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王朝官吏的经济犯罪，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而宋代尤为严重。宋自立国始，其官吏委法受赇、乞取强索、隐没官物、监守自盗、科敛人己、犯禁谋利等行为就十分突出。犯赃者之众，涉及面之广，手段之奇巧，情节之严重，皆系前所罕闻。宋朝统治者对官吏蠹国害民的经济犯罪，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制定了详备的惩治法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提供了深刻的教训。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学者。
一、严立防范措施，欲消贪于未萌
宋代统治者为防止官吏利用职权受赇枉法，利用职务之便贪赃自富，对官吏的经济活动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制定了严密的财政管理法规，层层设防，以防患于未萌。
（一）加强财政收支控制
为防止官吏在经济活动中贪赃自富，对全国各州县、各场务的税收，制定了征收比例、减免条件、上交数额及禁约条制。如对夏秋二税的征收，规定在征收前由县根据一县的人户数、苗亩数、桑田数及应税之物，分别编制夏秋税簿，送州核定后，作为征收二税的控制数，以防各级官吏在税收活动中乘机私敛，法外诛求，中饱私囊。并规定：“州县于正数之外加量斛面”，“以加耗为名大秤斤两”㈢，或“官容纵公吏巧作名色乞取”，或州县受纳人户税租不即时消簿“抑令重叠输纳，”或合纳二税妄有增减者，“杖八十，许人告”。凡在法定范围之外私置税场，邀阻商旅，减赳乞觅者，坐赃论。宋代禁约官吏在税收活动中巧立名目，法外诛求的敕令相当多，目的是防止官吏从中贪赃。
宋代在财政支出中亦加强了预算控制。法律规定：“凡内外支供及奉给驿券，尝赐衣服钱帛，先期拟度，时而予之。”宋仁宗天圣初，针对京师营造所需费用，多由内侍传旨支取而生弊端，于是下诏：“自今营造所须，先下三司度功费然后给。”宋代对财政支出的预算控制，包括中央和地方官吏俸给、工程费用、禁军和驻军的各种开支、驿券、尝赐，甚至官府用的簸箕、扫帚，也要按可用期预算出所需钱数，事前拟定数额上报请领。如此严格的预算控制，反映了宋代防范官吏欺弊的严格程度。
（二）严格财物管理
宋代为防止官吏在官物保管、出纳、纲运中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欺占，建立了严密的库务管理制度，制定了严惩不贷的法令。
1．明确仓库管理官吏的责任。宋法规定：各库仓要在敖门置板牌，“书其仓数，年月、监专姓名”。凡开闭仓库，监专必须共同进行，并押记封锁，以防私盗。
2．详定库务账籍制度。宋代为强化库务管理，分类建立了“入库簿”、“钱谷簿”、“出人物料簿”等。如“辄毁匿簿籍，欺隐官物，以自盗论加一等”。详备的账籍制度，既便于对仓库财物的审核，也有利于防范官吏欺弊自贪。
3．领取官物，广用凭由。凭由作为实物依据，在宋代官物领发中广泛使用。
为了有效的使用领取官物凭由，宋太宗雍熙时置“三司磨勘凭由司”，“掌在京官物支破之事。凡部支官物，皆复视无虚谬，则印署而还之，支讫，复据数送勾而销破之”。即专门审理京师官府财物的领取和报销；凡是各部支邻官物凭由，都要先送凭由司审核无虚伪欺诈，盖印签署后，才能到有关府库、场务领取财物，这是对支领官物凭由的事前审查监督；支取财物后，再将实际支用数送凭由司核销，这是对支取财物的事后检查监督。对违犯凭由使用规定的要从重治罪。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诏：“左藏库今后将应支钱物，逐一照验凭由旁贴文给，依限缴申所属审实，不得别立寄廊单子，”违者徒二年。为防止官员以公差为名，虚报冒领，按官吏职务和公差地远近，发给不同的有价证券。凡“京府按事畿内，幕职、州县出境比较钱谷，复按刑狱，并给券。其赴任川峡者，给驿券；赴福建、广南者，所过给仓券，人本路给驿券；皆至任则止。车驾巡幸，群臣扈从者，中书、枢密、三司使给馆券，余官给仓券”。凭由的广泛使用，对防止官吏在支领官物中欺诈贪赃起了积极的作用。
4．严格主管钱物官吏的移交手续。宋法规定，凡主管钱物官吏调迁及罢任，都要依“四柱”格式编制钱物“移交清册”。交由后任限一月内核实无误，批书离任。违者杖一百，虽去官不免。此系宋代不易之法。如果“妄作名色，虚破钱物”，由御史台、户部稽考处理。
5．确立了纲运官吏的连保责任制。朝廷从各地征收的钱物在纲运中处于流动状态，更容易流失和被官吏侵吞。为防止官物在运转过程中遭受损失，建立了监押纲运人的连保责任制。其规定：官府钱物在纲运中如果发生陷落、失散、损坏等情况，监押官吏及干系人，要依《理欠令》的规定赔偿，情节严重者，要追究官吏的连带刑事责任。以防官吏及干系人在纲运中借机盗隐国家财物。
（三）完善财政审计体制
审计是对国家财政、财务所进行的检查监督。宋代的财政审计不仅渠道多、分工细，而且审计方法进一步科学化。审计成为宋代倡廉肃贪的有效手段。
1.外部监审。宋初仿唐制由刑部的比部负责勾复中外账籍。但由于审计权悉归三司勾院和都磨勘司，比部的勾复权名存实亡。至元丰改制罢三司，监审之权始归比部，凡内外账籍皆归比部审核，仓库、场务出纳官物，比部定期审查，并稽核百司经费。
2．内部审查。宋初所置勾院及都磨勘司均属三司，因此其审计属于财政部门的内部审计，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审计作用。三司勾院，“掌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账籍，以察其差殊而关防之”。即按财政收支主管范围进行分工审查，系三司内部的初审机关。
都磨勘司，“掌覆勾三部账籍，以验出入之数”。即专门对盐铁、度支、户部财政收支账籍进行检查复核，系三司内部会计账籍的复审机关。自仁宗天圣九年（1031）建立文账申报制度之后，因案牍繁琐，事无巨细，皆报三司磨勘，导致勾院及磨勘司“徒有点算之名，全无复察之实”，“纵有大段侵欺，无由举发”，********，习以为常。
因此，熙宁五年（1072）又别置提举三司账勾磨勘司，专一点检，成为中央权威性的审计机关。但勾院、磨勘司、账勾司都属于三司内部的事后审计。至元丰改制，审计事宜划归比部掌管。
3．事前审核。宋初由于“案牍丛委，典者不能遍察而容奸”，太宗时又置“诸司专勾司”，掌管审核文武百官及军队员数，发放俸禄标准，诸司库务给受之数，向粮料院批送文历，以防止发放俸料时伪冒和欺诈之弊。具有事前审计的功能。原属三司，元丰改制转归太府寺，握有一定的独立审计权。南宋初，为避宋高宗赵构名讳，改称“审计司”。其职掌仅限于审核百官和兵卒支取俸禄者的名数，以防虚报冒领，职权显然小多了。
4．专门审查。宋初还增置了专门审查中央各部门财物的审计机构。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置“都主辖支收司”，专门对已经支领而未办报销手续的官物数额，直接到受领财物的官府核实账目，送主管司核实后销账，此系就地检查；雍熙二年（985），置“都理欠司”，专门审理京师及地方官府积欠官物的账簿，立限上交拖欠；真宗咸平四年（1001）置“拘收司”，专门催收官营场务上交财利决算；又置“催驱司”，即督促京师各官府、各库（左藏、交引、缴尝等库）、务（市易、平准、便钱等务）及时办理年终结算，督促京城近效各仓、场、库的月报及凭由，一并送三部勾院检查，督促三部发放中央和地方官吏俸禄账籍及时上报。政和二年（1112）改称催辖司。另外还有凭由司、行账司等。元丰之前，财政审计机构虽多，但都没有独立于财政管理机关三司之外，元丰改制后，勾复、理欠、凭由皆归比部。
5．地方审计。为加强对地方财政控制，各路均由中央直接派任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诸州通判官到任，皆须躬阅账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但审计旧法，“内自府库，外至州县，岁会月计，以上于三司”。审计之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始诏：“县、镇、仓场、库务账，本州勘勾，诸州账，转运司勘勾。”至此，诸路州有了对下级财赋文账的审计权。审计权的下放，减轻了中央审计机关的负担，改变了三司徒“有审复之名”的状况，加强了对地方财政审计的严密性。同时要求监司、通判每半年到所隶州县及仓场、库务进行实地审磨和点检实物，以防官吏欺隐虚报，中饱私囊。在实地审磨中发现“故隐漏、增减、移易或虚销账籍”等欺弊，或钱物数有差错，要追究行为人和干系人的法律责任。，如果审磨官吏与主典官吏共同作弊，“故为隐漏者，徒二年”，钱财有亏，“失磨不出者，杖一百”。
宋代多渠道、多层次的账籍审磨制度，反映了财物审计的严密性和科学化，在防范官吏经济犯罪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增俸以养廉洁
宋初，官吏的待遇并不优厚，在官吏中鲜有不穷窘者，甚至有的“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为了生计，或“冒法受赃，赊举度日”，或“不耻贾贩，与民争利”。尤其是“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如此穷困的生活条件，欲使官吏廉洁奉公是困难的。宋太祖在开宝三年（970）讲：“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簿，未可责以廉。”因此，令天下州县省官增俸。宋初，官员带大学士等衔者，在寄禄官俸之外另给添支钱（北宋末的贴职钱），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又设职田，作为在职官吏的补贴。但低级官吏的待遇仍然很簿。大中祥符中曾有人在驿舍中题诗说：“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即三班奉职的月俸仅七百文，外加半斤羊肉。真宗闻后亦说：“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俸。选人的待遇也不高，曾有举人投书索米，并戏为一诗：“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为解决吏人肆意违法科取及受赇贪赃问题，命三司制定约束十条，称“诸仓丐取法”11），始定天下仓吏俸禄，并设重法以绝请托勒索之弊。其后朝廷各司监及州县吏人，普遍推行增俸重法，虽然并未能杜绝吏人贪赃受赇，但在熙丰时犯赃吏人却大为减少。由此而言，俸禄的高低虽非是导致官吏廉洁的必然因素，亦非是解决官吏贪赃的灵丹妙药，但却是官吏养廉自洁的重要物质条件。北宋后期的品官，除按官品给优厚的待遇之外，特别支给的名目愈来愈多。南宋时更是有增无减，在加俸贴职钱之外，又有添支米、添支料钱、公使钱等。待遇之高，连宋人也称“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然而自北宋末期之后，官吏贪赃之风更盛，大小官吏，巧取豪夺，“倚法侵牟骚动，不知艺极”固，以至廉吏十之一，赃吏十之九。法不治众，积弊难返的局面愈演愈烈。由是而论，官吏贪赃又是一个与官僚政治紧密相联的极复杂的社会问题。
（五）限制叙用贪赃官吏
艺仁两朝，对官吏贪赃枉法深恶痛绝，一经发现，决不宽恕，即使微赃轻罪，亦不放过。因此，对犯赃官吏的叙用亦严加限制。
1．立永不叙用之制。宋太宗时规定：“职官赃罪，虽会赦不得叙，著为令。”即使赃罪轻微，只要是贬黜再用，皆责写改过状，以示儆戒。其后不得叙用犯赃官吏之诏屡有颁降，如南宋建炎二年（1128）诏：“自今犯枉法自盗赃者，中书籍其姓名，罪至徒者，永不录用。”宁宗庆元五年（1199）又诏：“所有胥吏犯赃罪至徒之人，永不许放叙。”南宋时永不放叙的标准虽限于徒罪以上，但宋代永不叙用之制始终没有停废。
2．定限制参选叙进之法。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诏：“使臣犯人己赃徒已上罪，叙用已至本职降两资者止；犯人己赃杖罪及元断徒以上，该恩特停官者，叙用至元职降一等止。纵逢赦命，不得叙进。”太宗朝立永不叙用之制，真宗朝定降级叙用之法，都是限制赃吏的叙进。宋徽宗政和时又规定：职官犯赃私罪情重，并不在选注之限。南宋《吏部条法》中规定的更明确，凡曾犯赃私罪者，不许依无过人例申辟，亦不许参加吏部差注，更不许注亲民差遣。宁宗嘉定时又有“赃吏毋减年参选”之令，“命官犯赃毋免约法”之诏。限制贪墨官吏参选叙进，一直是宋代严赃吏法的重要内容。
3．禁犯赃官吏亲民。自真宗朝宽赃吏法之后，虽然犯赃轻者可以叙用，但严禁犯赃官权县事。宋仁宗朝多次降诏明确规定：官吏犯赃者不得亲民，受贿者子孙不得享受恩荫。，宋徽宗时再次降诏：官员“曾犯赃罪情重，不注知县；进纳授官，不许权县事”。南宋《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更详备，犯赃官吏即使不除名，“也不得为亲民权县事”。
宋代对犯赃官吏严格限制叙用和进升，对汲汲于仕途升迁的士大夫，无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对预防官吏贪赃枉法，鞭策官吏廉洁自守，必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