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思想、学识、作风、品格，深受青年们的敬重和爱戴。他除在北大教课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课。他经常被一些社团邀请进行讲演。他是《新潮》、《国民》等学生团社的导师。
李大钊指引帮助青年迅速成长，使他们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一批革命家。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从湖南到北京。他需要学习，也需要工作，但无法解决。经章士钊向李大钊介绍（按：毛泽东是来投靠他的老师杨昌济的，但杨先生刚来北大不久，与李大钊不熟。杨先生为人又十分持重，故由他老友章士钊介绍。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对章终身不忘），李大钊安排毛泽东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毛泽东有了这一工作，就在北大得到了良好的学习机会。他旁听一些课程，参加新闻学、哲学等社团的活动，阅读大量新的书刊。1918年10月，李大钊亲自介绍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3月，毛泽东离京南下，12月中旬，又再次来京，毛泽东有机会学习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后来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五四”时期，周恩来在天津读书。他与邓颖超等人组织了觉悟社。在成立会上，周恩来提议请大钊到天津讲演，大钊答应了。1919年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便来到天津。他上午作国际形势的报告，下午与大家一起座谈。返回时，由周恩来送到火车站。李大钊这次天津之行，给周恩来等以很大的鼓舞和帮助。1920年8月，周恩来又来京请大钊帮助他们与北京的进步社团建立联系。8月16日，在李大钊帮助下，觉悟社与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等5个团体在陶然亭聚会，李大钊在讲话中希望他们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会议最后的文件，接受了大钊的意见，规定今后要做“社会实况之调查”，做“农工组织之运动”，起到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当时的好学进步青年，不少人家境困难，不能按时交纳学杂费。有的人常收到无名氏的汇款单，给予帮助。这“无名氏”就是李大钊。有的人请求缓交学杂费，学校要求需有人担保，李大钊担保也很多。现在北京大学的档案室，还保存有李大钊为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写的缓交学宿费的担保条。在档案室里，还有名叫新凯的学生1922年4月4日写给大钊的信，为两位同学患病住院，“一文不名”，而请求大钊帮助。信中说：“先生屡次帮助我们，在此火急之际，作再一次的请求。”
李大钊由于经常大量地帮助别人，致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时难以保证，每月发的工资，剩下无几。为此，蔡元培校长特地让会计部门，每月发工资时都要给李夫人先留下足够的生活费。
在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中，他得知有32名学生被军阀政府逮捕的消息后，作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他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这些被捕学生。在当时特定形势压力下，军阀政府于5月7日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在斗争最紧张的日子，他连星期天也守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一方面派一些学生联合会的成员到外地一些重要城市寻求声援，另一方面又听取外地来京学生代表的情况介绍，并给予帮助指导。李大钊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和指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