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充分关注的一个研究话题。早在1995年，王玉？写了《邓小平的价值观》一书，对邓小平的价值观进行了系统的探讨；1998年在西安召开的“邓小平的价值观与改革开放20年”学术研讨会，会聚了全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对邓小平的价值观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上述研究及其成果，为邓小平价值观研究的拓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对邓小平价值观的研究，还有一个继续深入拓展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慎重而有序地进行，深入研究邓小平的价值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对于确立我国当代的主导价值观，进行价值观构建，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邓小平价值观的三个维度
学术界对邓小平价值观的研究，主要有否定和肯定两种论断。否定论的学者以邓小平没有提出“价值”概念，也没有对价值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为由，否定其价值观的存在，这些学者对“价值观”概念的理解，较为褊狭。其实，价值观不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而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是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关联的。价值观属于人的活动目的的范畴，是在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之前所形成的理念或观念，对人的活动发生着导向作用和驱动作用，对人的实践结果也发生着检验和评价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只要人在活动着，在进行着某一种认识活动或实践活动，就必然受某一价值观的支配和导引。然而，这种价值观并非是学者所说的那种“价值观”，而是一种“活动价值观”，是关于主体活动的目的和手段的观念体系。只有承认“活动价值观”的存在，才能确定价值观在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的意义和作用，才能发掘价值观研究的意义。如果否认“活动价值观”的存在，就会将价值观研究局限在学术的圈子里，局限于学者的论坛或讲坛上，而不会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发生指导作用。这种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研究方式是不足取的，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这样的学者至多只是“书斋式的”学者，而不是关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学者。我们对邓小平价值观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的研究决不能采取这种简单否定的态度。
在肯定邓小平价值观的学者中，由于研究者对价值本质的理解不同，以及理论视角不同，对邓小平价值观及其本质的理论把握，也表现出不同的情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主要观点：一是认为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人民主体”价值观；二是认为邓小平的价值观是“生产力”价值观或“三个有利于”价值观；三是认为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实事求是”的价值观。这三种观点从不同的侧面对邓小平的价值观作了一定程度的论证，但却给人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具有某种程度的不足之处。“人民主体说”是从价值主体的角度把握邓小平的价值观的。价值主体是价值观的一个方面，甚至说是更为根本的一个方面，它要解决的是“为了谁”、“代表谁”、“依靠谁”的问题，是特定的价值观的根本宗旨。但这一根本宗旨却不能代表价值观的全部，以部分代替整体的态度也是不足取的，况且，把邓小平的价值观说成是“人民主体价值观”，很难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价值观区别开来，因而不能体现邓小平价值观的特色。“生产力说”和“三个有利于说”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实质性的内容，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价值手段和价值标准的问题，是邓小平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把“生产力”或“三个有利于”作为邓小平的价值观，显然具有以部分涵盖整体之嫌，因而也是不足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价值观的精髓，它表明了邓小平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价值取向，是邓小平价值观的立足点，确切地说，它是邓小平价值观的理论基础，而不能涵盖邓小平价值观的全部内容。况且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割裂开来，说邓小平的价值观就是“实事求是”的价值观，没有把邓小平的价值观与毛泽东的价值观区别开来，也是欠妥当的，上述三种观点都不能对邓小平的价值观作出科学的、合理的、整体的把握。
要科学、准确、全面地研究和把握邓小平的价值观，需要从三个维度上予以把握，这是研究邓小平价值观的方法论原则。
1.邓小平理论与其价值观的关系
邓小平理论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中包括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阐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以及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基本途径的论述；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制度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基本问题的科学论述。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说，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创新和发展，重点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价值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中的价值判断、价值评价、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手段等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构成了邓小平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问题是如何从邓小平理论中把其价值观剥离出来，展示其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学术界对邓小平价值观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种尝试也有明显的不足，这些不足体现在学者们抓住了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把某一方面的内容说成是邓小平价值观。这种以部分涵盖整体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足取的。如果从更科学的意义上看，邓小平理论与其价值观是不可分割的，二者是一体化的。例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述，既具有真理性的规定，又具有价值性的规定。作为真理性的规定，它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是真理性认识；作为价值性的规定，它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手段，提供了判断社会主义的价值评价标准。邓小平理论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从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理论视角，审视邓小平理论，揭示邓小平价值观的历史定位和基本内容，是我们应该采取的第一个维度。
2.邓小平的实践活动和其价值观的关系
如前所述，价值观是和主体的实践活动或认识活动相关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任何价值观都是“活动价值观”。确立“活动价值观”的思想，是研究邓小平价值观的又一个维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的问题的争论，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这段话从哲学原理的角度讲，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问题。他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实现形式，归结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最佳形式。但在这里却道出了一个价值问题，“什么形式最好”是一个价值判断，这一价值判断表明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与他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相关的。离开邓小平的实践活动去谈他的价值观，就会陷入空洞浮泛，发挥不了现实的指导作用。邓小平的价值观体现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追求，以及为实现这一价值追求不断探索、开拓创新的奋斗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实践，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又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在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并且在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过程中发挥着导引作用、规范作用和驱动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他所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活动价值观。
3.邓小平的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创新关系
这是研究邓小平价值观的第三个维度。邓小平的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它首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坚持。例如，邓小平将人民视为价值主体，把是否代表人民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就是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为人民群众的根本解放和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崇高价值理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坚持和继承。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界定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使其价值观奠定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这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基本立场。这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坚持和继承。邓小平的价值观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创造和发展。从“活动价值观”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现实的问题，着重论述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论述这一问题所体现出来的一系列价值判断、价值目标、价值手段和价值标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可以归结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实现途径的价值观，简称为“革命价值观”，邓小平的价值观论述的重点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以及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思想。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视为“革命价值观”。那么，邓小平的价值观就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建设价值观”，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创新和发展，集中地体现为他实现了由革命价值观向建设价值观的革命性转变，这一转变的意义是划时代的。看不到邓小平的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这种继承和坚持、创新和发展的关系，把它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割裂开来，孤立地进行研究，就会影响我们对邓小平理论及其价值观的时代意义的全面把握。
综上所述，研究邓小平价值观的方法论，就是要把邓小平价值观的研究同学习、理解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从邓小平理论中概括和提炼邓小平的价值观；就是要把邓小平的价值观同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联系起来，研究这一科学价值观在实践中的体现以及它对实践的导引作用、驱动作用、规范作用和检验作用，充分拓展邓小平价值观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就是要把邓小平的价值观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联系起来，探讨它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坚持和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关系，充分认识到邓小平的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发展史上的地位、意义和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科学、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的价值观。这样，我们就确立了研究邓小平价值观的三个维度，即理论、实践和历史。在这三个维度中，前两个维度偏重于价值观与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就能充分把握邓小平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从整体上构建邓小平价值观的基本框架。在历史维度中，我们则可以昭示邓小平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二）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及邓小平价值观的历史定位
价值观包括哲学价值观、活动价值和文化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作为哲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它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关于价值问题的总的观点或根本看法。这种价值观是与真理观相对应的。真理观所研究的问题是“真假”问题，某一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所谓真理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体现着主观和客观的符合、一致。真理观就是揭示真理的本质及其特点的哲学理论。而价值观研究的问题则是“好坏”、“善恶”、“美丑”、“利害”、“有用或无用”等问题的哲学理论。不同的哲学理论体系对“好坏”、“善恶”、“美丑”、“利害”、“有用或无用”的理论解释不同，判定标准也不同。总之，价值就是揭示事物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的哲学范畴，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有积极意义、正面作用的，被称为“正价值”；反之，对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消极意义、反面作用的，则被称为“负价值”。价值观就是判定事物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的哲学理论，这种价值观包括价值判断的根据，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手段和途径，价值和真理的关系等内容，往往是以理论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虽然对人的认识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这种指导作用具有普遍适用性，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我们将这种价值观称为“哲学价值观”。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的本质及其表现形态的哲学审视，是关于对价值问题的哲学理论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有多少哲学理论，就有多少价值观，哲学理论往往作为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作为价值评价的内在依据和根本标准。特定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和价值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
二是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直接联系的价值观，我们称之为“活动价值观”。“活动价值观”虽然也是在特定的哲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但它直接受制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它是人们关于某一认识或实践活动的目标、手段和途径、检验和评价标准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认识或价值判断。这种价值观，往往作为人们的实践理念参与到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之中，对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发生着导向作用、内驱作用、规范作用、调整作用和评价作用。活动价值观对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个人的生活以及为生活而进行的各类活动，往往是受着活动价值观的直接指导；活动的过程及其成败与否，与活动价值观具有非常重要而且直接的作用。只看到哲学价值观的间接指导作用，而看不到活动价值观的直接指导作用，这对价值观的研究是不利的，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展开也是不利的。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往往是指“活动价值观”，而不是“哲学价值观”。诸如“企业价值观”、“学校价值观”、“政党价值观”等都是在“活动价值观”的层面上使用“价值观”一词的。因为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活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乃至政党的执政参政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活动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些活动价值观，都是与特定的活动相联系的，具有特定的价值目标、价值手段和价值评价标准。这些特定的价值目标、价值手段和价值评价标准往往作为一种意识、一种文化渗透在人们的活动中，并对人们的活动过程发生着直接的作用，规范着人们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
三是“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是与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特征相联系的，作为人们活动的文化背景因素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文化价值观不像哲学价值观那样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不像活动价值观那样具有直接而明确的价值目标、价值手段和价值评价标准，而是作为一种潜意识而发生作用的。人们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并非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受着某种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和影响，但却无时无刻不受着某种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和影响。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价值观和活动价值观是理性的、自觉的价值观，而文化价值观则是非理性的、自发的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是特定民族的文化积淀和心理积淀，表现为传统的沿袭，习惯的承传，以及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凝固化。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是不同的民族往往具有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和更替比较缓慢，对外界变化的反应比较迟钝，除非有社会的巨大变革、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文化价值观是不易发生变化的。我国社会改革的艰巨性，不是表现在制度变革的艰巨性上，而是表现在文化价值观变革的艰巨性上。几千年来形成的农业文化和宗法思想的价值观是我国社会变革的巨大障碍。认识不到这一点，就认识不到我国社会改革的艰巨性。在某种意识上来说，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就意味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变化，文化价值观的消失，就意味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消失。我国的文化变革不是用西方文化价值观来取代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而是东西方文化价值的融合和整合，是文化价值观的创生与升华。这是我国文化变革的前景所在。
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哲学价值观、活动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构成了价值观的不同层次，呈现出纵横交错、互相渗透的社会价值生活体系。活动价值观处于社会价值观金字塔结构的最底层，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往往因人们社会活动的内容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变化快，适应性强。哲学价值观处于社会价值观结构的中间层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关系较为间接，指导作用相对微弱一些。它对人们的指导作用，取决于它所依赖的哲学理论的传播范围，以及人们对该种哲学理论的认同程度；而文化价值观处于社会价值观结构的最高层次，它影响着特定历史阶段哲学价值观能否得以产生，制约着哲学价值观的传播范围和人们的认同程度，规定着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特质，以及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对特定民族的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发生着无所不在的潜在作用，但不易发生变化。我们对价值观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哲学价值观的特点和作用，而且要研究活动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的特点和作用，从而实现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变革。
在明确了价值观的结构和层次之后，我们来进一步论述邓小平价值观的历史定位。邓小平的价值观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动价值观，而不是哲学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但却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的指导，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为理论基础的，充满着唯物辩证的哲学价值观的内容；同时，又受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和浸润，具有简洁、质朴、实用的民族特色。就此而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其一，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价值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对外开放，深化改革等诸多实现途径。价值评价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些都说明，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手段和价值评价标准为内容的活动价值观，而不是哲学价值观或文化价值观。
其二，邓小平价值观所依据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实践哲学，而不是一种体系哲学或思辨哲学。它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表明哲学不仅要说明世界和解释世界，具有世界观的功能，而且要改变世界，使世界发生革命性转变，具有指向实践的方法论和价值论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向实践、服务并指导实践的实践哲学，它不仅指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而且指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指向和实践功能，以体系哲学或思辨哲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规定了在其指导下形成的邓小平价值观必然是一种活动价值观，而不是哲学价值观或文化价值观。从理论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观和邓小平的活动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观指导实践，服务于实践，而邓小平的活动价值观直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
其三，邓小平不是职业理论家，而是革命活动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的活动价值观。从邓小平语言风格来说，他谈问题、讲道理一针见血，简洁明了，一语中的；从邓小平的工作作风来看，他工作扎实，务求实效，感召力高，亲和力强，坚持原则，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从邓小平的人生经历来看，“三起三落”，人生坎坷，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洗礼，对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具有卓越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他对信仰的坚定追求，他的求是务实精神，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他的果断，他的达观，他的幽默，都体现出中国文化价值观简洁质朴、求真务实、注重实效的深厚底蕴。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就价值问题指出明确的概念，并对之进行严密的哲学论证和逻辑推理，形成某种哲学价值观，而只能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活动价值观。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在中国文化价值的浸润之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并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观。
（三）邓小平价值观的实质是探索、开拓和创新
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从活动价值观的独特视角，全面审视邓小平的革命实践和他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他“三起三落”，历经坎坷和艰辛和为理想的实现而终生奋斗的人生轨迹，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伟大的创造精神，展示了他不为已有的理论所局限，从中国当代的现实状况出发，开拓进取，锐意创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的极富创造性的人格魅力。邓小平理论的实质是探索、开拓和创造，邓小平价值观的实质也是探索、开拓和创造，因此，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从中国现实出发，独立思考，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创造价值观。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从中国特点到中国特色，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的价值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这是一个从中国现实特点出发，积极探索，确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价值目标的创造过程。邓小平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胆识，正视中国的现实特点，是进行“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创造性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新的价值目标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中国特点出发，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伟大的价值目标的探索轨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创造性实践的观念模型，其中既包含了对长期以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反思，又包含了对当前实践及其未来结果的理想追求，是实践目的和价值目标的统一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不懈的探索和创造，形成中国特色。那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的重复性实践，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只有在探索和创造的前提下，根据中国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去学习和借鉴，才能走出自己的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创造是主心骨，学习和借鉴是探索和创造的必要条件。学习借鉴和独立探索的辩证统一，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探索和创造，以这一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实践活动必然是创造性实践。
2.抓住机遇，敢冒风险，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创造性实践，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价值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根本动力
创造性实践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实践，因而具有探索性的特征。机遇也就是时机、机会，属于创造性实践的客观条件的范畴。从本质上看，机遇是事物发展未来状况的某种迹象或前兆，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偶然性。只有抓住这种偶然性，才能发现和认识必然性。同时，作为偶然性的机遇也预示着事物发展的某种可能性，主体抓住了这种可能性，也就意味着他选择了促进事物发展的有利时机，为实践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机遇具有两面性，它既是取得实践成功的有利条件，也包含着失误或失败的风险。抓住机遇，就意味着抓住了成功的机会，抓住了成功的可能性。抓住机遇，既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误、失败的风险，抓住机遇和敢冒风险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探索和创新的必由之路。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邓小平就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著名论断，揭示了这一创造性实践的风险性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探索性特征。这就要求实践主体抓住机遇，敢冒风险，正确处理大胆探索和步子稳妥的辩证关系。邓小平提出的“大胆探索，步子稳妥”的基本原则，就是鼓励实践主体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同时又要防范风险，避免大的失误和挫折的行为准则。“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是创造性实践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价值目标的精神动力。邓小平指出：“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试第一个”，“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是主体“开拓新路”，进行创造性实践的创新精神，是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动力。同时，面对机遇和风险，我们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积极稳妥，防范风险，是大胆探索的必要条件。在抓住机遇的同时，又要防范风险，在大胆探索的同时，又要步子稳妥，是创造性实践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是因为，创造性实践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探索和创新必须是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能动创造，是“大胆探索”和“步子稳妥”的辩证统一。
抓住机遇，敢冒风险，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创造性实践，是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价值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根本动力。创造性实践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直接而现实的动力。价值目标作为实践的观念模型，始终对实践过程起着导向和规范作用。创造性实践的展开过程，就是价值目标（作为人的本力量）的对象化和现实化的过程，即是“以己成物”的过程。对象化和现实化的结果则是新的价值对象的生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价值目标，就是通过实践主体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而对象化和现实化的。对象化和现实化的结果，则是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步，都是由抓住机遇，敢冒风险，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创造性实践所推动的。
3.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既是判断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的事实检验标准，又是评判这一创造性实践的价值评价标准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是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价值目标的内在依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长期以来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论误区的校正，也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和创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一步拓展为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评价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由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目标构成的目标系统。子目标对于总目标而言，它们是实现总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同时又是判定总目标是否实现的次一级标准。但最终的目标，则是“三个有利于标准”。把“三个有利于”作为价值评价标准、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评价标准的辩证统一。
（四）邓小平价值观的精髓和基本特征
邓小平的价值观，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的价值目标、价值手段、价值评价标准、价值生成和价值实现的价值运动过程的理论体现。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观，既有思想理论上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又有在解决不同的实践问题和时代课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创新和发展，因而具有独特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特征。把握邓小平创造价值观的精髓和基本特征，是研究邓小平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创造价值观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统一起来，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新和发展。然而他更强调解放思想，强调探索、开拓和创新。“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实事求是强调客观规律性，解放思想则强调发挥实践主体的能动创造性，二者的结合，是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的统一，是求实和创新的统一。求实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求实的归宿。邓小平创造价值观，是在求实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创造价值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创造价值观的精髓。割裂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把邓小平的价值观说成是“求实价值观”是难以立足的。
求真务实，注重实效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基本特征。邓小平的价值观，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状况，从实际出发，强调求实，追求实效，在求实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和创新的创造价值观，是立足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创造理想世界的创造价值观。邓小平创造价值观的求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实践为标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价值目标，并以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创造性实践作为这一价值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根本动力；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追求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以此为核心，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科技和教育，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现实状况作为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立足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的科学论断，以及“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观，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此作为判断党的工作、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与否的价值评价标准。这些都说明，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注重实效是邓小平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把握了这一基本特征，也就是全面把握了邓小平价值观的基本点。
（五）邓小平价值观的创新和发展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是对邓小平的价值观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崇高价值追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既有价值目标和价值手段的内容，又有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体现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党要进行自身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为了谁、代表谁、依靠谁”的问题。“为了谁、代表谁、依靠谁”的问题，就是党作为价值主体，必须体现它要依靠、代表、服务的对象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的就是这种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不仅揭示了一种性质，它是对党的性质的理性规定，而且揭示了一种活动和过程，是对党的建设这一实践活动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理性把握。“代表”既是静态的定性概念，又是动态的过程概念。作为静态的定性概念，它是对党的性质的先进性和党的宗旨的人民性的叙说；作为动态的过程概念，它要求党在自身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做好“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价值评价标准，检验和评价自身的实践活动及其实际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进行自身建设以及党领导的实践活动的活动价值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种活动价值观，它既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原则，表明了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的先进性；又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昭示了党的根本宗旨的人民性，它是对人民群众为本源性价值主体，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目标，以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为价值手段的价值观念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是先进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党价值观。
先进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之一，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集中地体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志，先进的社会文化是社会进步的灵魂。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是价值主体，而中国的现实状况则是价值主体作用的对象，即价值客体。主体在改变客体的实践活动中，首先必须适应客体，顺应客体，体现客体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体现了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的要求，体现了社会进步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的先进性，其实质就是我们党作为价值主体，必须体现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体现价值客体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要求，不断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的进步趋势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规定着党的性质的先进性，同时又规定着党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
人民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的又一基本内涵，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党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组织，具有自己的纲领和价值目标，它是价值主体。但它又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因而不是本源性价值主体，而是派生性价值主体，它所属于的那个阶级才是本源性价值主体。政党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及其根本利益，规定着政党的性质和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必须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着党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民群众为本源性价值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性是人民群众作为本源性主体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派生性的价值主体的必然要求，它规定着党的自身建设及其所领导的实践活动的价值目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于时代发展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性课题，是对党的性质、历史使命和根本宗旨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从活动价值观的角度看，邓小平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是党加强自身建设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活动价值观，是先进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党价值观，它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观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观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二者都是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保证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手段之一；再次，二者都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价值评价标准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与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价值目标、价值手段和价值评价标准等方面的一致性，充分体现了二者在思想内容上的继承性。
“三个代表”的价值观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观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实现了政党价值观上的新飞跃。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们党的第一、二代领导人都论述过“三个代表”思想。但在他们那里，都是分别予以论述的，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并表述“三个代表”的思想。把三者放在一起并形成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论点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这在党的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从分别论述到集中论述，并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不仅是理论上的提升和概括，而且是理论实质上的新飞跃和新发展。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实践，针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凸显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主题，科学地解决了治国和治党的辩证关系，实现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观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价值观的理论转换和理论创新，拓展了价值理论的新视野，开拓了政党价值观这一新境界。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了当代世界发展和国际竞争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挑战，科学地概括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挑战，解决新的时代课题，当代共产党人应该坚持的实践理念和价值导向，因而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崇高价值追求，从而把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观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价值观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动价值观，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价值目标，以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创造性实践为实现途径，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价值评价标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以求真务实，注重实效为基本特征的创造价值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是我们党进行自身建设以及党所领导的自身实践活动的活动价值观，是先进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党价值观，是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观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以邓小平的价值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为导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是社会主义中国以新的姿态立足于21世纪的价值追求、价值生成和价值实现的价值运动过程与创造性实践过程相统一的探索和创新的过程。
主要参考书目：
1.王玉？著：《邓小平的价值观》，陕西人民出版社。
2.王玉？、赵馥洁主编：《邓小平的价值观与改革开放20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赵润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