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91-1917求学时期
胡适，安徽绩溪人。原名胡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1891年12月17日出生在上海。胡适的父亲胡传，是晚清的能吏，擅长边疆地理学。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出身农家，十六岁嫁给胡传，是胡传的第三任妻子。胡适出生后不久，胡传就被调赴台湾，此后不久，胡适母子也奔赴台湾。
幼年时期的胡适，已经展现出聪颖之气。他三岁就认识了八百多字，深得父亲胡传的宠爱。可惜在此前后，甲午战争中，晚清惨败给日本，日军侵台，胡传要率众抵抗，父子相处的日子不多。1895年7月3日胡传在厦门病逝，临终留下遗嘱要胡适“努力读书上进”。
孤儿寡母回到安徽绩溪老家后，冯顺弟就让四岁的胡适去私塾读书了，为了便于胡适学习，冯顺弟要求私塾老师给胡适讲清楚每个字的意思，为此冯顺弟付给私塾老师双倍甚至三倍的学费。
幼年的胡适，受父母影响较大。胡适开蒙的课本是胡传留给他的《学为人诗》，诗中写道：“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胡适后来的一系列行为，似乎都可以从这首诗中找到源头。而胡适母亲的好脾气，则让胡适学会了容忍。
在《我的母亲》中，胡适回忆了母亲对他的影响。文章记述了“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的母亲的种种艰辛。从嫂子们给母亲的脸色中，胡适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然而，母亲却是“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除了受到父母的影响之外，书籍对这一时期的胡适也有很大的影响。
八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读到了残本的《水浒传》，从此一发不可收地喜欢上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在这一时期，胡适阅读了《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许多古典小说，这些小说让胡适有了初步的白话文训练，为他将来提倡白话文运动埋下了种子。十岁时，读到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引的范缜《神灭论》中的话，受其影响，成为无神论者，此后终其一生，胡适都是无神论者。
十三岁时，带着用功读书的习惯和怀疑的精神，胡适来到上海求学。当时的上海，是晚清最开放的地区，在这里，胡适开始系统地学习英文与算学，为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为了应付《原日本之所由强》的论文，在其二哥的帮助下，胡适看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给胡适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开始热衷种族革命，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学术的眼光，一定程度上为胡适后来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除了受梁启超影响之外，另一个对胡适影响较大的人则是严复。此时的胡适，在澄衷中学读书，在国文老师杨千里的推荐下，胡适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受此书影响，胡适终生服膺进化论。二哥给他改名为胡适，表字适之，其实就是受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胡适还读了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此书就是约翰·穆勒的《论自由》，这让胡适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了初步接触，为胡适成为自由主义者埋下了精神种子。
此后不久，胡适考入中国公学读书。中国公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民主自治制度盛行，这是胡适第一次实践民主制度。第二个特点则是普通话盛行。胡适后来提倡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普通话，也与中国公学的这个特点有关。
中国公学读书期间，胡适曾主编《竞业旬报》，并在这份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胡适后来曾编章《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杂志，而《竞业旬报》则是其编章生涯的起点。
1908年9月，中国公学为一个宪法的问题闹风潮，学生停课，成立“中国新公学”，十七岁的胡适被聘为新公学的英文教员。据其《四十自述》记载，胡适凭着肯负责任、肯下功夫预备功课，“一年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而且所教的两个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杨杏佛、张奚若等，都是其当时的学生。
然而，一年后，中国新公学终因经费不足，接受调停，与老公学合并。此时，胡适的家中产业败落，1910年，经历过中国公学分裂的胡适，在经历了理想主义的破灭之后，经历了一段人生的堕落期，“前途茫茫”“忧愁烦闷”的胡适，在朋友的影响下过起了吃花酒、打牌、捧戏子的生活，后来发展到与警察打架被拘留的地步。不过，在拘留所里，胡适反思了自己这段时期的堕落生活，忏悔了自己的各种不良行为，重整旗鼓。恰在此时，胡适得知美国招考庚子留美生的消息，于是决定投考。经过努力，胡适以第55名的成绩获得赴美留学的资格。
美国是胡适的第二故乡，对胡适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开始，胡适听从二哥的建议，去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来因为兴趣不浓，毅然放弃，改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初步形成。
留美期间，胡适经历了美国大选，全方位地观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后来胡适成为民主制度最有力的鼓吹者与信奉者，与他此时的经历不无关系。这段时期，胡适也经历了与韦莲司暧昧的情感，见识了美国女子的真实生活，这为他后来回国提倡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此外，美国留学的经历完全改变了胡适的性格，没有留美时，胡适是一个性格悲观、伤春悲秋的人，而美国的读书、生活阅历，则让他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在美国读书期间，应朋友的邀请，胡适成为演讲狂人，做了无数次的演讲。为了做好演讲，胡适还专门选修了旨在训练演讲能力的课程，这为其未来的教授生涯与驻美大使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美国经历的这一切，对胡适有深远的影响，而奠定胡适历史地位的新文化运动，也在这一时期酝酿形成。胡适开始提倡白话文，而胡适的朋友梅光迪、胡先骕、任鸿隽等人则对白话文运动表示怀疑，他们尤其反对用白话文作诗。为了打破白话文不能作诗的传统谬见，胡适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诗。与此同时，胡适的朋友陈衡哲，则实践胡适的主张，写了白话文小说《一日》。在与梅光迪、胡先骕辩论过程中，胡适关于白话文运动的思考初步成形，名作《文学改良刍议》就在这一时期写成。
八年的留学生涯，让胡适充满了信心，他决心回国，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奠定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础。在回国的途中，他引用《荷马史诗》中的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这里，胡适表达了改变中国舍我其谁的担当，而随之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则毫无疑问地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二、1917-1927新文化运动时期
回国之前，胡适已经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新文化运动从那时就已开始。当时，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约，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胡适还没回国时，陈独秀已经邀请他去北大做教授。
回到北平之后，胡适担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同时开始与陈独秀、陶孟和、钱玄同等人轮流主编《新青年》。这一时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章，新文化运动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崭新的局面。
《易卜生主义》让民国的青年们重新发现了个人，鼓励青年从家族牢笼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问题剧《终身大事》，公开宣传妇女解放，受其影响的民国女性成为中国的“娜拉”；《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截断众流的勇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极具典范意义。《尝试集》的出版发行，则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里程碑，白话诗成为诗歌发展的历史趋势，此后涌现出一大批年轻的白话诗人。
就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对胡适制定的新文化运动路线图而言，五四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建设性的一面，又有破坏性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它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受众面，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呈几何级数地增长，新文化运动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坏的一面则是开启了青年学生干预政治的滥觞，从此青年学生动辄运用罢课的手段来干预政治，青年的激进同时也导致了教授的激进，陈独秀开始觉得文化启蒙太迂远，和李大钊等人开始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后来更是公开组党干预政治。由于陈独秀的激进，《新青年》编章部分裂了，《新青年》随后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品。
从青年学生的激进主义情绪中，胡适看到了目的上的狂热与方法上的盲动，于是胡适也放弃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约，开始讨论政治，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政论，呼吁青年学生要研究活的问题，不要盲信各种主义。这一时期的胡适，创办了《努力周报》，并在《努力周报》中大力提倡有计划的政治，争取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同时大力宣传“好政府主义”。
谈政治之余，胡适依然埋头于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胡适写出了《红楼梦考证》这样的名作，成为新红学的开山者。与此同时，其《白话文学史》上册也在这一时期出版，此书的出版为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学术基础。此时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也有两场论争对后世影响深远：一是引起了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与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的论战，史称“科玄论战”；一是《努力周报》刊登的顾颉刚与钱玄同关于古史的讨论，开启了民国历史学家的“疑古思潮”，也就是后世所称的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辩派。
这一时期，由于坚持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姿态，胡适开始让激进的青年学生不满。如果说“五四”之前绝大多数的青年都是胡适的崇拜者的话，那么从这一时期开始，胡适开始失去那些激进的青年。这从1924年的驱逐溥仪案与1925年的火烧《晨报》案就可以看出来。
1924年，冯玉祥派军队强行将清帝溥仪驱逐出宫。此时距《清室优待条例》的签订仅十二年。当年，中华民国建立的条件之一就是《清室优待条例》的签订。而十二年后，冯玉祥竟背信弃义，公然使用暴力手段，用威胁与恫吓的方式强迫溥仪出宫。冯玉祥的这一举动，不仅违背了契约条例，更违背了契约背后的法理精神。然而，对于冯玉祥的这一举动，许多舆论哄然叫好，尤其是那些自诩革命的青年学生，无不额手称庆、拍手称快。
对冯玉祥的这一违法行为，胡适给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胡适写道：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胡适的这一封信不仅引起了革命青年对胡适的失望，就是胡适的同事周作人、李书华等人也写信质问胡适。当时的舆论普遍认定溥仪是皇帝的象征，将溥仪赶出去则意味着对皇帝的清算，甚至是对专制的清算，唯有如此，中华民国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华民国。胡适为溥仪辩护，被他们视为开历史的倒车，是落伍的表现。为此，当时甚至有人组织“反清大同盟”，要把胡适驱逐出京。
1925年，激进的青年学生还闯入晨报馆，将象征言论自由的报馆也给烧了。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徐志摩曾组织“友俄还是仇俄大讨论”。在这份报纸上，有知识分子主张跟俄国友善，也有知识分子主张要警惕俄国赤潮席卷中国。不论哪种主张，副刊主编徐志摩都一律刊登，给每位作者以公平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然而就因为以张奚若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主张警惕俄国，再次触怒了一些革命学生心目中“正义的火气”，于是他们集体围攻并放火烧了晨报馆。这些革命的青年学生宣称要扞卫自由，然而却将言论自由的象征——报馆，付之一炬。这也正是历史的讽刺之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被这些革命青年视为反动政府的北洋段祺瑞政府没有封杀报馆，倒是这些革命青年，以革命的名义追求自由，却最终将自由扼杀在襁褓之中。
因为火烧晨报馆这件事，胡适给陈独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在信中胡适表达了他的忧虑：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除此之外，胡适在这时也参加了段祺瑞政府所召开的善后会议，这也引起了革命青年的严重不满，后来胡适审时度势，及时退出了善后会议。
在各种政治纷扰中，胡适成为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的委员，1926年前往英国参加相关会议。在前往英国之前，胡适听从了李大钊的建议，先转道苏俄，然后从苏俄前往英国。在苏俄参观的三天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波动，在给徐志摩的信中，胡适大力赞扬了苏俄的建设成就，对苏俄的教育体制及勇于实验的精神，胡适不吝赞词，而在与共产党人蔡和森的辩论中，胡适甚至有了组党的冲动。
从苏俄来到英国之后，胡适对社会主义的青睐与热情有所消退。来到欧洲的胡适，一方面忙于学术研究，向西方国家宣传中国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则忙于从英国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中找寻敦煌卷子，尤其是敦煌卷子中关于神会和尚的记载。当时的胡适已经开始了中古思想史的写作，为搞清楚禅宗的来龙去脉，胡适对神会和尚有浓厚兴趣，可惜国内找到的资料太少，借出访英法等国的机会，胡适努力找寻敦煌卷子中关于神会和尚的史料。而正是凭借他此行找到的相关史料，胡适让世界重新认识了禅宗史上的神会和尚，并由此完全改写了禅宗史。
1926年胡适在伦敦时期，国内恰好是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的时期，当时的留学生沈刚伯曾询问他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对此，胡适的回答是：
我本来是反对暴力革命同一党专政的。但是革命既已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