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小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远大志向。在他读过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中，圈点最多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他曾对同学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努力。”
一、孩儿立志出乡关
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鸦片战争之后第53个年头的1893年，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由于毛贻昌家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母亲生怕这个男孩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并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毛泽东就是石三伢子。
毛泽东出生两年后，甲午战争爆发。从1840年中国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到1895年签订割地赔款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国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旧中国最为屈辱的历史时刻。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时刻，毛泽东来到了人世间。
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位于湖南省湘潭、宁乡、湘乡三县的交界处，地居湘江中游，群山环抱，老百姓以务农为主。到毛泽东这一辈，毛氏宗族在这里垦荒、务农，已传承20代，近500余年。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他为人勤奋，善于经营，17岁时便开始当家理事。他在对待子女上同许多旧时代的传统农民一样，严格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塑造毛泽东，虽然处在当时并不贫穷的家庭，但他却让毛泽东和其他大多数穷苦孩子一样从小就开始做一些沉重的家务活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等等。等毛泽东识字时候，又开始帮助精明严厉的父亲记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十四五岁的时候，犁、耙、栽、割等全套农活，他全部在行。艰辛的生活，锻炼了毛泽东，使他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同时也使他对中国贫苦农民的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对农民的困苦和艰难有了更深的体会。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外祖父家虽是务农的，但有一个舅舅在开馆教读，毛泽东有时也在那里听听。到了1902年，父母把8岁的毛泽东接回韶山，让他入私塾开始读书。此后8年，除中间两年曾停学在家务农之外，其余时间毛泽东一直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6处私塾读书。这一段私塾生活，就是毛泽东后来反复说起的“六年孔夫子”。
此时此刻，晚清政府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各色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但是，在闭塞的韶山冲，私塾仍是莘莘学子求学的唯一途径。毛顺生供养毛泽东进私塾求学，并没有多大的雄心，而是想让毛泽东多识两个字，以便于记账和打官司。
在私塾学习的6年里，毛泽东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普及读物学起，继而接触到了“四书”、“五经”这些儒家传统文化典籍。个性强烈的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些拗口难懂、枯燥无味的经书，但是由于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所以对这些经书仍然学得很好。无可否认，这“六年孔夫子”，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了然于胸，帮助了他后来娴熟地对这些文化“古为今用”。
中国有句古话，叫“少不读水浒”。但是，年少的毛泽东却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私塾里，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师不让读这些书籍，毛泽东就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为这些书中精彩绝伦的故事所深深吸引的同时，勤学好思的毛泽东也产生一个深深的疑问。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作为深知农民艰辛的毛泽东，对这一点思考了很久。后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这激发了毛泽东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胸怀和抱负，也激发了他从小就砸烂这个不平世界的反叛精神。
1910年春天，16岁的毛泽东师从韶山秀才毛麓钟，学习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以及唐宋诗词，还在毛麓钟指导下学习写诗填词。不久以后，他便辍学在家，边务农边自学。
这期间，一本叫《盛世危言》的书深深触动了他。他认为，中国再也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中国的社会要改良。韶山冲固然美丽，但是外边的世界疾雷动荡，中国的命运仍在风雨飘摇。胸怀大志的他强烈地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他萌发了继续求学的愿望。恰巧这时，毛泽东与他的父亲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父亲对毛泽东“找到什么书就读”很生气，硬逼着他熟读经书或在田间劳动，不容许他接触任何宣扬叛逆思想的书籍。这使少年毛泽东非常反感。
到这一年秋天，毛泽东终于说服父亲同意他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怀揣着抱负的他，其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为表明自己的心迹，他改写了一首“剥皮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所谓“剥皮诗”，就是将已有的诗改动一下，使之成为另有含义的一首诗。表面看去，是制作者借助原诗以表达己意，似乎有点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意味，实则也可以说是创作，是很灵动、机智的一种创作。据说，这首诗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青年时期的作品，毛泽东只改动了其中的两个字：诗中第一句的第一个字“孩”原为“男”，第二句的第五字“誓”原为“死”。这一改，既恰当地表明了毛泽东写诗给父亲的身份，又很鲜明地向父亲表达他外出求学的决心与抱负。
清代中期，湘乡籍的曾国藩率领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为清王朝立下大功，因而湘乡由于军功而获得二品以上官爵的人多达2000多名。因此，在湘乡形成了一个新兴军官兼地主的特权阶层。东山书院就是为了培养这些人家的子弟而兴办的。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前身是湘乡东山书院。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但是，入校读书的大多数却仍然是那些豪绅地主的子弟。这些孩子纨绔成性，穿着华丽。也因此，不是湘乡籍，且又初来乍到、穿着很差的毛泽东被该校许多学生疏远，看不起。后来，毛泽东还回忆起这些往事。他说，因为他“平常总穿着破衣服”，“很多富家的同学看不起他”。
大约就是在此前后，心情抑郁的毛泽东，又写下了一首剥皮诗。诗曰：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据说，这首诗出自清朝末年湖北英山名士郑正鹄。郑正鹄初到天水任上，当地一些官吏富绅见他身材不高，其貌不扬，有意请人画了一幅画，画面是河边树下一只青蛙，送到县衙去，以奚落一下新来的县令，杀杀他的威风。孰料，郑正鹄看了，当众挥毫，在画上题诗一首：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
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送画的人一看这诗，不禁打了个寒战，怏怏告退。
毛泽东对这首诗的前两句改动很大。两相比较，毛泽东这首剥皮诗，托物寄兴，借蛙达意，既对那些衣着华丽入时、胸中全无大志而又盛气凌人的富豪子弟给予嘲讽、藐视，又表现了少年毛泽东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卓尔不群的非凡气势。虽然有这些不愉快的小事，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作文很好，因此很快他就在东山高小全校出名。眼观毛泽东的杰出天分，高小的校长赞扬说：“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
毛泽东对东山高小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但吸引力最大的还是学堂里那座藏书楼。这座藏书楼收藏了成千上万册图书，除了以往东山书院留下的古籍图书外，还添置了不少新书。毛泽东一有时间就去阅读，使他眼界大开，学识猛增。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最喜欢读的便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着作。他觉得，康、梁的着作，从内容到文体都格外新鲜。康、梁，也都成了他崇拜的人物。通过阅读康、梁着作，毛泽东开始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
在这里，他还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事情后，羡慕不已。此后，他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他从同学萧子暲（即后来的着名诗人萧三）手中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还书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1911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毛泽东前往读书。心怀大志的毛泽东欢喜异常，并如愿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初到湖南省城长沙，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了很多。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他开始接触到了许多革命言论，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感受到一种和韶山、和湘乡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了。毛泽东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遂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进行反清斗争。在短暂的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还把每月7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于是他决定退出军队，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于是，他来到了长沙继续求学。从此，他走出了束缚身心发展的家庭和落后闭塞的韶山冲，“孩儿立志出乡关”，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感，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立志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坚定地走上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追求真理之路，走上了漫长的职业革命生涯。
二、大丈夫要为天下奇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
——毛泽东
毛泽东离开韶山是1910年，到长沙是1911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他目睹了这场革命的潮起潮落，更为民族的前途担忧。青年毛泽东生活的时代，帝国主义侵华日甚，国内军阀连年混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到了近代，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这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中国要进步，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还要反对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随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入，他与许多同时代的有志青年一样，逐渐形成了救国救民的意识。毛泽东曾说：“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还提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下，毛泽东决心逐步“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600字，老师的批语却有150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他读到了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读完后收获很大，越发觉得自学胜于在学校里读书。于是，他决定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每天步行3里路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这里的中外书籍，报刊杂志之多是毛泽东从未见过的。这期间，他制订一个自学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广泛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他如同置身于书的海洋，贪婪而又自由地畅游着。在浩瀚的书海里，从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到历史地理，从哲学法律到自然科学论着，他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使他深受启发。严复针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状，写下大量按语，批判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阐发了自强、保种、自力、斗争的观点，呼吁救国图存，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半年的自修生活，使他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新认识。毛泽东认为这是“极有价值”的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