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导师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勤工俭学生远涉重洋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彻底改造旧中国的道路，因此他们不仅坚持实践斗争，还必须坚持理论斗争。在一系列思想斗争过程中，逐步了解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最早的争论是围绕如何评价十月革命，以及怎样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同改革中国现状结合起来展开的。这一争论首先在蒙塔尔纪的湖南留学生中进行。这些湖南留学生中有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内就有一定的思想和认识基础，其中最著名的是蔡和森。蔡和森因为法语会话欠佳，便注意读报纸、书籍和欧洲各国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知识，以提高法语能力。他还计划用一年时间，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队及国际共产党弄个明白。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到法国几个月内，就“猛看猛译”了百余种马列主义小册子，思想觉悟大幅度地提高。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认识到打破中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必要性。他运用列宁的这个基本理论，严厉地批判了修正主义将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当作唯物史观的错误。而当时国内的《新青年》，还把修正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蔡和森的见解走在时代的前列。
蔡和森还彻底批判了张君励一派的改良主义思想以及工团主义的放弃政权思想。1920年7月上旬，新民学会法国分会把13个会员召集到蒙达尔纪，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议题，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讨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次会议伪装成一次郊游。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明确而集中的：是靠革命救国还是靠改良救国？以蔡和森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方法、手段类似俄国十月革命；而以萧瑜为首的“少数派”主张实行改良主义，温和地革命，也就是用教育作为工具，走工会、合作社的道路。萧瑜不承认中国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只需缓慢的改革。同时罗素的“教育革命论”在当时也颇有市场。选择哪一种道路的争论多次发生。有的会员就写信给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毛泽东回信，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革命派，深切赞同蔡和森的主张。他说，罗素的教育革命“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现有教育都是资本家的，不可能改革。
蔡和森还对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模式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界唯一制胜的方法”，主张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改造世界。在蔡和森的努力下，蒙塔尔纪工学世界社由信奉实业救国转而信仰马列主义，在1921年的三大斗争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
蔡和森考虑的最多还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和方法。1920年5月至9月，他先后给毛泽东写了3封长信。他认为必须成立政党，因为他是革命斗争的发动者、宣传者、作战部和中枢神经。他还提出建党的具体步骤，严格挑选党员，出版党的刊物，调查国内外情况等等。这些意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都提供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蔡和森于1921年12月回国不久即加入共产党。1922年，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长期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邓小平为《蔡和森文集》题辞：“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对蔡和森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继蔡和森之后，另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领袖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作为第 15批成员，1920年12月抵达法国的，时年22岁。在此之前，周恩来曾东渡日本，寻求可用来“济世穷”的学问，失望而归。回国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入斗争中去。先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随后组织“觉悟社”，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组织游行示威，焚烧日货。为此，他被反对当局逮捕。出狱后，为了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随着留法勤工俭学的大军来到法国。与别人不同，周恩来未到任何工厂做工，一有时间他就思索问题，撰写旅欧通信。从1921年12月到1924年7月，3年半的时间里，周恩来奔走于法、英、德、比等国，考察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状况，了解世界形势，发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领导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所写的通信，内容详实，见解精辟，范围广阔，体现出一个先驱者的远见卓识。
在1921年的3次大斗争中，周恩来一直积极地参加。尤其是在里昂进军运动中，周恩来还以冷静的头脑，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要避免陷于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作两手准备。他还建议各团体留下一部分骨干，以便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事实证明，他的提醒是非常必要的。
“先发队”被遣送回国后，周恩来振臂高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昂格斯（即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学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周恩来曾经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比较各种主义，最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作出决定，将周恩来和其他“建党前的党员”的党龄改为从1921年算起，同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蔡和森、李立三等被押送回国后，为了把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团结起来，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相约，分头进行准备，筹建旅欧共产主义小组。
1922年3月，周恩来到德国后，仍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生中作演讲，积极推动共产主义小组的建设工作。赵世炎在进军里昂的斗争中，侥幸脱险，但护照被里昂警察没收，无法在都市藏身，便来到华工最多的法国北方做清理战场的苦力。在这里，他多次向旅居德、比、法或国内的朋友写信，详细询问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情况，还要求将党的重要文件、团章和团的印刷品寄给他。关于团员的标准，赵世炎讲究既严格挑选又讲求没有遗漏。他首先争取陈延年、陈乔年加入团组织。4月，赵世炎收到周恩来、萧三、刘清扬等7个党员的联名信，要求“五一”前成立旅欧青年团。他秘密地回到巴黎，在蒙塔尔纪、里昂多次奔波，因事情繁杂，5月底筹备工作才胜利完成。
1922年6月初，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18人，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刘伯坚、傅钟、余立亚等。周恩来专程从德国赶来参加会议。会议租用了一家露天咖啡茶座的18把椅子，在一块空地上开会。这样的环境，即使警察来了，也没关系。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筹备经过，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会议连续开了3天。决定将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通过了章程和工作计划，并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3人组成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后来又增补王若飞、陈延年、尹宽为执行委员。党部设在巴黎弋德弗鲁瓦街17号一座旅馆内。
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常成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成立。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党举行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下旬，他们派李维汉携带公函向团中央汇报工作，并正式提出：愿作它的旅欧支部。正在等候签发时，他们听说中国代表团也派人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会议，现已抵达莫斯科。他们立即去信致意，并说明自身情况。1923年1月，团中央来信，希望旅欧少共“依中央第十次会议决议国外组的办法加入青年团”。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复信，建议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并对他们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了指示。
1923年2月，少共于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团员已由原来的30余人发展到72人。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将原来的中央执行委会改为执行委员会。经过4天的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并选出新的5人执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刘伯坚、袁子贞等3人为候补委员。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12人被中共中央调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执行委员会下设共产主义研究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华工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由书记以外的4名委员负责。会后，周恩来向团中央作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激动地写道：“我们现在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士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答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入党后，在1922年11月，同张申府一起在德国介绍了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到莫斯科后，除参加党的工作外，还介绍王凌汉、袁庆云两人入党。赵世炎曾在一次报告中说：“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员。”可以说当时的欧洲这个共产党小组是附在团组织里的。一切公开活动，党组织从不出面，都用团的名义。当时我党在西欧的党员很少，因此只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下设德国组、法国组等，并没有成立总支部。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当时全国党员共195人，其中旅欧的除留俄8人外，共有10人，即留法2人，留德8人。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周恩来领导下，于1925年初发展为300余人，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到1925年底，又因团员陆续赴俄或归国，减少到100余人，组织名称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他们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即“学共产主义”。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并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团员。这一组织，在团结和教育广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为革命培养人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的成立，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成果。
为了有力地对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宣传和解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为了同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理论刊物《少年》。
《少年》由陈延年负责编辑、出版，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担任旅欧中国共主义青年团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后，周恩来从德国返回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7号那间5平方米的斗室里。他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依靠稿费为生。《少年》杂志的社址也就在这里。这个刊物最初是16开，每月一期，每期30页左右。以第7号起，改为24开，42页。第10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
《少年》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因此刊登了很多理论文章。如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等译文，还刊登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和消息。
鉴于建党建团初期，一些人对党、团组织还有模糊认识，因此《少年》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讲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基本原则，宣传建党建团的基本意义，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周恩来在《少年》上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等。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周恩来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总结中国根本不具备发展民族资本的条件。如果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不仅会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市场，而且会使中国布满了外国资本家。不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是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我们绝对不能容许资本主义在中国生长和发展起来。我们必须齐心合力搞革命，将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里，然后办实业，发展经济。
周恩来在《共产主义和中国》这篇文章里，还对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如国家社会主义、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法国工团主义等等，进行了猛烈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