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具有历史性飞跃的两大理论成果。其中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全国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邓小平则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所以我们党把这一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正如江泽民所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总结历史而又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才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形成。从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理论风格以及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看，邓小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的。可以说，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一）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改革家和战略家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1.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
历史环境、社会需要和时代特征为一种理论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和可能，但理论并不能自动地产生，它还需要理论的创立者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包括个人的社会经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理论修养等等。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这就要求无产阶级理论家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邓小平正是这样的理论家。他所创立的理论正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正确地回答了和解释了我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能够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与他独特的经历、伟大的人格、崇高的革命风范以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锻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品质密切相关。
邓小平具有丰富渊博的知识与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这是他成为伟大无产阶级理论家的基础。他16岁就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他放弃“工业救国”理想的同时，他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事学习、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动。1926年他又赴俄国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把握是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这一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结合中国革命斗争悉心研究毛泽东思想，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身体力行地捍卫毛泽东思想和维护毛泽东形象。“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是他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态度。邓小平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的理论勇气，在于他有着敢于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修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总是不停地变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完成的。邓小平认为，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否发展的关键在创新。他指出：“不以新的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一再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求真务实是邓小平以一贯之的根本作风，这是他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的关键。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面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走向辉煌的旗帜，就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从邓小平的个人经历看，“三落三起”的独特经历是与他的求真务实、痛恨“左”倾思潮密切相关的。反对王明“左”倾路线导致他的“一落”；他的“二落”和“三落”，则同他与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斗争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不可分割。他在“三落”后，又一次与维护“左”倾错误的“两个凡是”作了坚决的斗争。他这种坎坷的际遇使他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能够见微知著，思考常人所未觉察到的疑难和问题，使他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复兴之路的理解更深刻且实事求是。邓小平的整个思想都是务实的，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他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打不倒”的“矮个子巨人”，就是因为他是由于坚持真理而“落”，在经受住逆境的考验后而“起”。这种大起大落的经历造就了邓小平坚强的性格和意志，塑造了他在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在同“左”右各种思潮的斗争中，引领社会前进的特殊品质和能力。
从邓小平的思维方式看，他是一位具有高度辩证思维能力的理论家。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涵盖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层次，与邓小平所具有的辩证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1938年，邓小平就讲过“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多次称赞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这种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特点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的全局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上。他善于把握矛盾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矛盾问题的精髓，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他善于抓主要矛盾，提出“一个中心”的最佳总思路；他善于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例如，在如何评价毛泽东时，邓小平就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不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大局。”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在摸索中求是，在实验中创新，是实践的辩证法，表明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辩证法造诣。从大局出发，以更宏大的系统和更深远的关系去把握事物，这是邓小平思维方式具有其他人难以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的原因所在。
2.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家
改革既是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也是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来看，改革是它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由于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改革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没有一定的理论洞察力，没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没有坚定的信念和统揽全局的能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正是这样大无畏的改革家，他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是改革的闯将，他强调“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改革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要冲破各种障碍和阻力，打破旧的条条框框，需要很大的气魄和勇气。如果“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实早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就冒着被打倒的危险进行过艰难的改革。他敢于和当时拥有较大势力的“四人帮”唱对台戏，敢于“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已显现出他无畏的改革勇气。也正是1975年的改革为他的再一次复出并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在1978年后的改革大潮中，邓小平再次表现出他改革战士的本色。在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过程中他的表率作用，在改革遇到各种困难时，他义无反顾支持改革的决心和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使他能够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他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把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他指出，改革“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他一再告诉全党：“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有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他认为，改革“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但是我们“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辟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因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越是艰险越向前”，就是邓小平作为一个改革战士敢闯敢干精神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是改革蓝图的设计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核心问题，邓小平以革命者的风范对我国改革的对象、内容、目标、原则、目的和方法作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构想，从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经济领域要改革，政治领域要改革，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都要改革，要进行全面改革。同时，他高屋建瓴地强调，改革“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但改革不是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一大特色。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利益的大调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就国内而言，就是要政局稳定，不能再动荡，再折腾。没有秩序和稳定的局面，改革就搞不成。改革本来就是一块大的试验田，必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1987年他曾经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用三年时间见效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复杂，至少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我国的改革就首先从农村开始，在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才开始在城市推广，进一步在全国展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也不断推向深入。同时，邓小平也认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处理好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一个中心”这个大局。正是因为有幸有邓小平这样的讲大局、实事求是的改革家，才会有中国20多年来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到实践，波澜壮阔、汹涌向前的生动活泼的历史画面。
3.邓小平是伟大的战略家
邓小平从加入青年团到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再到他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位具有极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领导者。尤其是参加和主持1961年到1965年经济调整及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的经历，使邓小平的活动范围涉及党、政、军以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为他以后能够以战略家的眼光、全方位的视角从宏观上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全局性的问题提供了实践的舞台。特别是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运筹帷幄，在国际和国内的宽广背景下，建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
邓小平具有无畏的胆略，高度的鉴别力和敏锐力，这是他成为战略家的前提。毛泽东曾赞许邓小平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点，内部是钢铁公司”。邓小平所具有的这种胆略来自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坚定信仰，来自于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真情，体现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和重大转折时刻。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他就明确提出，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鲜明指出，“共产党员为什么要怕”，“现在问题很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面对毛泽东要求他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时，他婉转谢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在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谈了自己出来工作的心情和态度，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表现出了一名无产阶级政党杰出领导者的崇高理想和伟大风范。江泽民多次指出，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思想敏锐，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创造新办法，寻找新路子。这使他能从细微处准确把握事物本质特征及观察分析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表现在对事物发展趋势具有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在改革开放的同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反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开展端正党风和反腐败斗争，深刻指出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要警惕这种风险。他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重要时刻，凭借其高度的鉴别力和敏锐力，及时发现问题，迅速作出正确的结论。他谆谆告诫全党：“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是一个“小个子”，但他比同代人都站得高，看得远。
邓小平正是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和英明果敢的决策，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邓小平曾说过：“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就是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眼光中的大局。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是由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就，说到底是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相反，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种种疑虑和困扰，说到底也是由于我们对这一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时，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两个“搞清楚”。而无论搞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离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强调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复思考，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同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把发展问题提到了能否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否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能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高度。他认为我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述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命题。正是邓小平这种时时大局在胸，处处审时度势的战略家的品质，使他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两个紧要关头，力挽狂澜，用他深邃的理论洞察力与无畏的革命勇气和大胆的开拓精神，把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二）邓小平最伟大的理论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工程，它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现状，一切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它要求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强调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应该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不可能一成不变。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再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对他们的理论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指出：我们绝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也曾精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邓小平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江泽民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同志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曾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时，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邓小平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行将消失时，邓小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其次，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教条。邓小平“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使其“带着必然有的中国特性”，领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早在1979年3月他就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邓小平认为：“各国的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邓小平理论思想体系，并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令人感到亲切易懂。务实、“管用”、解决实际问题是邓小平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中国化”的风格不仅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上，而且表现在渗透于这一理论之内、洋溢在这一理论之外的民族情感上。正如江泽民所说：“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包含着深刻的思想。”这就是邓小平“三讲四不讲”科学的文风、学风和党风的体现，即讲直言不讳的话、讲解决问题的话、讲科学提炼的话；不讲长话、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正如他在南方谈话中所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其中，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典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活的灵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科学概括。无论是这一理论的创立、丰富和发展，还是将这一理论付诸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都必须无一例外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988年5月，他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历程时更深刻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归根到底，还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改革开放要深入，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又是这个理论丰富和发展的精神动力。邓小平理论体系每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每一个方面的建立和完善，每一个领域的开辟和成熟，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活的灵魂。比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现着从不顾客观实际、企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唯意志论中解放思想，科学地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理论，体现着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中解放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统一、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高度，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体现着从旧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解放出来，运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通过改革即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等等。邓小平理论的所有内容及每一个观点都闪耀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都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丰硕理论成果。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也是邓小平理论活的灵魂之一。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运用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中，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毛泽东所创立的群众路线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他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总是在实践探索中，尊重实践权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热情鼓励群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善于及时概括和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使之上升为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同时邓小平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必须依靠广大群众来完成。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过去完成人民革命是这样，今后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也是这样。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思想，把它运用于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他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别我们改革开放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一条重要标准。他指出：“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里突出地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以人民利益为基础，以人民是否拥护、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答应为出发点和最高标准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提出了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学习，一切对群众负责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从我党作为执政党的新情况和遇到的新问题出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内容，把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只要遵循党的群众路线，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奋斗就能够胜利完成。总而言之，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符合人民利益为最高准绳，就是邓小平根本的价值观。正如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所讲，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总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合”的首要前提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的逻辑起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的核心问题是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之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在当代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是邓小平理论的方向，是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所在。是否坚持这一基本结论、基本口号和根本指导原则，是关系到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大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继续正确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问题。正是由于邓小平始终坚持了这种高度统一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才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蓬勃发展。
（三）邓小平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伟大的革命实践需要伟大的革命理论，邓小平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呼唤，集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为推动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历史新时期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更深入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是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早就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概括的实事求是。他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办。我国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不能超越国情，盲目冒进，急于求成，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抓住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大胆探索、实践和创造，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我们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从实际出发反映事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精神。恩格斯早就告诫后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强调了了解时代与制定正确策略的关系，认为“只要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从这一点上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有深沉的历史感，而且具有恢宏的世界观和鲜明的时代感。邓小平高瞻远瞩地从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命题。这为我国调整和重新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正是基于可以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的科学判断，在1978年我们制定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化，以及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和渗透，对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国内形势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特点，如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这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向我国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不稳定因素增加，但是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既要站在时代前列，立足新的实践，又要把握住时代特点，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三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精神。邓小平深刻指出，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法宝，脱离群众，“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江泽民也指出：“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在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能否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能否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否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至关重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的向背。我们党致力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了这个根本目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并带领他们不断前进。
总之，邓小平所经历的漫长的、曲折的、传奇的革命生涯，使他积累了异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他那好学深思的风格，练就了他无比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他那坚强刚毅的性格和宽阔的胸怀，熔铸出他那独有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他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崇高的革命理想，练就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尚。所有这些，形成了他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无比优越的主观条件。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其他别的什么理论可以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它是永远指导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面旗帜。党的十五大深刻地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不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而且它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新的科学体系，并且这个体系还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主要参考书目：
1.杨三省主编：《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2.于俊道等：《邓小平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3.何虎生著：《中国新脑筋》，甘肃文化出版社。
4.龚育之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
[王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