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贯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和战略态势的发展变化。尤其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他对世界格局的演变和走向，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消长和变化，对事关人类前途的全球性问题，进行了更加缜密、透彻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不仅要加强南南合作，开展南北对话，更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世界正走向多极化等一系列科学判断。并根据这些新判断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工作的总任务，及坚持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的对外政策的国际战略思想。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论述是他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在新时期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指导对外关系实践的重要指南。
（一）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如何判断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制定和执行内外政策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密切关注世界上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形成了新的世界大战既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防止的两点论。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后来，毛泽东又多次阐述过关于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制止，和平有可能得到维持的重要思想。
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我国周边环境和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58年、1959年，苏联将中苏两党有关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1960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制造事端，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此后，苏联的霸权主义野心急剧膨胀，军事扩张频仍，军事部署增强，不断对我国加大军事压力。到60年代后期，苏联在中苏边界地区增兵达120个师，部署的导弹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对我国形成重兵压境之势。1969年，苏联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筹划对我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企图对我核设施进行突击空袭，甚至想联合美国对我实施“核外科手术”。印度1959年无理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同时使用武力手段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蚕食我国领土，导致两国边界不断发生流血冲突。1962年，我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苏联在中印冲突中始终偏袒印度。美国继续其遏制、孤立和包围中国的政策，加紧构筑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1961年，美国派“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发动所谓的“特种战争”。1961年9月和1962年9月，美国先后两次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代号为“高跟1”和“高跟2”的核战争演习。台湾当局则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加紧对东南沿海进行武装骚扰。1964年8月，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随后，派大批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直接参战。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此后，美国于1968年和1969年先后两次组织目标针对中国、代号为“高跟68”和“马球帽”的核战争演习。在全球范围内，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呈现剑拔弩张之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双方为争夺势力范围，发动“代理人战争”，由此引发的“热点”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面对日益复杂的周边环境和不断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我国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另一方面不得不把问题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从各个方面做好应付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同年10月，他在一项批示中提出了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根据这些思想和方针，中央作出了一、二、三线建设布局的决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争霸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为应付苏联的威胁，我国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逐步改善了同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的改善，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但是，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来自苏联的这一主要威胁并未消除，直到70年代末，我们对战争的估计是，世界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甚至认为世界大战的威胁迫在眉睫。基于这种估计，当时强调全国人民对战争的威胁必须有所准备，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大战”，于是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被投入到战备之中。这种状况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以深邃的战略目光和求实的精神，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1977年12月，他在中央军委工作会议上分析国内外形势时，就逐步形成了国际形势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的结论。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又发生了许多新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大国霸权主义、地区霸权主义依然存在，许多“热点”持续升温，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的斗争也在发展，维护稳定与和平的因素进一步增长，尤其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因战线过长，侵略扩张的势头严重受挫，而美国从越战泥潭抽身后国力增强，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形成互有攻守的僵持状态。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全面的思考，对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霸权主义与现代战争的关系、战争因素与和平因素的消长等问题，作了更加精辟透彻的论述。1980年1月，邓小平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
1984年11月，他又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怎么能够安心搞建设？”
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分析了世界局势的基本特点和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阐明了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和避免的观点。他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政策，包括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第二个转变是我们改变了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条线”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他说：“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都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时，还多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他对世界局势，特别是关于战争问题的新看法和新判断。1987年到1988年，他先后对来访的荷兰、孟加拉、阿根廷等国的领导人谈到他对总体国际局势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力量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在会见朝鲜、罗马尼亚领导人时，他又特别指出：“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清楚。要利用一切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力量在发展”，“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机会，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
（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亚大陆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了。东西方两大集团长期紧张对峙，形成了40多年的冷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扩大势力范围，发动代理人战争，导致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局部战争和冲突连绵不断。这些战争和冲突又绝大部分发生在不发达国家。虽然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瓦解了，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存在，仍然维护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整个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仍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生态恶化、国际恐怖活动猖獗、吸毒贩毒、艾滋病流行等问题日趋严峻。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邓小平全面分析了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紧紧抓住了国际社会面临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适时而鲜明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已开始深入思考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以及这两大问题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国际社会在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时，还必须始终不渝地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发展问题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亦即南北关系问题。其次是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即南南合作问题。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客人时说：“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在会见美国客人时，他非常明确地把南北关系问题定为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一大批穷国的关系问题。他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客人时说：“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同年10月，他再一次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他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者愈来愈富，穷者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与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邓小平经过冷静观察和思考，于1990年重申：“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完全证明了邓小平的真知灼见。
和平问题之所以是当今世界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世界的命运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苏美两国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导致国际形势长期动荡不安。双方的核军备竞争不断升级，核武器总量达到120亿吨。到80年代末，全世界各国的现役军人人数约2900万，占全球人口的0.58%。军费开支总额高达1000多亿美元，约占全世界年生产总值的0.5%。共有2000多万人在各种局部战争和冲突中死亡。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既是国际局势紧张的总根源，也是发生世界战争的主要威胁。显然，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归根到底是要缓和美苏争霸而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消除因两霸对抗而产生的战争威胁。所以，邓小平在阐明和平问题的重大意义时特别强调，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东西方关系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
发展问题之所以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是因为它不仅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同时也与全人类进步繁荣密切相关。战后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巨大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形形色色的新殖民主义手段，竭力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继续压迫、奴役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与人民，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严重依赖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制，不得不屈从由国际垄断资本所支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入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愈来愈突出。全球仍有13亿多人口处于绝对贫困之中，有10亿多人处于文盲状态。每年死于饥饿的人口约为2000万。世界上10个最富有的国家的私人财产总和，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由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多数位于北半球，不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南半球，发展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南北关系问题。因此，邓小平把解决南北关系问题，缩小并最终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确定为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核心。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平离不开发展，发展需要和平，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相互交换才有可能。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才有可能，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的发展；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国搞建设的需要。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任何国家都不能集中精力搞建设，甚至可能使已经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发展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因为发展不仅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的基础。没有全人类协调、平衡、坚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已经实现的和平与稳定也难以巩固。
邓小平始终把发展问题作为有关世界前途和命运的核心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的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解决南北问题要求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但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合作是不够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对此他说：“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破坏，而且使全球范围的发展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的人口不到全球的五分之一，却生产了五分之四的世界产品。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有相当一部分甚至聚敛在少数亿万富翁手中。当时世界上358个亿万富翁，有275个属于美、日、德、法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发展中国家的20倍。90年代末，世界上的贫富差距更加悬殊。第三世界绝大多数仍处于很不发达状态，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人口总数，由1993年的13亿增加到今天的1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超过了8亿。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增加到48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已由80年代初的6300多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24000多亿美元。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某些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到或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即使发展状况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基础也十分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动荡，损失最大的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少数几个发展前景一度看好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一夜之间深陷危机，银行破产，资本流失，企业倒闭，失业剧增。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南北矛盾”仍在加深，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确是一个也没有解决。
第一，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高度概括了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特点，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发展。确定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涉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正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更新战争与和平观念以及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化等一系列大问题。这些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也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去回答他们那个时代从未遇到的问题。邓小平没有从本本出发，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态势和矛盾，对影响和平和制约战争的各种因素，作出了深刻冷静的分析，对时代的主题和主要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和结论，进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科学地概括了当代世界的本质特征，抓住了影响和制约当今整体国际形势的主要矛盾，揭示了当代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为我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及新时期外交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也将是21世纪乃至更长时期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两大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各国应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更加有效的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创造出更加宽松和良好的和平环境。
（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倡导的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深刻的背景。长期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进行残酷地剥削和掠夺。发达国家利用各方面的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变这种局面，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67年，一些发展中国家举行部长会议，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74年4月，在阿尔及尔主席布迈丁倡议下召开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变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大会发言中，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正义主张。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总体上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觉醒。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渴望和平与发展。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干涉他国内政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作出客观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应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8年9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萨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目前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因此应当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同时要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反对并打破国际旧秩序。在国际政治旧秩序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超级大国凭借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破坏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各种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国际经济关系不公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受制于发达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贸易条件恶化，资金严重短缺，经济发展停滞。事实证明，旧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邓小平倡导建立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针锋相对的一种新的国际秩序。邓小平指出，过去搞的无论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还是区域性的霸权主义，现在都应该停止，要努力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事务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各国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国与国之间要倡导以新的思路、新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和争端，通过求同存异、平等对话来解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分歧，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邓小平主张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关键是要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他认为过去建立在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基础之上、完全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是造成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首先就要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发达国家应该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发达国家不能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世界各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事务，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通有无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应通过对话建立起平等合作的南北关系，反对经济贸易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和做法，更不允许动辄对别国进行经济制裁。
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指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用什么来改变，看来，万隆国际会议确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他常向研究国际问题的国际友人说：建议你们考虑一下建立国际社会新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也可以将它补充发展。本着这种精神，国与国之间，这部分和那部分之间，洲与洲之间就可以建立一种协调的国际关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已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40多年来，经受了历史的考验。遵守它，各国关系就能够和睦、相互之间的分歧就可以妥善解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包括政治关系的原则，也包含指导国家经济关系的原则，全面、实际、可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完全可以作为指导国家关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准则。
破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是国际上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长期斗争的历史进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要求世界各国人民长期不懈地努力。只要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奋斗，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崇高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四）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严重挫折。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施压和制裁。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都面临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否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能否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能否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坚定地走下去，成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这历史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揽全局，高瞻远瞩，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高度的概括，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用凝结中华民族智慧的语言，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邓小平指出：“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冷静观察，就是不急不躁，不意气用事，而是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国际关系的变化，缜密思考，科学判断，以便把握机遇，争取主动。在纷纭复杂的形势面前，既不头脑发热，也不感情用事。要看到现象，更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看到事物变化的外部条件，更要看到内在因素；要看到事物的现状，更要看它的发展趋势。
稳住阵脚，就是当形势发生对我不利的变化，当错误的思潮像潮水一般袭来的时候，能够坚决顶住，毫不动摇，不急不乱，不左右摇摆，也不随波逐流。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原则坚定性的生动体现。邓小平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迟早是要出现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如果中国自己稳不住阵脚，人家就打我们的主意。邓小平提出了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在邓小平提出的战略方针指引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怕制裁，不怕威胁。中国人民不仅站住了脚跟，而且排除了各种干扰，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了自己，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沉着应付，就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不慌不忙，处变不惊，善谋对策，从容对付。邓小平说：“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韬光养晦，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军事入侵，我们就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动新的冷战。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提出，中国不寻求取代苏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那种“中心”地位，不去扛那杆大旗，不去当第三世界的头。尽管“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有所作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直接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我国的根本利益，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涉及世界的和平与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这是变化中的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扛旗不当头，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社会没有声音。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有足够分量的。关键是要善于把握形势，抓住时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中国不仅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要在国际事务中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不仅要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搞好现代化建设，也要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是从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而作出的重要决策，这一战略方针不仅体现了邓小平这位大战略家的政治智慧和斗争韬略，更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面前从容不迫，在西方大国的巨大压力下泰然自若，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出面当头问题上清醒冷静，在国际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沉稳坚毅的风采。它对于我们顺利度过那段严峻的时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仍将处于低潮，国际力量的对比仍是北强南弱。尽管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对国际事务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仍然必须长期贯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
主要参考书目：
1.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唐家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工作》，学习出版社。
3.李健：《共和国外交风云》，当代世界出版社。
4.王泰平等：《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
5.李宝俊著：《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