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华大地。邓小平被当作“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打倒，后遣送到江西工厂劳动。１９７３年３月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１９７５年１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不怕第三次被打倒的大无畏精神，主持全面整顿工作。这一全面整顿遭到“四人帮”及其上海的帮派骨干的百般抵制和反对，污蔑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复辟倒退”、“走回头路”、“唯生产力论”，并突出宣传上钢五厂等一批“批‘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把上海作为同邓小平全面整顿相对抗的基地。邓小平与“四人帮”及其上海帮派骨干，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节）关心金山石化建设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全国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长期的“文化大革命”，尤其是１９７４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提出开展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工作，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
造成的生产下降，铁路不通，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重重困难，忧心如焚。他按照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以“不怕第三次被打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勇气，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努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召开了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义无反顾地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示在全国贯彻并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四人帮”及其上海的帮派骨干分子对邓小平的一系列关于整顿的指示，却阳奉阴违，从中作梗。邓小平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排除干扰，利用一切机会使中央的一系列关于整顿的指示精神得以在上海贯彻。
邓小平在着手对铁路、钢铁工业等方面进行整顿的同时，非常关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从国外引进的一些重点项目。因为这些项目都是用宝贵的外汇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的，应该尽快地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他关心着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毛泽东、周恩来为解决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从国外引进石油化工、化纤成套设备的决策下，经国务院１９７２年批准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是一个现代化的特大型石油化工化纤塑料联合企业，位于上海市西南杭州湾畔的金山卫，主要是利用盐场滩地建造起来的。１９７２年６月开始筹建，第一期工程投资人民币２１．８亿元，同年底，开始抢建８．４公里海堤。
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７日上午，邓小平利用来沪送别外宾的间隙，绕道金山卫，视察处于设备安装高潮中的金山工地。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视察金山工地。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关心金山石化工程的建设，是因为金山石化将为缓解“穿衣难”作贡献。按设计要求，金山石化一期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全国提供人均１米的化纤织物。
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两年前，也就是他刚复出３个月。
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９日，那时正值一期工程第一条８．４公里围海长堤完工之际，邓小平来到了金山工地。邓小平听取了总厂筹建指挥部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时，问及设备谈判情况，投产后的预计效益，厂区、生活区怎么布置，进口设备怎么运输等。
听完汇报后，在总厂筹建指挥部方荷生、龚兆源、徐以俊等人陪同下，巡视了围海造田的施工现场，认为金山工程建设速度不慢。邓小平对工厂建成投产后的三废污染情况尤为关注，多次询问总厂有关领导，“污水怎么处理？”“污水可回收吗？污染怎么样？”等，直至听到详尽的答复。邓小平的视察，对金山工程建设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为了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０日，成立了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领导小组和中共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指挥部核心领导小组，陈去非调至总厂筹建指挥部任指挥。总厂建设领导小组组织了２１个工业局、２０个专业设计单位、１４个施工运输单位，分别对口包建总厂的１０个分厂及所有的辅助工程、辅助设施。各包建单位分别成立金山工地现场指挥组，负责下属单位的协调、指导和检查督促。总厂建设形成了全市各局包建，各路人马会战金山的局面。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日，总厂自备电厂烟囱基础开始打桩，一期工程开工建设。上海市建筑工程局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基础工程建设公司、机械施工工程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局、隧道工程建设公司等单位率先下工地。河南省建筑工程管理局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核工业部建筑工程管理局二十三公司第五工程处、市郊各县建筑单位、市区街道等２万余人相继支援金山。打桩设备不足，全上海五分之四的打桩机被调拨到工地。物资短缺，全市工厂、机关、部队、学校总动员，翻仓查库，清出价值６００多万元的物资，由１３０多辆卡车披红结彩、敲锣打鼓送到金山。货运车辆和劳动力紧缺，驻沪三军组织力量下工地帮助运输材料。上海市和全国人民对工程建设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工地上的干部和职工，工程建设进度迅速。
带着“过去两年了，建设得怎么样了的问题”，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了金山工地。
邓小平在总厂筹建指挥部指挥陈去非等人陪同下，冒雨视察了化工一厂、化工二厂等单位。一别两年，金山工地变化巨大，面对热火朝天的场面，他称赞说：“我来看看，你们搞得很快，看看高兴。”邓小平听取了总厂筹建指挥部领导方荷生的综合汇报，当听到老工人们设计空心木排，解决了进口特大件设备内河运输难题时，他连声称赞道：“老工人了不起！他们有经验。”
“空心木排”在金山进口特大件设备的运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上海市交运公司扎排队，在总结模拟试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巧扎“空心排”，执行大件运输任务。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７日晚，中国远洋货轮大宁号在上海港卸下从日本运来的“汽油精馏塔”（直径６米、长３２米、重８９吨），装在无底箱形大排上，深夜安装就位。１８日上午由４只拖轮牵引大排，在黄浦江航行一天后转入河道弯曲、桥多低窄、航行不便的张泾河，经船员和木排工人精心操作，并用“揿鸭子过桥”的土办法，顺利通过七座桥洞，全程１０６公里、航行２０个小时，于１９日晚安全到达金卫南码头，胜利完成第一设备大件的浮运任务，为以后陆续运输“三超”（超高、超长、超重）大件闯出新路子。一期工程９套引进装置，有３２件设备是“三超”大件，最大直径７米多、最长６０米、最重２０５吨。如将大件设备割开装运，不仅割一刀外商要加收１万美元，而且运到工地焊接将会影响设备质量。为此，上海人用土办法完成了大件设备的运输任务。
方荷生接着汇报了化工原料国内有缺门的问题，邓小平说：“……自己还没试制或试制不够的，可以进口一些，……一面进口，一面试验，不能因等自己的原料而（让）厂等着。”当听到污水处理的试验情况时，邓小平说：“要下决心解决污染问题。”临别时，邓小平对陪同的陈去非说，（国内）引进的２２个项目都未上去，这里进展快，回去要告诉国务院来开个现场会议推动一下（整顿工作）。并说到１９７７年向总厂要７个亿的利润。
当天中午，邓小平雨中驱车，离开了金山工地。
邓小平回北京后，迅速将上海金山石化的情况向国务院的有关同志作了通报。
７月８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国务院汇报会汇报之前说：
“小平同志到金山看了，回来讲了两条：１．要在金山开现场会，要好好介绍一下上海的经验；２．这个厂建成后下一步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具体讲：一个讲到化工料，一个讲到燃料，要很好安排。”
在这次汇报会汇报结束后，李先念又特别强调：
“１．金山现场会要开好，要开成功。不仅进口项目参加，而且国内重点工程也要派人参加。要去学习，对照检查。２．化工料，要一个一个落实，一定要解决。３．一定要考虑下一步投产后设备配件怎么办，要考虑一个打算。”
根据主持中央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指示，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至１６日，“国务院金山工程基本建设现场会议”在刚刚落成的总厂外宾招待所８楼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主管基本建设工作的负责人，２２个引进成套设备和其他重点建设项目的领导干部和金山工程的工人、技术人员代表共３３０人出席了现场会。受邓小平的委托，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会议。
会议肯定了金山工程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多的投资，建成这么复杂的现代化企业，并指出，这么高的速度，在我国基本建设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所以要总结经验，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大型建设项目的基本规律，在全国推而广之，促进全国的基本建设工程。
会上，总结并肯定了金山工程的四条突出经验：一是调动千军万马进行社会主义大协作、大会战。金山工程筹建一开始，就在全市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使上海一千万人民都知道金山工程是毛泽东批准的、是党和国家交给上海人民的一项光荣任务。从而掀起了“人人关心金山建设，个个争为金山作贡献”
的热潮，调动全市上千个单位，采用对口包建和定点支援等多种形式进行大会战，在设备加工、物资供应、技术力量、生活服务等各方面给予金山工程以有力的支援。二是工程现场有一个团结坚强、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搞大型建设项目，没有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现场指挥部是不行的。金山工程之所以搞得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工地现场有一个好的、比较坚强的指挥班子，敢打敢拼，敢于领导，较好地组织了各项战斗。三是放手发动群众。现场指挥部较好地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大力支持群众的革新创造，支持群众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发动群众群策群力攻克难关。金山工程中凡是难度大的关键工程，都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完成的。四是引进项目建设同样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引进项目建设中，凡是时间来得及、我们自己又能办的事，就坚持自己办。
金山工程的机电设备共有１２万吨，其中７万多吨是由国内制造的。引进装置的土建设计，也是我们自己搞的。这样做，适应我国的情况，有利于加快工程进度和节约投资，更好地掌握建设和生产的主动权。
国务院金山工程基本建设现场会议是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精神的贯彻，这次会议以及所总结的金山工程建设经验，对２２个引进成套设备和其他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这次会议对金山工程的广大建设者更是莫大的鼓舞，有力地促进了工程的建设。
（第二节）围绕“风庆”轮事件的斗争
党的十大开过之后，国内局面稍稍稳定，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问题开始提上党中央的工作日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人大的筹备工作。随着周恩来的病情加重，江青一伙自认为有机可乘，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然而，邓小平的东山再起，打乱了江青等人企图“组阁”的部署，由此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把邓小平作为他们“组阁”的巨大障碍，必欲早日除掉而后快。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周恩来住院治疗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有恃无恐，经常私下串联，在政治局一哄而起向邓小平发难。江青他们不正常的宗派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７月１７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３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这是毛泽东首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青搞“上海帮”，即“四人帮”的问题。这番讲话，对于邓小平、对于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是一个鼓舞，增加了他们抵制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信心。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自党的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着历史渊源：自１９６４年江青发动“京剧革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在上海曲意逢迎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客人”，为她在上海抓“样板戏”，从此，江与张有了密切来往。１９６５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的姚文元，从此，江、张、姚结成一伙。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猛将。王洪文原是上棉十七厂的一名保全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带头“造反”，成为上海“工总司”的总司令。
１９６７年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７１年１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１９７２年９月，王洪文由上海调中央工作。１９７３年８月十大召开，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十大以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在这个“帮”中，论职务，王洪文最高；论资历，王洪文最浅；论年纪，王洪文最小。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她仗着“第一夫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张春桥是这个“帮”
的“军师”。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对于毛泽东的批评阳奉阴违。随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会期的日益迫近，他们继续加紧活动，密谋把上海作为其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主要基地，进行“组阁”阴谋活动。
党的十大以后，张春桥立即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布置：
上海要多培养些新干部，派到中央各部，要他们“闹个天翻地覆”。王洪文也布置：上海要多培养点人，准备调中央各部。王秀珍、金祖敏根据张、王的“指示”，于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９日召开市委组织组核心组会议，确定了第一批７名输送到中央各部当“部长”的名单，之后，又专门举办“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对选拔对象进行集中培训。
１９７４年３月，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在北京对王秀珍布置：上海要抓紧培养干部，要抓要害部门，要尽快物色２０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卫生部、中组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４月２８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提出了第二批８８名中央部长备选名单及单项材料。此后，又根据王洪文“指示”：中央各部都要“掺沙子”，上海不仅要有部长人选，而且还要有“司局级”备选名单。８月１９日，又确定了１８名正、副“部长”，１２名“司局长”的名单及单项材料，并报送王洪文、张春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