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纵观全局，展望未来，他求大同存小异，认为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沈钧儒，说明在目前形势下，召集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同时提议，由民革、民盟、中共“于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毛泽东这一号召，马上得到了民主党派的赞同。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着名民主人士沈钧儒、李济深、马叙伦等联名通电国内外，同时致电毛泽东，一致拥护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其后，毛泽东又复电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希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要求各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有关具体问题提出见解。各民主党派以香港为中心展开了讨论，他们献计献策，发表政治主张，其建国思想逐渐与中共趋于一致。毛泽东认为，召开新政协的条件已经具备，遂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北上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召开。从1948年8月开始，各民主党派接受邀请，在中共的帮助安排下，冲破国民党的破坏阻挠，分期分批乘船北上到达解放区，在其他国统区的人士也到达解放区。
毛泽东求同存异真诚合作态度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证明，使民主党派思想上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他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希望。1949年1月20日，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其中阐发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明确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的早日实现”。
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真诚合作，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有11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这是继蒋介石撕毁1946年1月政协决议后由中共和民主党派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的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团结民主党派、孤立蒋介石斗争艺术的结晶。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一度存在着错误的党内斗争方式，如“惩办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即是此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这种错误的斗争方式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许多坚持正确意见的人遭打击，更有甚者是混淆敌我界线，把革命的同志当成敌人，致使有些无辜的同志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毛泽东正是从以上错误的党内斗争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他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宗旨，坚持正确的路线，坚决反对错误倾向。在几次与党内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他既敢于斗争，又不鲁莽行事；既坚持了正确的路线，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又抵制、纠正甚至战胜了各种错误倾向。
1930年6月，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扩大，“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此时，在党内居领导地位的李立三对这一形势盲目乐观。他认为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只要红军进攻大城市，再配以工人罢工、士兵暴动，就能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革命就能成功。他还制定了一个冒险计划，命令各根据地的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一冒险计划完全脱离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是行不通的。其后果，只能使红军大部受到了很大损失，一些根据地也丧失了。
对这一“左”倾盲动主义，毛泽东采取了巧妙的方法予以抵制。因此，红一军团不仅未遭损失，反而扩大了。
6月15日，中央向红一军团下达攻打南昌的命令。对此，毛泽东、朱德都认为是错误的，行不通，但“军令如山”，因此组织上服从了，但在行动上则是另外一回事。毛泽东、朱德率军出发后并未很快开赴南昌，而是沿途打下了十几个县城，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部队由一万多人发展到二万多人，这实际上仍然是毛泽东开辟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道路。这样，部队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乘天黑派了一支小部队到南昌附近一个火车站旁打了一阵枪，随即将部队开到湘赣边区继续发动群众。
毛泽东是虚打南昌、实创根据地，中央自不会满意，因此命令红一军团与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联合再攻长沙。毛泽东反对，但由于红三军团曾一度乘敌人空虚进占过长沙，因此，一些干部战士情绪很高。毛泽东反对不起作用，由于敌人已增强力量，红一方面军久围不克。此时，毛泽东已敏锐地看到了形势变化的征兆，他分析蒋介石即将结束新军阀混战，南下全力对付红军，因此，他对一些干部战士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将部队撤到赣江以东，并打下吉安，开辟了赣西南和湘东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也一举扩大到4万人。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危害的几个月内，各路红军都不同程度遭到损失，而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却发展了，这是他组织上服从，行动上纠正，虚打大城市，实创农村根据地，巧妙抵制“左”倾错误的结果。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自1931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后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他们脱离中国的实际，照搬照套别国经验，否定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作用，主张“城市中心论”，否定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一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主张红军打正规战。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虽然遭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无情打击”，并早就认识到“左”倾路线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但与之作斗争时仍讲究斗争的策略、方式。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着极为危险的处境。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因病一度坐上担架的毛泽东，开始耐心对一些同志做思想工作，使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
当时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也坐担架随军行动。利用这一机会，毛泽东同王稼祥一边行军一边交谈，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的状况和前途问题。王稼祥坦率地表示了对目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并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谈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王稼祥以很大启发，也更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决心。此外，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下，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遵义会议之后，结束了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其后又穿越大凉山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夹金山，终于于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人数达12万多人，顿时军心振奋，士气高涨。中共中央随即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全国的形势，制定了今后的战略方针，即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推动和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当时，红军虽处在千辛万苦的长征途中，但两大主力的会师及正确方针的制定，革命呈现出一片光明的前景。
然而就在此时，担任红四方面军领导职务的张国焘却极力主张红军向西部荒无人烟的少数民族地区西康等地退却。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远远大于中央红军的3万多人，因此，个人野心膨胀，公开与中央闹对立，搞分裂，一再反对北上方针。6月17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并未对北上方针提出异议的张国焘却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南下主张。“北上”和“南下”，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为此，中央政治局又先后召开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分析当时的形势与任务，重申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反对南下逃跑的错误主张。同时，为了争取张国焘认识错误，党中央、毛泽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任命张为总政委。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耽误了全军北上的有利时机，敌情发生了变化。8月初，胡宗南主力已集结于松藩地区，对红军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这样，红军不得不改变北上路线，即由毛尔盖出发，经大草地北上。
为了统一指挥，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中共中央、毛泽东随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经草地到达班佑，张国焘指挥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向东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北行40里便到了一望无际、风云莫测的草原沼泽地带，经过6天6夜的顽强拼搏，排除万难，终于走出了这“死亡之地”，到达了四川的班佑、巴西、阿西一带，等待左路军在此会合。然而就在此刻，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张国焘由思想上、口头上反对北上方针发展到行动上强行南下的分裂行为。9月3日，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刚行至墨洼附近，张国焘便借口葛曲河水上涨而擅自决定左路军全部返回阿坝，并要右路军南下。9日，他又背着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政委、现为右路军政委的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至此，在红军内部“北上”、南下”的矛盾冲突几乎达到白热化，如果僵持下去，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恶果。
鉴于严峻的形势，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正面冲突，防止矛盾激化，同时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博古紧急磋商后，当机立断，由毛泽东连夜率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秘密先行北上，脱离可能发生冲突的危险区。毛泽东率领先期北上的部队改称“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长征取得胜利。
此后，张国焘无视中共中央的一再劝告，不仅率部南下，而且另立“中央”，自称“主席”，其分裂主义发展到相当严重地步。但由于其南下方针的根本错误，致使部队受到重大挫折，朱德、刘伯承与其错误作了坚决斗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情绪日益高涨，在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被迫放弃南下方针，最后北上陕甘。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长征胜利宣告结束。
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既坚持了正确方针，又避免了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充分表现了他在紧急情况下处理内部矛盾的高招。
通过几次与党内错误倾向斗争的实践，毛泽东总结出了许多有益的党内斗争经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他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得出的并在此后发挥重大作用的党内斗争的有效方法。毛泽东把犯有各种“左”右倾错误的同志看作一个健康人生了疾病，只有通过治疗才能使之恢复健康，他将此比喻为“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毛泽东说：“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办法。”
党内的政治斗争是思想上的分歧和对立，对于思想上的错误必须严肃认真地批判，决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只有这样才能划清界限，明确是非。针对于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摒弃了一味地算旧账、追查个人责任、惩办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错误方式，它采取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法，着重解决思想问题，寻求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它主要通过思想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是机会主义的，使犯错误者受到教育，提高认识，引以为鉴。
民主革命时期几次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是在对敌斗争十分激烈、革命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历史的危急关头，毛泽东采取高超的斗争技巧，既坚持了正确，纠正了错误，又消除了分歧，转化了矛盾，使全党上下达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发展和壮大了革命队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不仅要具备机敏的应变能力、睿智的洞察力和灵活的斗争技巧，而且还要具备一种由坚韧的毅力、强烈的自信和英雄般的胆略凝结成的巨大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驱动着政治家们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不停地迈进。毛泽东自青少年起就养成的那种蔑视一切恶势力并敢于与之斗争的无畏精神，使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浩然之气。他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恩赐和外部援助上，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以自力更生为杠杆，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高擎着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旗帜，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一个又一个外来压力，始终迈进在胜利的征程上。
1941年至1942年，中国的持久抗战进入到最困难的时期。日寇为巩固其在中国的占领地，将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扫荡”，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致使解放区面积缩小，人口下降，八路军新四军也由50万人减少到40万人。恰恰在持久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又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起反共高潮，制造摩擦事件。更有甚者，国民党军政部于1940年11月竟下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粮饷，妄图以此扼杀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