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4年寒冷的冬季，我被宣判最高刑期二十年，罪名是反“旗手”江青。在大墙之下，知识分子的政治犯中，有的经受不住劳动的重负；有的忍受不了生活的羞辱；有的承担不了家庭的破裂；有的控制不住精神的崩溃，往往会丧失了生活的力量，走上自绝之路。
有一个被捕前是工程师的犯人，多次企图自杀未能实现。我知道了他的情况，我要劝阻他。但是怎样才能使这个心如死灰的人恢复生的愿望呢？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和他攀谈的机会，下面是我和他的一段对话：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问。
“37。”他答。
“我--57了。”我说，并问：“你判了多少年刑期？”
“15年。”他答。
“我--判了20年刑期。”我说，并继续问：“你被捕前是干什么的？”
“工程师。”他答。
“我--是大学教授。”
我注意到他有些惊讶，便明知故问：
“你读了几年书？”
他看着我，答：
“大学毕业。”
“很好。”我停了一下，看着他的眼睛，温和地说：
“那么就是说，你读了16年的书：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4年，共16年。”接着，我非常严厉地说道：
“现在，请你看看我，想想我，请你看看你，想想你！你心中的书，你读过的十六年的书，你读过16年的知识，都真的被狗吃掉了吗？你想自杀，你不觉得羞耻吗？”
说完，我掉头而去，不再理睬他。
可是，我没有走几步，便听到了他哭出声来。我心中一块悬石落地，我相信他不会再去自杀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果然，就是这一次谈话后，他放弃了自杀之念，我又找到了一个和他谈话的机会，这一次比较轻松了，我问他：
“你怎么这样愚蠢呢？你为什么一再想到要自杀呢？”
他有点赧然地说：
“我当时想自杀，还不完全是我忍受不了这里的一切，还主要是因为我的爱人向我提出了离婚，我想不通！”
我一听，立刻向他表示祝贺：
“这可是好事，可喜可贺。”
“怎么是好事，有什么好贺的？”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想到，今天在我们的处境下，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亲人，我们惟一能够做出的贡献，惟一能提供的帮助，就是提出离婚。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在社会上，‘反革命家属’的压力是多么可怕，你为什么不帮助他们解脱这个可怕的压力？你还能为你的亲人做些什么呢？”他始乎没有想到这点，想说什么，我拦住他，接着说下去：
“在我被判处20年刑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写信给我的妻子，提出离婚要求，我要做我在目前情况下惟一能做的事情，以解脱他们可怕的压力。”
“我的妻子在接到我的信后，立刻携带着3个儿女赶到这里。当我走进接见室里，看到我的妻子坐在那里，子女站在旁边。当我也坐下后，我的妻子拿出了那封我要求离婚的信，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对子女说：‘现在你们都跪下，要求你们的爸爸把这封信收回去！’我的三个儿女都泣不成声地跪下。我的妻子不再说话，她沉默地坐在那里，等着我。”
“我看着我的妻子，看着跪在我面前的儿女，我没有说话，从桌上拿起了那封信，当着妻子和儿女的面，把它一撕两片，抛在地。我们谁都没有哀求，没有解释，也没有安慰。因为，在那一刻，在我们之间，甚至连一个字都是多余的！”
“直到这时，我的妻子才泪如泉涌地握住我的手，这是一双被苦难磨搓得非常粗糙的手，但却是一双充满牺牲感情的手。我握住它，我们都不说话，一股暖流从我心底升起。会见的时限到了，我站了起来，只说了这次会见惟一的一句话：‘那么，让我们都坚持下去吧，记住，永不绝望！”
听完我这段叙述后，那个工程师泪水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