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无论是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还是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以及投资体制改革的实施，直至政府职能的转变，金融改革均起着制约作用。经济之活，活在金融；经济之死，也死在金融。
因此，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上海是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祥地。自鸦片战争后开辟为通商口岸，上海很快从渔村乡镇发展成日渐繁华的商埠，为贸易需要而进行的金融活动也日益活跃。１８４７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是外资进入上海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家银行。半个世纪后，由盛宣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１８９７年５月在上海开业。之后，中资银行总部纷纷落户上海。及至抗战前夕，上海共有２７家外资银行分行，８６家中资银行总、分行，还有３０家保险公司，６家信托投资公司，４８家钱庄及证券交易所、外汇交易市场和规模居当时世界第三位的黄金交易所等。当时上海的金融业务量、资本库存现金、存放款额均为中国各城市之首，利率、汇率和金银市价左右着远东各地区的金融市场，是名副其实的远东金融中心。
解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上海对官僚资本的银行进行接管，对外资银行进行限制，对私营银行进行改造，全部银行业务由惟一的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这一时期，由于依照苏联银行模式，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办法管理为主的金融体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金融机构的总行、总公司无一不搬至北京，上海的远东金融中心地位遂不复存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沉睡的上海金融业开始复苏。
邓小平考虑的是要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角度，来审视和全面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并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组成部分的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
邓小平针对我国金融工作的实际情况，就改革与发展金融业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和原则。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他还特别强调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时说：“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天地没有开发，就是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各种行业，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作为昔日远东金融中心，上海作出了快捷的反应。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上海首家股份制企业飞乐音响公司成立。
不久，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解放后第一张规范化股票，首期５０万元，每股面值５０元；
１９８５年１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６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证券业务部首先开办股票上市买卖业务；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上海首家大型全民工业企业试行股份制的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３日，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才一个多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举行。会上美方有２０多人发言。这批美国大亨中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４日，邓小平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
１４日，邓小平会见了凡尔霖一行。凡尔霖因为荣幸地受到了邓小平亲切接见而激动不已，就将一枚他们交易所成员的证章，郑重其事地赠送给邓小平，还说：尊敬的邓小平先生，您戴上它，就可以在我们这座世界性的金融大厦里通行无阻了。邓小平愉快地接受了。这下可忙坏了有关方面，回送个啥？
送美国人一张股票。邓小平委托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回送凡尔霖一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行的股票作为礼品。陈慕华于是选了一张淡绿色花边，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式样的小飞乐股票（全称：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派人专飞北京送去一张小飞乐股票。
约翰·凡尔霖在从陈慕华手里接过这张股票，成为第一位拥有新中国股票的西方金融家而兴奋不已的那一刻，他没有忘记询问：“这股票上写的是谁的姓名？”一听不是他，他立刻说：“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去办理一下过户手续。”约翰·凡尔霖来上海，住在锦江饭店，花２０００美元雇警车开道，过户了一张面值５０元人民币的股票。
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没有成立，只有刚开张才一个多月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上市买卖业务。静安证券业务部位于西康路１０１号。其创始人是黄贵显。
黄贵显清楚地记得，那是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３日。被当时一些人戏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和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见面了。约翰·凡尔霖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来的。随着约翰·凡尔霖登门的，除了应有的随行人员，还有一大批新闻记者。作为受访的主人，黄贵显等人最大的不安，就是营业处太小太小了，只有１０来个平方米，无非是一只小小的股票交易柜台，如此寒碜，总觉不安，连声说：
“我们刚刚创办，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约翰·凡尔霖却自有他的审视目光，回答的却是满口称赞：“很好啊，瞧，还有电话！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一间房子，已经很不错了。知道吗，美国最早开始股票交易，是在华尔街边的梧桐树下进行的，交易的人要遭受日晒雨淋，比你们现在的条件差多啦！”
这是出自约翰·凡尔霖内心深处的话。
１９８７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商品经济的繁荣，对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体系，培育开放金融市场及加强和改善外汇管理。上海金融改革在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同时，又打破了单一资金调拨局面，开拓多种融资渠道，初步形成了以同业拆借、票据贴现、证券买卖、外汇调剂为内容的金融市场体系。
１９８７年４月，交通银行在上海重组，成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７日，实行会员制的上海外汇调剂中心正式开业，允许国有企业进场参与调剂，如今，已发展成为全国的外汇交易中心；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日，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中介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逐步扩展成为全国性的证券市场；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上海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社，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及９０年代初期，上海在现代金融业务领域所进行的积极探索，是当时我国金融业的标志性事件，对于在全国金融业推广、发展此类业务，具有示范性的作用和开创性的意义，在国际金融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上海进行股份制改革，搞小飞乐、延中实业，开办证券市场，引起人们的疑惑和争议。１９９０年，针对人们对股份制改革、对股票、对证券市场的疑惑和种种争论，邓小平明确指出，股份制还得要试。２０００年８月底，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在市工业党委、市经委调研时指出：“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邓小平）的支持，１９９１年上证所可能就关掉了，上海的股份制改革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上海金融改革得以加速。１９９１年４月，我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
１９９２年１月，上海发行全国第一张人民币特种股票（Ｂ股）；
１９９２年９月，美国友邦保险公司重返上海。
上海在金融市场产生之初，就力求按“规范化、制度化、市场化”的要求培养和发展它，从而使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勃勃生机。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把证券市场看做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鼓励大胆尝试。这些论断澄清了人们长期形成的证券市场是资本主义产物的认识，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又给上海的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
股市受此影响走出强势行情。同年５月２１日，沪市股价全面放开，股价直线飙升，上证指数当日就以１２６０点跳空高开，比前一交易日涨６４３点，最高点达１３３５点，当日以１２６６点收盘，涨幅达１０５％。
伴随这次思想解放，中国股市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发行股票的试点由上海、深圳推广到全国。一大批国有企业通过上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起到了先导和示范作用，为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开辟了直接融资渠道。上市公司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日益增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资本市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从发展初期的“替补席”上升到事关国民经济建设全局“助推器”的高度。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１９９２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的战略决策。从此，重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成为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选择在上海建设中国的金融中心，是中央，是邓小平给予上海的机会，上海紧紧抓住了这一良机。
为落实中央提出的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任务，上海制定了《上海金融业“九五”计划及２０１０年规划》。《规划》从可行性出发，又坚持高标准，提出到２０１０年把上海初步建成亚太地区综合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中央对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予以大力支持。中国金融领域的许多改革探索都放在上海：１９９４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开业；１９９６年，全国同业拆借市场在上海建立。这些“中国第一”，大大加快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数据表明，２００１年上海证券交易额比１９９５年增加了６．３倍，保费收入增加了６倍多，外汇交易额达到７５０．３亿美元，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由证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等构成的比较健全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在上海已经初步建成。可以说，上海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在这一建设过程中，上海始终坚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为了更好地为全国服务；也只有在更好地为全国服务中，才能建设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证券市场为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五分之四是全国各地的企业，它们直接从证券市场上募集了４５００多亿元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全国各地的经济。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市政府积极为金融中心的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构建金融机构现代化运作所必需的信息化平台。市政府推进金融服务与电子商务的结合，提出了“银行一卡通”概念。目前，上海的金融信息网络已与全国以及国际金融信息网络实现联接，证券交易电子化程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次，营造安全、守信的社会信用氛围。２０００年６月，中央三大金融监管部门与上海市政府联合召开“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研讨会”之后，上海正式建立“金融监管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共同推动上海金融安全区的建设，形成了支持上海金融规范发展的合力。１９９９年上海建立了全国首家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开通后两年提供了２１万份查询报告，２００２年又启动建设企业信用联合征信系统，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得到增强。第三，努力营造打动金融业人才来沪发展的软环境。
一大批在上海金融机构掌管要职的人才，无一不是被上海海纳百川的胸怀所吸引的。
作为入世后我国兑现金融开放承诺的首批城市之一，上海的金融业格局面临着深刻的变革。
外资金融机构集聚上海的速度明显加快。有数字表明，上海已成为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数量最多的金融开放城市，目前上海外资银行的存款、贷款、总资产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５０％，世界前５０位的大银行中，８０％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
在沪外资证券机构代表处４２家，外资保险公司１６家，占全国总数的比重都超过了一半。
邓小平的金融思想，给上海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各类金融市场平稳、规范发展。巨大的金融市场对上海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辐射效应。２００１年底，全市金融保险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已达到１２．５％。到２００１年末，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产业贷款余额达到１４９．２亿元，向汽车、钢铁、石化等支柱性行业贷款余额达到４９７．９亿元，对企业技术改造贷款余额为４８０亿元，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金融市场为依托的上海城建投融资体制改革，为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集了几千亿元的资金，有力地推进了上海的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