，都对他人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最早是柴进，后来是宋江，杀嫂之后，是施恩、张青、孙二娘，上二龙山是鲁智深、杨志。李逵看似最勇敢，实际上离了他人，简直很难存活，他对小团体依赖性最大。
前面说过武松是一百零八将中最早说招安的，当然还原当时的语境，武松也是怕给宋江惹麻烦，谢绝宋的邀请，但这也表现出对于结义兄弟很深的依赖之情。经历了梁山大团聚、排座次、招安、平四寇，武松隐隐感觉到江湖、官场除了一个在野、一个在朝外，几乎没有多大区别了；兄弟之间，不要说义兄义弟，就是亲哥哥武大郎又给了他多少温暧呢？只有他刚搬到哥哥家时嫂嫂的一番话，真是有点亲情的温馨，但其中又包裹着邪恶。武松心冷了，他对宋江说道：“小弟今巳残疾，不愿赴京朝觐。尽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巳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册，休写小弟进京。”他留在杭州六合寺中正式出家（以前的度牒是假的），他皈依了佛门。后来死在杭州，葬在杭州，杭州人根据小说为他修了坟墓，这坟墓一直传到1964年，在胡乔木主张挖坟和清扫西湖周围坟墓时才被平毁。
武松、李逵反对招安是感性的，反映了他们对宋大哥、梁山的感情依赖。鲁智深则是从理性反对招安，他做过官’熟悉统治阶级内部情况，对于皇帝老倌也是不信任的，认为招安没好下场＇他人格比较独立，谁也不靠0他对梁山泊巳经厌倦，“宋三郎”不是“奇男子”；弟兄聚义，坐地分赃也不是他向往的。所以他提出招安还不如散伙，鲁智深不怕独立云游天下。最后圆寂在杭州。
当然反对招安不止武、李、鲁三位，凡是上梁山较久、组织归属感强、独立性较弱的，对招安起码是不积极，有的坚决反对。
（5)没有确立独立的反叛意识
《水浒传》中的江湖人还没有确立独立的反叛意识，从而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敢于和主流社会对抗。正因为缺少这种独立意识，他们把落草为寇、占山为王都当作临时状态，不看作永久的归宿。他们把“后半世快乐”定位在主流社会。第三回，史进被诬陷，庄院被烧，家资荡尽，不得巳上了少华山，住了些日子，想到师傅王进那里寻求出路“求半世快乐”。少华山寨主朱武对他说：“哥哥便只在此间做个寨主，却不快活？虽然寨小，亦堪歇马。”史进道：“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
你劝我落草，再也休题。”本来人家是好心好意，而史进的回答确有“当着和尚骂贼秃”之嫌。可是双方均不在意。少华山弟兄等于默认了自己是“不清白”，是有“污点”的。这种评价标准就非江湖的标准。
宋江发配江州，路过梁山被梁山头领刘唐截下，刘唐要杀两个解差，宋江便以自杀相威胁，并说：“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到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万劫沉埋。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这等于说梁山一干人等所作所为皆是“不忠不孝”。后来被接上梁山，他对千方百计要挽留他落草的晁盖、吴用等人说：“哥哥，你这话休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来相投。
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父亲说出这个缘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及断配出来，又频频嘱付。临行之时，又千叮万嘱，教我休为快乐，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怆惶惊恐。
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不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不忠不孝”在古代是对人最严重的指控，宋江虽然说的是自己，但指的却是眼前巳经落草为寇的诸位兄弟朋友。而这些人面对宋江的指责无动于衷，可见他们在内心深处也是认同这种指控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有所谓“十恶”重罪，“不忠不孝”占了“十恶”中绝大部分条款。在通常赦免中“十恶”、“不忠不孝”也不在其列。游民、江湖人虽然巳经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但他们仍然认同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正是回归主流社会的思想基础。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是江湖最初形成时期人水浒传反映的正是这不成熟的江湖人对待招安的态度。
3.“招安”在文学上的不成功
读《水浒传》结尾的败兴’还在于其艺术上的不成功。宋代“水浒”招安悲剧是逐渐形成的，甚至可以说是与南宋小朝廷逐渐走上覆灭的道路是同步的。这个悲剧源于皇权专制制度的刚性及其引申出来的庙堂专制文化。从文学来说，写招安的悲剧并不代表文学上的不成功，悲剧写得好要比庸俗大团圆更具有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关键是《水浒传》的作者不能从这种高度去理解招安，因此在设计和描写招安情节时是充满矛盾的。有些描写违反了生活和艺术的逻辑，并与前七十回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发生背离，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完整，这特别体现在宋江形象的塑造上。
其不成功的根源有两点，一是由于感情倾向与历史真实、社会真实发生了矛盾，作家没有处理好；二是因为水浒故事是逐渐形成的、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主要是南宋和元代北方）水浒故事的题材和主旨有很大差异，《水浒传》对两者的整合是不很成功的。
好汉英风不再
施耐庵继承了南宋说话人坚定地站在宋江集团一边的立场，同情心完全在梁山一边，因此在判断是非、裁量人物时完全以梁山好汉的是非为是非，并把梁山好汉一个个写得英武高大，仁勇无敌。而在策划招安以后完全变了，他们的形象萎缩了，一切都要顺应招安这个大局。例如林冲受到高俅迫害，弄得家败人亡，对高俅痛恨巳极，连旁观者鲁智深都两次说道：“俺若撞见那撮鸟（指高俅）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可是在第八十回，高俅被梁山俘获，真的来到梁山之上，却受到特别的礼待，“宋江便教杀牛宰马，大设筵宴。一面分投赏军，一面大吹大擂，会大小头领，都来与高太尉相见”。此时林冲、鲁智深哪里去了？书中没有写，显然作者在回避矛盾。这是因为实在没法写，但读者心目中鲁智深、林冲嫉恶如仇的形象自然会衰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