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虎”之首名叫崔呈秀，蓟州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中进士，授予行人官。天启初年，升任御史，巡按淮安、扬州两府。崔呈秀卑鄙狡猾，品行不端。他见东林党势力正盛，在将要离开京城时，便极力向李三才自荐，请求加入东林党，被东林党拒绝。在淮安和扬州，他任意贪污。霍丘知县郑延祚也贪污，崔呈秀就以弹劾他为借口吓唬他，郑延祚拿出一千两黄金贿赂他就一切搞定。郑延祚知道崔呈秀贪财，便又献上一千两黄金，随即受到崔呈秀的举荐。崔呈秀做事多像这样无耻。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崔呈秀回京，高攀龙当时任都御史，揭发了他贪污的全部情况。吏部尚书赵南星建议罚他戍边，诏令将他革职，等候检查。崔呈秀大为窘迫，连夜跑到魏忠贤的住处，叩头乞怜，说高攀龙、赵南星都是东林党，他们挟私怨排挤和陷害他，然后他又叩头流涕，乞求作魏忠贤的养子。当时，魏忠贤被廷臣轮番攻击，非常愤怒，正愁缺乏外廷大臣的相助。这时，涿州人冯铨因与熊廷弼有矛盾，便投书给魏良卿，劝他制造大案。魏忠贤正想找借口排挤陷害异己，这时得了崔呈秀，相见恨晚，遂用他为心腹，每天与他谋划。第二年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为崔呈秀讼冤。圣旨即说崔呈秀被诬陷，恢复了他的官衔。崔呈秀于是首先上疏推荐张鹤鸣、申时懋、王永光、商周祚、许弘纲等人，而后又上疏请令京官自己述职，由此清流之士多被斥退。不久他监督三殿工程，魏忠贤以检查工程为名，每天到外朝。这时崔呈秀便屏退他人，与他密谈，借机献上《同志录》等册子，上面都是东林党人名单。他又献《天鉴录》，上面列的都是不依附东林党的人，让魏忠贤凭这些定升降，结果朝中好人为之一空。晚上来乞怜的人，无不通过崔呈秀来引进，那些人蝇集蚁附，崔呈秀门庭若市。他累升为工部右侍郎兼御史，仍监督工程。御史田景新说，侍郎兼御史不便，请改为佥都御史。皇上听从了。
贤曾修建家乡肃宁县城，崔呈秀首先上疏赞美。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他又上疏歌颂魏忠贤监督工程之功，请求赐给敕令褒奖，奏疏最后说道：“臣并非向宦官献媚，就有千讥万咒，臣也甘愿承受。”奏疏传出后，朝野人士轰然大笑。内阁大臣顾秉谦之辈撰写八百余字的敕令，褒奖魏忠贤，极力吹捧，古代九赐之文也不过如此。此后，内外大臣的章奏，无不颂扬魏忠贤的功德。崔呈秀受到魏忠贤的宠爱，更加贪利。朝中士大夫多拜在他的门下，以便能靠上魏忠贤。凡不依附于魏忠贤以及争夺权势而相互倾轧的人，魏忠贤都派他的党羽将他们排挤出去。受到排挤陷害的人，不可胜数，即使是他的党羽，也深深地畏惧他。他的儿子崔铎不能做文章，他便嘱咐考官孙之獬，获得了乡荐。他用弟弟崔凝秀为浙江总兵官，女婿张元芳为吏部主事，妾弟戏子萧惟中为密云参将，有关部门都不敢违抗。
阉党还狗仗人势，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制造了累累冤狱，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更重要的是，随着势力的扩大，他们还要钳制舆论，镇压异己。为此，魏忠贤的阉党开始全面推翻“三案”。魏忠贤本人最想为三案翻案。在移宫案中，他因为站错队，参与盗宝，险些被定为死罪，只有翻案，魏忠贤才能高枕无忧，保证阉党能够完全、长久地掌握朝政。
而那些追随魏忠贤的人在“三大案”中大多被东林党人斥为奸党，遭到弹劾而贬谪、流放，吃了败仗，极不甘心。他们始终怀恨在心，借机翻案，获取舆论的支持。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三案中被称为奸党的那些人，眼见得魏忠贤的势力越来越大，翻案的动机最强，差不多都聚集到魏忠贤手下来了。
三案中，浙、齐、楚、宣、昆各党受到打击排挤。魏忠贤便同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些人结成政治联盟——“阉党”，想借机翻案。
魏忠贤与客氏勾结到一起，共同控制住了小皇帝朱由校。随后，魏忠贤的阉党势力逐渐控制了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并四处渗透，向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植死党。
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魏大忠、黄素等冒死上奏，弹劾魏忠贤。
魏忠贤遂图谋报复，而投靠魏门下的浙、齐等党旧日党羽也欲泄私愤，于是他们一直都跃跃欲试地想重新翻案，把杨涟、魏大忠、黄素等自称忠于朝廷的东林党人重新打压下去。天启四年冬，是东林党与阉党势力消长的分水岭。
这一年，朝事陡然大变，南京御史吕鹏云将自己受外转一事上告朝廷。魏忠贤于是传圣旨将吕鹏云和被检查的徐大化、年例外转的孙杰都升为京卿，霍维华和王志道、郭兴治、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等都得以恢复原官。霍维华得以出任刑科给事中。总之，那些被赵南星斥退的奸人，竞相被起用任事。
于是，重新回到朝廷的霍维华便锐意攻击东林党，弹劾御史刘璞、南京御史涂世业、黄公辅、万言扬，使他们被罢免。霍维华追论三案，痛诋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而赞誉范济世、王志道、汪庆百、刘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张捷、唐嗣美、岳骏声、曾道唯。霍维华还请改编《光宗实录》，向史馆宣示他的奏疏。
于是，魏忠贤立即传圣旨将刘一燝等五人除名，逮捕王之寀，免除李可灼的遣戍，提升范济世为巡抚，王志道等人为京卿，唐嗣美以下各人也都被起用，并重修《实录》，但因阁臣之言免了刘一燝等人之罪。霍维华每次陈奏，必定歌颂魏忠贤。天启七年，延绥奏捷，霍维华升为右都御史，庇荫儿子为锦衣卫千户。宁远、锦州叙功，霍维华晋升兵部尚书，掌侍郎职权内事务，仍照前例庇荫儿子。不久叙三殿功，霍维华加封为太子太保。霍维华个性邪佞，与崔呈秀都是魏忠贤的大谋士。
9、魏忠贤生祠遍布天下与孔子并列
2002年，在陕西省榆林市旧城大街附近的新明楼发现一尊铜像，高2.05米，身穿四爪蟒服，眉心有一“白毫”（眉心珠），脸上没有胡须。经考证，这正是明朝末年大宦官魏忠贤的铜像。原来，魏忠贤专权时期，任延绥巡抚的朱童蒙在“镇南之祠”为魏宫忠贤修建了一座生祠。魏忠贤倒台后，各地生祠就被废了。明末清初之际，榆林政权更迭频繁，到了清代，这尊魏忠贤像已不为人们所识。由于当地人民不知真情，一直将魏忠贤的铜像当做佛像供奉了数百年。由此可见，当时，朝野对于权力崇拜的程度。
所谓生祠，就是一个大人物还活着的时候给他修的纪念馆，而历史上真正的圣贤，大多生前寂寞，死后显达，如孔子、孟子等人。
历史上生祠修得最多的应当是大太监魏忠贤！
一个不识字的太监，能称上公，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令天下官吏畏惧他，确实是一大奇迹。
魏忠贤专权时期，围绕在魏忠贤周围的无耻之徒，为讨好魏忠贤，就想出了为他建生祠、塑雕像等无耻的招数。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浙江巡抚潘汝祯，他假借机户们恳请，为魏忠贤在西湖旁建了一座生祠，规模超过了岳飞庙与关公庙，建成后请小皇帝朱由校赐匾额，朱由校题名“普德”。不久，潘汝祯就升任南京刑部尚书。
见潘汝祯拍马屁升了官，太监李实马上在苏州跟进。随后，天下拍马屁的官员相望成风，争相效仿。各地都抚大吏，甚至一般商人、无赖都纷纷起来仿效，一时间，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成为天下风气。苏州的“普惠祠”、松江的“德馨祠”、扬州的“沾恩祠”、淮安的“瞻德祠”和北京的“隆恩祠”、“广仁祠”、“茂勋祠”，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广、四川等30余县，均建了生祠。每建一祠，多者花费数十万银两，少者也要数万。这些人对魏忠贤的泥胎五拜三稽首，山呼九千岁，大江南北，一片乌烟瘴气。对魏忠贤的歌颂之声不绝于耳，这些人为了表示对魏忠贤的尊敬，不再呼其名，而称“厂臣”。各地林木因建筑生祠大遭祸殃，多被砍供以作修祠木料。吴淳夫等人所建生祠规模巨大，九进殿庭，肃穆如太庙，壮丽如帝居。仅占地一项，就拆毁民房数万间。大同、湖广、蓟州等地的生祠中，魏忠贤座像皆系纯金制成，头戴冲天寇，手执玉笏，俨如上天尊帝一个派头。由于巧匠众多，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座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眼睛能顾盼，口欲发声，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肚子心肝肺腰子大油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这种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蔓延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把生祠建到了卢沟桥边上，京城的巡视御史黄宪卿把生祠建到了宣武门外，顺天知府李春茂则把生祠造到了宣武门内。有些无耻官僚还把生祠造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把生祠建在南京孝陵（明太祖坟墓）前，河道总督薛茂相把生祠造在凤阳皇陵（明太祖父母坟墓）旁。如此这般，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生祠之风甚嚣尘上。
一座座富丽堂皇的生祠遍布全国，纪念馆里，魏忠贤被宣传为和孔子、孟子一样伟大的人物。
监生陆万龄还别出心裁，竟然上疏请求在最高学府国子监里为魏公公修生祠，将魏忠贤和孔子一起祭祀，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市井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荒唐至极。
大约魏忠贤满耳都是阿谀之词，渐渐地在赞美声中对民怨爆发的担忧消除了，以为巍峨的纪念馆就能压住天下人的愤怒，自己便可以永享富贵太平，这实在是一种荒谬绝伦、掩耳盗铃的自我欺骗。不到一年，崇祯即位，魏忠贤上吊自杀，尸体被千刀万剐，侄子和子孙都被处死，那些生祠，当然也就沦为和厕所一样的东西了，五位义士就义的苏州，魏忠贤的生祠刚刚竣工，被当地人很巧妙地进行废物利用，在生祠的原址上埋葬了五人，《五人墓碑记》中有记载。这就是忠义和奸邪的对比，同一座生祠成为义士的纪念碑和民贼的耻辱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