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采夫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比较高级的职务，与国民党中、上级军官有广泛的联系，而且比较有正义感，其政治态度越来越向共产党靠拢，所以他最适合担任这个任务。省工委书记周礼首先向陈采夫提出了这一设想，陈非常赞成。然后，周委派刘寿祺具体落实。刘寿祺与陈采夫商定后，决定成立“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做为活动依托，并拟定了“民主促进社”的简章，规定凡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拥护湖南和平解放，并愿为和平事业贡献力量者，经介绍批准即为社员。社员一般采取单向联系，要求严守机密和工作纪律，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搜集反动党政军警特宪的情况，和维护社会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等任务。国民党营级以上军官，愿意参加和平运动的，先由陈采夫联系，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认为可靠，必要时再由刘出面做进一步接触。刘、陈与社员及其发展对象谈话时，大多是分析政治军事形势，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要求他们保护进步势力，了解反动派的活动，收听和宣传新华社的广播，根据自己的情况，多做些促进和平解放的工作。后来，陈采夫之子陈克朗以“民促社”秘书的名义，协助其父做具体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民促社”不断发展壮大，后来达到数百人。其中包括陈采夫手下的许多军官，还包括第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宪兵第10团团长姜和瀛、湘东师管区补充团团长刘鸣球、省水警大队长胡甫之、省保安司令部高参李峨九等高、中级军官。他们对和平起义的态度，也对程潜、陈明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涂西畴向笔者回忆说：
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成立后，前段时期是由地下党员刘寿祺负责联系的，马子谷在其中做了许多工作。后来，刘寿祺将这一工作移交给我。我一方面组织“民促社”成员利用各种关系进行策反工作；一方面由姜和瀛、刘鸣球等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保护我地下工作人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的安全。当时我化名“陈力”，确定陈采夫的儿子陈克朗为我的联络员，他名义上是“民促社”的秘书。我和这个组织骨干成员的接触，都是通过陈克朗约定相会的。与“民促社”一般成员的联系由陈克朗负责。
争取姜和瀛、刘鸣球，是通过陈采夫和马子谷实现的。马子谷也和陈采夫一样，是受省工委委托在军政界搞策反工作的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省工委指示刘寿祺加强与陈采夫、马子谷的联系。
一次，刘寿祺对马子谷谈到，国民党在长沙特务很多，对争取程、陈起义很不利，也对党内同志和进步群众的安全构成威胁，要想办法解决才行。
马子谷当即说：“宪兵团团长姜和瀛是我的同乡，很早就熟悉，现在还有来往，关于湖南和平起义问题，陈采夫跟他通过气，我也跟他谈过。他对局势有些了解，只要地下党对他进一步做些工作，要他承担起掩护党组织和进步群众的担子是完全有可能的。”接着，马子谷向刘寿祺介绍了陈采夫和自己与姜和瀛接触的经过。
姜和瀛本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的心腹，但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对“戡乱建国”发生了动摇。蒋介石下野后，他更是感到彷徨苦闷，成天借酒浇愁，鬼混日子。一天，在一次宴会上，正好与陈采夫同桌。姜和瀛酒后失言，大骂上海接收人员贪污腐化，要钱怕死，士兵挨饿受冻，军队毫无斗志可言，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难以挽回。
陈采夫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几天以后便来到新河面粉厂楼上看望姜和瀛。陈见姜家陈设简陋，亦无男女佣人，就从生活上谈起，接着扯到第29军军长刘戡之死，然后问姜对时局有何看法和打算。
姜和瀛说：“我们打共产党是打不赢的，看我们的家长（程潜）有什么办法。听说白崇禧要退到湖南，陈明仁的部队已经到了湖南，总是那么往后跑，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最后恐怕只有上山，到湘西湘南都行。你觉得怎么样？”
陈采夫很镇静地说；“蒋介石已垮，国民党必亡，你说的上山的办法，恐怕也保不了你的身家性命。我看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靠拢共产党。”
姜听了很震怒，严肃地说；“我是宪兵团长，难道叫我投降共产党不成？今天你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
陈不慌不忙地继续说：“我很了解你，你现在很彷徨苦闷。我虽然说得冒失一点，但所说的都是实话。我以为靠拢共产党是我们大家今天唯一的出路。”
姜说：“我还从来没有碰到你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说客，竟然要我投降共产党！”
陈又说：“老弟，你是个聪明人，好汉弯上转。你我都是黄埔学生，你一贯反共，我也是反共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再反就很危险！这不是开玩笑，我是提起脑袋来和你说话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相信你不会把我怎样。”
姜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以后少搞义务宣传。今天碰到我，算你幸运。”说完，即送陈出门。
过了几天，陈采夫又来到姜家，敦促姜认真考虑，速作决断。姜仍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在陈走后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反复考虑了陈说的问题，认为不无道理。但感到自己很难做到，心想：“第一，我同共产党敌对几十年，直接间接打过仗，参加过皖南事变，又是干宪兵的，恐怕他们不会容我；第二，即使我愿意投降，共产党也愿意接纳我，但他们是搞暴力统治、阶级斗争的，我将来恐怕也难以幸存。第三，我到宪兵第10团只带来一个传令兵，时间太短，与官兵无历史关系，部队又分散在湖南、广西两省，我有什么办法集中带他们投共，他们又怎么会赞成我的这种行为呢？第四，张镇对我很好，寄我以重任，我能恩将仇报害他吗？所以，我不能下这个决心。”
第二天，他到新化同乡、新任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家里去坐，想乘机探询一下唐的看法。唐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策略说：“听说程主席有他的搞法，我也不清楚。”姜又问唐认不认识马子谷，唐说；“早就认识，倒是一个正派人，不妨与他来往。”
正说着，马子谷来了。马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说程潜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要使湖南免于战祸，保存地方元气；唐生智、李觉亦有此主张。并对唐星说：“目前在长沙的新化人，就属你有权有势，可以有所作为。”
唐星却转过脸对姜和瀛说：“将来逃难时，还要靠你保驾咧！”姜听了没有作声。
为了尽快地把姜和瀛策反过来，陈采夫又主动邀姜到家里吃饭。没有旁人，两人相对而坐，边饮边谈。“前两次我跟你讲的问题，考虑好了没有？”经陈这么一问，姜就将自己心中的四点顾虑全都掏了出来。陈认真地听着，然后说：“你所说的，只有第三点确实有点困难，其余都是多余的顾虑。关于第三个问题，只要有决心，有勇气，肯花气力，多想办法，多做工作，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并对四点一一作了解释。最后，陈采夫非常诚恳地说：“我和你都是黄埔学生，当初到广东去，是为了革命。后来走错了路。现在有机会，回头是岸，犹未为晚，不要再有什么犹豫和顾虑了，快下决心吧！”
姜又想了一会，然后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将满满一杯酒倒了下去：“好吧，我信你的！你说怎么干吧？”
不久，陈采夫就来找姜和瀛商量今后的行动问题。他告诉姜，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是湖南地下党领导下的一个联络人员，专做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工作，遇事都要向上面汇报请示。然后说：“你目前首要的是集中精力，把宪兵团内部整顿好，使官兵信仰你，听从你的指挥。其次，希望你在各种秘密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帮助搜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特别是对付共产党的各种措施，以便对方有所准备。再次，希望你在熟悉的朋友和同学中做些工作，尽可能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方面来。”最后，他问姜有什么要求，姜干脆地回答：“毫无要求。既然下决心干，就不谈什么条件了。”陈随即拿出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小册子交给姜，姜愉快地接受了。……
刘寿祺听了介绍，很高兴，也很赞同马子谷的看法，说：“宪兵团归绥靖公署指挥，派一部分力量保护程潜是他的任务。至于保护党组织和进步人士，只要他真正愿意尽力去做，也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马子谷又提出：“最好要陈采夫吸收他和他下面的营、连长参加‘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明确交给他这个任务。”刘表示可行。
过了两天，陈采夫与姜和瀛谈了，姜自己愿意并同意让他下面的营、连长参加‘民促社’，并约定了时间、地点和刘面谈。刘寿祺报经省工委批准后，如期会见了姜及其营、连长，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交给他们一些任务。然后单独跟姜谈话，希望他对和平解放做出贡献，指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自己的部队中做好思想工作，注意搜集军事政治情报，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保护和平运动。姜表示一定尽力去做，只是来长沙的军统、中统特务很多，自己有时恐怕力所不及。刘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你尽了力量，党是知道的。”姜还表示希望党组织派人到他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尔后，刘便去过几次他的团部，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交给工作方法。姜虚心接受，并对部队下功夫抓了整顿，使部队的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革命性和凝聚力都有所增强，以至被个别反动分子（2营营副赵冠湘）向白崇禧告了密，险些造成惨剧。
刘寿祺后来回忆说：
（白崇禧来长沙时，唐生智即潜回东安。姜派了一个宪兵班护送，这班人自始至终保护了唐生智。白崇禧派兵把唐的家眷捉拿押解到广西，这个班的班长田诚也跟随到广西。后来白把唐的家属送到香港，田又跟到香港。解放后，党组织把唐的家眷接回长沙，田也一同回到了长沙。这些宪兵在广西没有受白部的影响，后来回到了起义部队21兵团。田诚在香港也没有受国民党的影响，回到长沙后，由省军政委员会介绍到军大学习，毕业后分配了工作。由于姜和瀛参加了“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又亲自到邵阳、新化视察，对驻在邵、新两地的宪兵做了不少工作，所以在程潜、陈明仁发表起义通电后，驻邵阳、新化的宪兵接到姜的密电，全都起义了。）
补充团团长刘鸣球和马子谷同是新化人，马在刘寿祺和刘鸣球之间拉上了关系。刘寿祺第一次来到补充团，淮海战役正在酣战之中，刘鸣球正在彷徨无计。刘寿祺分析了了蒋政权分崩离析、无可挽回的局面之后，试探性地问刘鸣球：“你看湖南的局势将会怎么发展？”
刘鸣球说：“现在谣言很多，究竟怎么办，目前还很难说。如果能走和平道路，那当然好，但这件事很复杂。”
刘寿祺进一步探问：“现在湖南有人搞和平运动，你认为怎么样？”
刘鸣球坦率地说：“你是从南京来的，又与马子谷是好朋友，知道的比我多。马子谷已同我谈过几次，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很难维持下去了。我是相信马子谷的。”
刘寿祺高兴地说：“很对，我也是这样看的，以后我们再谈吧。”
刘寿祺回去以后，对刘团长的言行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觉得他比较可靠。这时，马子谷跑来说，蒋介石总统府中将参军李觉存放了一批枪支在他那里，准备交给补充团，最好请刘寿祺再去找刘鸣球谈谈。刘寿祺当然理解马的真意，他是想让刘鸣球明白枪是共产党交给的，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行动。刘寿祺紧紧地握住马子谷的手，什么也没有说，但目光中充满着赞许和信任。
几天以后，刘寿祺第二次来到团部，感到火候到了，便公开了自己的政治身份，直接了当地说：“以我看，和平解放是湖南的最好选择。我代表党组织，真诚地希望你顺应潮流，积极参加和平运动。”刘寿祺还告诉他：李觉有30多支驳壳枪放在马子谷那里，准备交给补充团。
刘鸣球听了非常高兴，激动地表示；“感谢共产党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为和平运动尽职尽力！”
刘寿祺补充说：“不过这些枪支要由我和马子谷派人来补充团使用。你们团部现在还不是枪支问题，而是要补充人员的问题。”
刘鸣球完全同意，并主动提出他想加入“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准备立即开展活动。刘寿祺给予鼓励。
又过了两天，马子谷把这批枪交给了补充团。刘寿祺也第三次来到刘的团部，向刘鸣球提出：党组织拟派一名干部到他团部帮助工作，另有一些士兵要补充进来，希望他向全团官兵做好解释工作，不要发生误会。他高兴地表示完全接受地下党的意见。
1949年5月，省工委根据湖南解放日益迫近的斗争需要，决定将宪兵团、补充团和长沙市自卫总队共同组成长沙人民治安临时指挥部。由上月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派来的分管军事的省工委委员欧阳方（来前为湘赣边区党委书记）负责领导，涂西畴（化名陈力）担任政委，姜和瀛（化名姜勋）担任指挥，刘鸣球（化名刘正担任副指挥，陈克朗担任联络员，长沙市自卫总队负责人胡之趾、梁克武也参加了指挥部。
四、从学生大游行到组成“长沙市争取和平联合会”
在争取上层人士、社会名流和进步军人的同时，中共湖南省工委始终注意发动基本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和平民主运动，并作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的基础工程抓紧落实。为此，省工委确定由周礼兼任中共长沙市工委书记，充实市内基层地下党组织的力量，同时发展和健全了一些党的外围组织。从而加强了党对省会斗争的领导。在长沙市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长沙市的工人、市民、学生和机关公务人员掀起了“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以学生运动最为突出。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参加和平谈判。离开南京时，为了促成和谈成功，南京6000多名大中学校的学生前往送行，并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以表达自己强烈的和平愿望。但是，这一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正义行动，却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死伤学生100余人，大批学生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