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额角的青筋鼓胀着。才高气盛的梁宗岱，现在担任着北大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在留学法国期间，诗人瓦雷里是他的老师，梁宗岱曾在课堂上亲耳聆听过瓦雷里讲授《水仙辞》，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梁宗岱高声说：“我觉得林小姐对这首诗是一种误读，作为后期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瓦雷里的诗，是人类情绪的一种方程式，这首《水仙辞》是浑然一体的通体象征，它离生命的本质最近，我想你没有读懂这样的句子：‘这就是我水中的月与露的身，顺从着我两重心愿的娟娟倩形！我摇曳的银臂的姿势是何等澄清！黄金里我迟缓的手已倦了邀请……’瓦雷里的作品，忽视外在的实际，注重表现内心的真实，赋予抽象观念以有声有色的物质形式，我想林小姐恰恰是忽视了这点。”
“恰恰是你错了。”林徽因也提高了声音，“我们所争论的不是后期象征主义的艺术特点，而是这一首诗，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觉得，道义的一些格言，真理的一些教训，都不可被介绍到诗里，因为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服务于作品的一般目的。但是，真正的诗人，要经常设法冲淡它们，使它们服从于诗的气氛和诗的真正要素——美。”
梁宗岱那颧骨很高的脸上泛着光泽，他的一双大手不停地搓着：“林小姐，你应该注意到，诗人在作品中所注重的，是感性与理性、变化与永恒、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死亡冲突的哲理，这才是美的真谛。我认为美，不应该是唯美，一个诗人，他感受到思想，就像立刻闻到一朵玫瑰花的芬芳一样。”
林徽因也站起来：“我想提醒梁诗人，诗歌是诉诸灵魂的，而灵魂既可以是肉体的囚徒，也可以是心灵的囚徒。一个人当然不可以有偏见，一位伟大的法国人，在一百年以前就指出过，一个人的偏爱，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而一旦有所偏见，就不再是公正的了。”
大家兴致勃勃地听着他们争论。
第一次参加这个沙龙活动的萧乾对沈从文说：“他们吵得这么热闹，脸红脖子粗的，你怎么不劝劝。”
沈从文摆摆手：“在这儿吵，很正常，你不要管他，让他们尽兴地吵，越热闹越好。”
林徽因坐下去，平静地说：“每个诗人都可以从日出日落受到启发，那是心灵的一种颤动。梁诗人说过，‘诗人要到自然中去，到爱人的怀抱里去，到你自己的灵魂里去，如果你觉得有三头六臂，就一起去。’只是别去钻‘象征’的牛角尖儿。”
梁宗岱哈哈大笑。
大家也一起笑起来。林徽因笑得最响。
据萧乾所回忆，论争是林徽因挑起的，而据林杉所写，论争的结局是林徽因占上风的。怪不得陈学勇有如此评价：“才女的争强好胜有过，君子礼让有加，最后败下阵来的总是梁宗岱。”有趣的是，李健吾在《林徽因》中也提到了这两位优秀辩手：
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
林徽因与冰心因《我们太太的客厅》结怨
在现代文学史上，对冰心腹诽者不少，张爱玲不喜欢冰心是因为她的文字，苏青看不上冰心则是由于她的容貌，而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则源于一篇小说。
从1932年开始，林徽因家的“太太客厅”名动京城文艺界和学术界。树大易招风，名声在外的副作用通常是“躺着也会中枪”。1933年10月，冰心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明眼人都看得出该文是在讽刺林徽因及其沙龙文友。虽说创作是自由的，但此举显然不太友善，思维敏捷而又谈锋犀利的林徽因自然有所回应。不过，这一次林徽因没有像“《软体动物》事件”那样针锋相对地撰文打“笔战”，也不像在“太太客厅”与“读诗会”上那样面对面地直接论辩，而是派人给冰心送去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据李健吾回忆，当时林徽因正好从山西考察古建筑回来，故应情应景地进行了幽默的回应。从林徽因这颇为典型的文人雅士的做派来看，如果说二人由此结怨，这怨结得也太波澜不惊了。林徽因以往参与的论争，哪一次不是声势浩大的，但最终都没有结怨，这波澜不惊的一来一往就结怨了，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从之后二人的行迹来看，结怨之事并不是子虚乌有。
例如，抗战期间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流寓近三年，且最初的时候两人住处相隔很近，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却未见二人往来。另外，在林徽因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涉及冰心的话：
但是朋友ICE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这里的事情各不相同，有非常坚毅的，也有让人十分扫兴和无聊的，这也是生活。
这封信原是用英文写的，由梁从诫翻译为中文。冰心的笔名的含义，众人皆晓，而林徽因的中英文功底自不用说，将“冰心”写成“ICE HEART”，很是耐人寻味。林徽因信中所言之事发生在1940年。当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在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冰心需随夫迁往重庆。而恰在此时，沈兹九辞去了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的职务，于是宋美龄就热情邀请冰心到重庆代行相关职务。由此，也就有了冰心在“国难”之际，“隆重”搬家之举。对于此事，林徽因用了“扫兴和无聊”作评语，言下之意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因事结怨，但两人在结怨前却渊源有自。两人都是福建籍才女，而且家族间颇有往来。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是林徽因堂叔，林觉民牺牲后，是冰心祖父购置了林觉民家房产。另外，林徽因的公公梁启超曾手书对联一副赠与冰心，而冰心亦终生珍藏。更为重要的是，冰心的丈夫吴文藻与林徽因的夫君梁思成是清华时的室友，而且在留学美国期间，当时尚是恋人关系的两对情侣曾在绮色佳绮色佳：美国地名，ithaca，也译为伊萨卡。聚餐，林徽因与冰心还曾合过影。这样的交谊怎么就因为一篇文章而引发“怨案”呢？
据有关学者考证，二人结怨的最早的迹象是在1931年9月，当时冰心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我劝你》一诗。负责组稿的沈从文读到此诗时，就意识到“这首诗是这个女诗人给另一个女诗人，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她不宜同另一个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沈从文虽未明言“女诗人”与“男诗人”为谁，但沈从文对他这番解读有“现在说来已经成为文坛掌故”之补充说明，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指林徽因与徐志摩。可巧的是，林、徐二人又恰与冰心同在《北斗》创刊号上发表了诗歌，林徽因不可能没看到这首诗。1931年11月，徐志摩为参加林徽因在北京协和礼堂给外国使节所作的关于中国古建筑的演讲，从南京搭乘邮机前往，失事而死。徐志摩逝后，文坛诸人皆发表相关怀念文章，其众多女性友人也不例外，林徽因、凌叔华自不必说，方令孺、苏雪林、卢岫云，甚至很少动笔的韩湘眉也写了文章，而冰心却一言不发，这不会是偶然。她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评价徐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并说“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女人”虽未明指，但结合前因后事，也近乎是明言林徽因。由此看来，冰心对这段文坛津津乐道的林、徐浪漫情事是另眼相待的，创作出意有所讽的《我劝你》也在情理之中了。好在《我劝你》是诗，意指还没那么明显，故二人嫌隙尚不至于激化。而《我们太太的客厅》之文一出，自然也就点燃了导火索。
《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小说，虽是冰心小说中较长的一篇，但也就一万四千字左右，为何有这样大的能量呢？一方面是内容之故，文中诸多内容与“太太客厅”中的人与事非常相近。另外一方面则是手法之故，小说采用了冰心过去小说中未见使用的戏剧化的讽刺手法，以戏剧背景介绍、人物介绍、布景介绍的方式开篇，富有浓厚的戏剧色彩。林徽因几乎可以算是戏剧专业出身，以她最擅长的方式来讥讽她，对抗情绪自然比较强。
那么冰心为什么会写这样一篇“危险”的小说呢？1933年正是“幽默文学”风行的一年，特别是以幽默为格调的小品文流行。林语堂、陶亢德、梁实秋等曾写信向冰心约稿。我们不该忘了前面说过的，冰心曾写信给梁实秋评价徐志摩的事，而后来梁实秋也曾批评过林徽因的文章看不懂。因此，这样一篇小说的出现，与文坛息息相关：冰心试图将幽默用于小说创作中，加之当时“太太客厅”的盛名以及对徐志摩情事悲剧的腹诽，所以就有了这篇《我们太太的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