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乡谈了整整一夜，直到晨光照进了窗楞，才相对一笑：睡觉。
九、周恩来致电乔冠华：“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到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
程潜下定起义决心之后，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愿望传达给中共上层，直至中共中央，并与之取得直接联系，得到具体指示，早日实现起义，以摆脱蒋介石和桂系的双重压迫。他对余志宏所讲的话是信服的，但是对余志宏这根线在中共党内能起多大的作用却毫无把握。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时间紧迫，再不能不慌不忙坐等中共要人的出现，而应该自己主动出击创造这样的机会。于是，他派思想进步并坚决支持和平起义的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唐鸿烈（唐伯球之子），作为自己的代表，秘密前往香港寻找共产党组织。
1949年5月下旬，唐鸿烈第二次秘密来到香港找党，李默庵一起同行。他们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代表乔冠华。乔在延安时期就有“红色才子”之称，思想敏锐，办事果断，能讲能写，故被派往香港担任中共代表。唐鸿烈首先详细汇报了湖南和程潜的情况，李默庵作了补充，并表示自己愿意在和平起义中立功。
乔冠华说：“作为中共的代表，刚才听了二位的发言，感到特别高兴，并表示衷心的欢迎。首先，我要申明一点，我们党对起义投诚是一贯持积极争取、热忱欢迎的态度的，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也是严肃认真、一以贯之的，完全可以信赖。希望程潜先生和诸位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今天二位谈的情况，我一定迅速上报党中央。中央有何指示，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再联系。”
中共中央迅速审阅了乔冠华的报告，并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6月2日致电乔冠华：
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
乔冠华马上约见唐鸿烈，告诉他：中共方面将采取措施，与程潜建立电台联系。
唐鸿烈回到长沙后向程潜汇报了会见乔冠华的情况，程很满意，并嘱唐这根线一定要保持，并加强联络。因而，六七月间，唐鸿烈又多次赴香港，向乔冠华汇报程潜的情况，并听取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的传达。
6月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提出了继续南进的方针，并指出：
程潜、李默庵、陈明仁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李默庵到香港已和我方接了头，现令香港方面认真进行此项工作，请你们亦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惟发动不可太早，应使白崇禧安心作战，待解决白部后再发动归于我方。
中共中央军委之所以在强调加紧策反程潜、陈明仁的同时，又明确指示起义应“待解决白部后再发动”，是因为中央军委正在部署宜（昌）沙（市）战役准备歼灭宋希濂部于宜沙地区，歼灭白崇禧部主力于万载、宜春地区，担心这时发动湖南起义，会使白部迅速南撤，从而导致歼敌主力计划的落空。事实上白崇禧像泥鳅一样滑，战役开始后，他很快发现了中共的意图，迅速南撤，直至后来的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其主力才遭歼灭。
十、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部秘密电台在国民党中将夫妇的掩护下传递信息
1949年5月6日。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重兵包围下的上海。这是靠江边的一家普通饭店，一套普通的客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吴克坚正在与部下周竹安进行一次极秘密的谈话：
吴克坚：“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到时，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有的可能会转为了地上工作者’。但多数人还会继续留在隐蔽战线开展地下斗争，当然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变，会比现在安全得多咯。”
周竹安；“只要党需要，我愿一辈子从事隐蔽斗争。”
吴克坚：“现在我军正在迅速南下，中南各地将迅速得到解放。为了减少人民的损失，中央决定尽最大努力争取湖南和平解放，要求我们情报部门予以配合。”
周竹安：“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吴克坚：“我和李部长（即李克农——作者注）正是这样考虑的。你挑选一名报务员和一名译电员去长沙建立一部秘密电台，任务是负责搜集湖南的情况，特别是程潜和陈明仁的情况，为中央决策解放湖南提供依据；同时传达中央有关湖南问题的指示；相机进行策反工作。”
周竹安：“到那边，我可以找族弟周茂僧，他是黄埔五期生，曾当过李默庵的重庆办事处处长。还有没有别的人配合？”
吴克坚：“黄雍，他现在是周茂僧的上级，此人很可靠。喏，这是他家的地址。还有省银行经理李维城……”
周竹安：“什么时候走？”
吴克坚：“时间紧迫，你们明天就走。记住，敌人越是在快要失败的时候，就越是疯狂。长沙既有蒋介石的特务，还有白崇禧的特务，一定要谨慎小心。你的工作由部里直接领导，不发生任何横向关系。”
周竹安，“好，请组织放心吧！”。
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一切就绪。为了免于检查，三人均化装成国民党军人：周竹安为上校军官，译电员章朴为少校副官，报务员赵翰林为勤务兵，并办理了有关证件。5月7日，他们三人携带一部电台同乘飞机，果然通行无阻，安全抵达长沙。他们首先找到了周茂僧家住下。
略为安顿了一下，天已黄昏。周茂僧来到湘雅医院，看望正在住院治疗的黄雍夫人郑挹梅，将她叫到外边没有傍人的地方，对她说：“黄太太，中共方面已派人来到长沙，要在这里建立秘密电台，请你帮助把电台安置在绝对安全之处。电台与上级联系是有一定期限的，如不能按期与上级联系上，就要失去作用。所以，我们考虑只好请你出院来办理这件事了。”
郑挹梅心想，同志们确实遇到了困难，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应该提供一切帮助。她干脆地答复说；“好吧，我跟医生说，我明天就出院。”
黄雍也是黄埔军校的一期毕业生，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从事特务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成立早期特务组织“力行社”，与贺衷寒、桂永清、袁守谦、邓文仪、康泽、郑介民、戴笠、唐纵、范汉杰等同为其重要成员之一。为了强化对中学生的法西斯专制教育，蒋介石分派“力行社”骨干分子到全国各地组织中学生集训，黄雍被派往开封担任豫、陕两省学生集训总队的政训主任。“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黄任戴笠特务机构的调查科副主任。1938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时，黄雍出任该团总务处副处长。1943年2月，被选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监察。1946年7月底，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军衔。就这样一个高级专业特务，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发展，对国民党的怀疑和失望与日俱增，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产生了动摇，最后被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策反了过来。
那是1948年八九月间，程潜刚回湖南主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吴克坚奉李克农部长的派遣到华中地区加强地下工作。吴克坚首先在南京找到了活动于京沪一带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戴宗义，又通过戴与黄雍的秘书吴少岳联系，在上海的一个小公园里与黄雍见了面。吴克坚和黄雍本是湖南平江小同乡，少年时代的朋友，现在又走到了一条道上，所以说话也就格外随便。吴问黄能做什么，黄答我是湖南人，愿为家乡解放事业做工作。吴表示同意。黄便找中央军官学校调查处的头头活动，随后回到了长沙，担任中央军官学校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工作人员有周荣、周茂僧。11月底，黄雍又将夫人郑挹梅和孩子接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潘家坪11号。
1949年初，黄雍接到吴少岳的电话，赴上海与吴克坚和何以端见了面，接受了任务：了解湖南政局动态，稳定程潜，促使陈明仁、李默庵及其他黄埔学生跟随程潜起义。黄雍提出2点请求：一是请中共中央派人到长沙具体领导工作；二是请拨给电台和配备工作人员。吴、何同意。从上海返湘后，黄雍加紧联络在乡军官，于3月份在上学宫街10号正式成立了“湖南在乡军官自救会”，由陈明仁任主任委员，黄雍任副主任委员。黄利用这个组织和军校湖南调查分处主任的身份，在军官间秘密串联，积极为湖南和平起义作贡献。就这样，黄雍由国民党的“黑衣特务”而一跃变成共产党的“红色间谍”。
刚从南京回来的黄雍晚上听妻子一说，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表示完全同意妻子的意见。并赞赏而怜惜地说：“你真是我的好妻子，也是一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了。看，为了人民的事业，你的病未痊愈，就得出院，在家里可得按时吃药，把病治好。”两人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第二天早饭后，郑挹梅即来到医生办公室找到李心天、胡信德2位大夫，说明有急事需马上出院办理。李心天是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之子，思想进步，对郑的要求很理解，当即签字“同意出院”。
郑挹梅出院后，便随周茂僧来到一个小院子里，见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报务员赵翰林）在等她。周茂僧介绍说：“这是黄太太，以后你们以姐弟相称。对啦，黄太太，你就给他起个名字吧。”
郑挹梅略想了想说：“就叫‘郑明’吧。”
周茂僧随后态度严肃地对郑挹梅说：“以后，你们姐弟之间要亲热些。他年轻，环境又不熟悉，你要负一切责任。”
黄雍家住的是一座两层楼房，有2家邻居。郑挹梅将郑明带回潘家坪家里之后，就对邻居说北方战局紧张，弟弟到南方来上学。孩子们也亲热地管郑明叫舅舅。郑挹梅还假事真办，到保长那里给他报了户口。当天下午，周茂僧把电台送来了。夜里1点多钟，郑挹梅和郑明在室内架起天线，但不敢开窗把天线伸到外面去。约定呼叫的时间是深夜2点，但连续2个晚上都没有叫通，大家都很着急。
与此同时，黄雍介绍到李维城家住的译电员章朴（化名“小李”）也差点出了事。李维城家住中国建设协会，有许多房子；更重要的李是省银行的经理，思想进步，倾向和平，社会影响较大。但没有想到他家里也不安全。就在小李住进的当天晚上，已是深夜，而且正是风雨交作之际，却突闻有人大声敲门，事务员夏望凯开门稍迟，即被殴打。原来是白崇禧的稽查队，携带武器的五六个军人凶神恶煞一般直扑后院，在小李的住处乱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查到。于是借口小李无证明文件，非要将小李带走不可。李维城出面拦阻，保证没有问题，也不管用。最后，李维城只好拿出刹手锏，不高兴地说：“你们硬要带走，那就让我打电话先报告程主席，再带走不迟！”这帮家伙看来对程潜还有些惧怕，于是自下台阶说：“既然程主席知道，那我们就不带走了。”当时，小李的床下正好放了发报机零件，幸未被查出，否则就会误了大事。
第三天，郑明和郑挹梅在潘家坪一带察看环境，走到北门外文昌阁附近，见不远处空中有个天线网。郑明马上警觉地说：“那是一个侦察台，可以随电波找到发报人，我们的住处离的太近了，很不安全，必须另找地方。”
郑挹梅把这个情况向周茂僧作了说明。周为难地说：“现在经费几乎用完，转移地方有困难。再说没有合适的人掩护也不行。”
郑挹梅毫不犹豫地说：“只管去找地方好了，费用由我和黄雍想办法，再说我还有首饰可以变卖。安全是第一位的，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地方。”
周茂僧冥思苦想，最后想到了自己的本家周启铎。周启铎原任国民党军第53师中将师长，因对蒋政权不满，现退役在家。周家地处山区，在离潘家坪70里左右的长沙县桥头车站附近，是个较安全的处所。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周竹安后，周竹安表示赞同。于是便开始转移。转移之前，黄雍特从省银行经理李维城处拿来100块银元交给周茂僧，周启铎又派来了佘副官带路。
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运输混乱不堪，发不发车天晓得。这一天，开往桥头的公共汽车直到快吃午饭了还没有什么动静。后考虑乘车还要接受检查，可能更不安全，于是郑挹梅、郑明、佘副官和厨师一行4人决定步行到桥头，吃过午饭就上路了。天继续下着小雨，道路泥泞很难走。郑挹梅乘一副两人抬的滑竿，厨师挑一担箩筐，筐里放着电台和锅碗等炊具，郑明打伞步行相随。行进中恰逢沿途过大兵，抬滑竿的只好半途放下躲了起来。郑挹梅4人只好在一个农家等候。直到深夜12点，佘副官才找来2个轿夫和一个带路人。为了躲避过路的国民党部队，他们冒着小雨摸黑走山间小路。天快亮时才到达目的地。随后即架设天线，按照约定时间与上级电台接通了，大家非常高兴。
为保障地下电台的安全，在周启铎家周围部署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支小型武装部队。这支部队成立于一个多月以前，由周茂僧在李默庵处领取200支步枪，又由周石泉到思想进步的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团长、程潜之子程元处领取步枪170支，加上原有乡团存枪数十支，共有人枪400多人，编成3队，每队约150人。
乡下无电，电台只好使用汽车上的电瓶。一共搞了6只电瓶，轮流送到长沙城里充电。6个交通员来往城乡，每次所走的路线以及电瓶的包装掩藏，都时常变换；长沙城中收发电瓶的地点亦经常转移。虽然克服了这许多困难，但工作效率却不能不因此受到影响。开始只有报务员郑明随电台住在乡下，收到电报后由佘副官送到城里交周茂僧，再转交译电员。城里也专门派了一个可靠的人，送来译成密码的电报交郑明发出。后来，兼做采集情报的译电员章朴和在城里做统战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周茂僧都被特务盯上了，为保证安全，随即分途撤居乡间，住在距电台8公里的地方。这样一来，情报的送译、送发和传递就更麻烦，加上有时电瓶的电又不足，已译成的电报不能一次发完，更是减低了工作效率。
一次，电台的电用完了，而这时白崇禧又到了长沙，局势很乱，进城充电的危险性更大。但是郑挹梅不顾这些，她装成重病号半卧在滑竿上，沿着铁路向城里走去。路上遇到周茂僧，周劝阻说：“城里到处抓人，你就别去了。”郑挹梅坚决地说；“电瓶没电了，我必须去。我会注意的，你就放心好了。”坚持回到了潘家坪。等黄雍回家后，便马上叫黄去搞电瓶。黄雍搞到一只电瓶后，马上托人由水路用小木船运走，谁知电瓶刚装上船，就来了巡警，押运人不敢上船，躲了起来，电瓶就丢了。黄雍又设法搞到一只，这回由黄雍亲自跟着，雇人背到了乡下。
程潜身边的和平谋士被白崇禧一个个撤换后，程潜内心十分苦闷。黄雍和周竹安商量认为，为了防止程潜打退堂鼓，是出面找程潜直接面谈的时候了。于是，请李维城与程潜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
晚上10时许，黄雍应约从省府后门来到程潜的家里。黄进门后，见程潜在室内徘徊，然后走到窗前望着下个不停的雨说：“真是亡国之天。我这样苦，毛润之何尝知道！”
黄雍趁机说：“您的一举一动，毛主席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