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怕算账的问题，我说：我本来也有这种顾虑，曾与地下党的同志谈过。他们回答是：这是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有几个没有旧账？我们党的政策是向前看，只要你把立脚点转过来，为人民做了好事，就不仅会将旧账一笔勾销，而且将根据立功的大小，给以相应的报偿。我认为共产党为了取信于人，说话是会算数的。老实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想依靠你捞一点本钱，作为过渡到新中国的桥梁哩。
关于怕戴投降帽子和把起义的官兵作俘虏看待的问题，我根据地下党同志的解释，着重说明起义与投降的区别：起义是自觉的主动的行动，投降则是战败被迫的结果，两个概念显然不同。现在你和颂公对解放军不是完全不能抵抗，而是不愿意打，主动争取和平，这就是起义，而不是投降，投降的帽子是戴不到我们头上来的。既然不是投降，也就根本谈不上把我们的官兵作俘虏看待了。这类例于很多，你也知道一些。所以顾虑完全是不必要的。
我谈完后面两个问题，陈没有吭声，看采多少还有一点怀疑。只好待以后继续做工作，逐步加以解决。
从这段时间我在对陈做工作所收到的效果中，深深体会到党的政策的威力，如果没有党的正确政策和具体指导，要争取陈这样的人起义，是不可设想的。
十三、省工委通过联系第1兵团参谋长等，对陈明仁建立起第二条策反工作线。
省工委对陈明仁的策反工作，除了通过余志宏联络李君九、温汰沫、陈庚这条线外，还通过涂西畴联络第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建立了另一条策反工作线。
文于一也是醴陵人，是程潜早年创办的讲武学校学生，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还和陈明仁是陆军大学的同学。他在胡宗南的部队里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副军长。抗战胜利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文为自己的前途而深深地忧虑。1948年，文的旧部、内战中被解放军俘获后释放的陈炳、宁月窗先后从解放区到西安看文，做策反工作。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对俘虏与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劝文认清形势，消除顾虑，设法掌握部队，早日举行起义，投向共产党，对文有很大启发。1948年夏，陈明仁奉命到胡宗南部慰问之际，文于一任第69军副军长兼第135师师长，驻守潼关。胡宗南以文于一与陈明仁有同乡同学关系，将文从防地召回西安作陪。一天，陈到文家共进晚餐，酒兴之下，发了一大通牢骚，怨恨陈诚挟嫌打击，也埋怨蒋介石赏罚不明，说国民党没得搞头了。陈最后对于说，他还得设法带部队，并希望文将来有机会与他合作共事。文于一考虑到第135师的主要干部都是胡宗南所派任，中反动宣传的毒素很深，要带领这支部队起义不太可能，自己在胡部也难有作为，因而满口答应陈的邀请。1949年3月，经陈明仁报请南京国防部批准，文于一调到长沙担任第1兵团参谋长。此前，曾在文的手下先后担任过联勤处长、机要室主任的好友郭洁诚已经回到长沙，文已通过他寻找湖南地下党的关系。郭通过原系中共党员、此时在地下党领导下做策反工作的陈采夫（文亦与陈相识）与地下党接上头。文于一任兵团参谋长后，省工委即派陈采夫之于、共产党员陈克朗与文联系，后又派共产党员涂西畴具体指导文的工作。
1949年3、4月间，第1兵团副司令官刘进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很快就会垮台，来找文于一讨论时局，另谋出路，他说；“中共在长沙肯定有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员，我们不妨同子良谈谈，是否应派可靠的人先行探听和去联络一下。”文问有无线索。他说：“还没有。如果子良同意的话，我们再商量设法进行。”
文于一虽与刘进是黄埔同学和老同事，但对刘进的真正立场还不是很有数，加上刘是黄埔军校同学中交游面广、较露锋芒的人，怕他不慎泄漏，危险太大，所以没有向他透露自己已与地下党有联系的情况。同时，文也想借机试探一下陈明仁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打算。因而同意刘的意见，当即给陈明仁打电话约定时间。
文于一和刘进乘车来到寿星街兵团部办事处，先由刘进陈述了找共产党联络另谋出路的意见。不料，陈明仁听了以后，马上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叛变吗？”顺手将桌上的茶杯拂到地上，弄得非常尴尬。文、刘再没有说什么，就退了出去。因为有了这一次的亲眼所见，以及以后陈明仁的喊杀喊打，文对陈一直心存疑虑，考虑到地下党和自己的安全，文直到起义前始终没有向陈谈起自己与地下党的秘密联络。但是，他在地下党的指导下，仍然为推动陈明仁起义，营救被俘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保护湖南的重要设施免遭破坏，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
文于一后来回忆了几桩事情：
（一）1949年6月间，第1兵团接到白崇禧要兵团执行对湖南境内局部作战的行动计划的命令。其内容是限期对湘江西岸广大地区的共产党地下武装姜亚勋等部进行一次扫荡，使用几个师的兵力，由第1兵团统一指挥，企图从益阳、安化、邵阳向宁湘、长沙方向压迫包围而歼灭之。我当即要文定一（文于一的弟弟，时任197师程杰团的副团长——作者注）抄写了这一计划，附上围剿行动计划要图交涂西畴，并向党组织建议：凡党所掌握的活动于湘江西岸的武装部队，在第1兵团进行扫荡时，应向西北方向转移，勿向湘潭、宁湘方面进出，免中其反动诡计。
（二）在长沙解放前的几个月中，被长沙警备司令部逮捕的和因被捕者供出被牵连的一些地下党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凡经地下党指出和我所知道的，均经我向陈明仁进言，为之解脱。或通过长沙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官谢熊签请军法处长梁凤报经核准，予以开释或不加追究了之。经营救得免于难的有几十人，姓名都记不起来了。
（三）6月中旬，驻长沙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宪兵第10团团长姜和瀛被其第2营营副赵冠湘向白崇禧告密，说姜和其副团长孟文楷、第2营营长刘元凯、连长余性宽、聂桐芳、钟时霖、曾昭荣等，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蛆织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并具体揭发了他们开会的情况。其时，姜已去邵阳巡视部队布置工作。白崇禧下一手令给陈明仁，要他在姜由邵阳返回长沙的途中，予以逮捕，就地枪决；并责令长沙警备司令部将孟文楷等6人拘押，审讯治罪。陈将白的手令交我执行。我立即将此情况面告涂西畴，并问该怎么办。涂向省工委请示后，将领导的意见告我：必须竭尽全力设法营救。当日涂与我商定营救办法，由我向陈明仁说明，姜案纯系赵冠湘捏词诬告，赵在宪兵第10团犯了错误，受了处分，怀恨在心，故有此举，请陈向白解释。我去找陈谈时，着重说明姜是一个正直的人，对陈也是一向尊敬的，务请他设法开脱。陈表示待他考虑一下再说。我就把白的手令搁下来了。约隔三四天，陈对我说，他已将我所了解的事实向白面陈，并已命梁凤录在押人员的口供签报，将他们释放了事。随即将手令收回，此案就这样了结。
（四）湖南省卫生处长龙毓莹（伯坚）早与地下党有联系。长沙解放前夕，龙因恐该处的药品和医疗器材遭受损失，将其分散转移于湘雅医院等处保存。省卫生处内部有人挟嫌企图对龙进行陷害，借此捏造和歪曲事实，向陈明仁告密，说龙系亲共分子，并诬告龙曾盗卖省卫生处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还曾以药品资共。陈据报告，即令长沙警备区稽查处长毛健钧将龙逮捕拘押。刘卧云、刘岳厚先后向我询问案情，并要我设法保释。我将这个情况告诉涂西畴。涂说；组织上有指示，一定要设法营救。我对陈明仁说：据刘卧云和刘岳厚了解，龙与共产党确实没有什么关系，是密告的人陷害他的，他们托我转请将龙开释。陈说：“莫急，等一等再说。”过了二三天将龙释放了。
……
1999年8月长沙起义50周年期间，笔者去见涂西畴老前辈。涂老已经87岁高龄，离休前系湖南财经学院的院长，现住在财院普通宿舍楼一套四房两厅居室内。室内陈设简朴，显示出主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涂老一米七几的个头，属于那种“千金难买老来瘦”的身材，虽然他因感冒住院刚回家，但看上去身体很好，谈起长沙起义来眉飞色舞，精神十足。他说，当年，省工委之所以选中余志宏和他做国民党湖南军政界中上层人物的策反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的那些官员大多文化较高，许多人是军校或地方大学的毕业生，而他俩都是名牌大学——中山大学毕业的，余志宏是大学讲师，还当过省主席的秘书，他自己则是大学的副教授。这样，做工作对方才容易接受，有“共同语言”。对于文于一的回忆，涂老证实确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