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应该喊人民万岁，这样才对得起人民。”毛泽东认为应该喊人民万岁。这不是人之常情的一般回报，而是人民领袖对人民大众的真诚尊重和热爱！毛泽东处理群众关系时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无私无畏，事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大事小事，处处为群众所想，为群众排忧解难，最终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支持与拥护，这是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力量的源泉。
一、一切为了群众
（一）始终把最广大的人民利益放在首要地位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中国社会中最庞大的群体。因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它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兴衰成败，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天下。党和毛泽东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农民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为了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力军作用，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二是土地革命。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政治策略，而土地问题的解决，正是这一政治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压迫剥削农民，失掉农民的支持，正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民，争取广大农民群众成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毛泽东先从调查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情况入手，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农民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探索的中心问题，他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和力量。毛泽东考察研究农民问题，采用“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即解剖麻雀的方法，通过个别研究，探索一般规律。在农村调查中，毛泽东诚心诚意与农民交朋友，使他们讲真话。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中心目标是解放农民，首先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解决土地问题的良方——土地改革，是唤起民众的物质前提。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经过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和艰难曲折的探索，并反复进行实践比较，最后集中全党和亿万农民的智慧，总结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始终紧紧围绕着乡村广大贫苦农民的最大利益而制定和实施。在土地改革中，毛泽东的成功之道在于科学地确定土地没收的对象、分配的对象、分配的办法、分配的标准等问题上。
在科学地划分了农村阶级，明确了乡村阶级阵线的基础上，土地革命的第一步是没收土地。没收对象的确定是关系到土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尤其是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土地革命在红色区域内全面展开。千百年来第一次通过革命而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欣喜激动又略带疑虑地说：“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才好。”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规定了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标准，对于统一根据地内土地革命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广大农民对土地法是基本满意的，但对其中的三条有意见：一是没收所有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损害了中农的利益，中农不满意；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因而没有积极性；三是禁止土地买卖。在调查中，毛泽东发现没收一切土地往往会引起一部分农民(主要是中农)的恐慌，事实上也必然会侵犯中农的利益，招致他们的反对，削弱革命的同盟军。没收一切土地，看上去很彻底，实际上混淆了土地革命的阵线，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团结中农，有损于革命力量的发展。不久，毛泽东到兴国调查研究，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没收的对象缩小为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对于保护中农的利益，稳定中农的革命热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土地没收以后，以什么为单位进行分配，这是土改中亟待解决的又一个问题。井冈山时期，各地实际上普遍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毛泽东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有三大弊端：第一，大村不愿拨田给小村；第二，分田单位太多，乡区政府不易督促管理；第三，一村之内，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姓氏主义蒙蔽群众，不去彻底平田，彻底打土豪。这种办法只利于地主富农而不利于贫农，必须修改，因而分配单位以村为单位改为以乡为单位。在后来的土改中，各地都按照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进一步保证了贫苦农民在土改中的利益。
分田标准的确定，是土改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毛泽东一向主张按人口标准来分配土地。平分土地虽然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这种主张强烈地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剥削的要求，因而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它是动员农民投身革命的号角和旗帜。在调查中，毛泽东看到：分田以劳动力为标准的弊端就是凡孤、寡、老幼、小脚妇女及一切不能耕种的人，均不够食。贫农劳力多的也抵不住富农，因为贫农不及富农的牛力、农具、资本。因此，以劳力为单位分田对富农有利，而以人口为标准平分土地有利于发展生产，实行起来简单方便，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分配土地的工作。实践证明它符合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
科学的分田方法是顺利实现土地改革的重要手段。土地革命初期，只有抽多补少的方法。后来闽西党组织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毛泽东在肯定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的总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上是移田不移民。这就从方法上保证了大多数农民利益不受损失。
土地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劳动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即变剥削者的土地所有制为劳动者的土地所有制。土地作为在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中最主要最集中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本是由劳动者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改革就是土地回老家。让土地重新归于劳动者所有，从反封建剥削的角度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地权的归属问题上，毛泽东没有照搬共产国际和苏联土地国有的做法，而是根据中国历史实际和广大农民对土地的热切期望，决定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都集中于劳动农民一身。毛泽东认识到，如果只允许农民对土地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就会使农民感到土地不是自己的，自己无权支配，因而不安心耕种，最后只能脱离群众。因此，必须给广大农民以实际利益，使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所有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坚定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在土地革命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如此关心农民、了解农民，始终把最广大的人民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这样，不仅使党的事业得以发展壮大，而且使他本人也受到亿万农民的衷心爱戴。
（二）教育军队扎根于群众之中
毛泽东非常重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早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毛泽东就经常深入到部队的班排同基层官兵促膝谈心，耐心地启发引导大家如何开展群众工作，与广大群众紧密结合。他说：“耳闻是虚，眼见为实。群众是从观察我们的行动来识别新旧军队的。旧军队对老百姓烧杀抢掠，我们工农革命军就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买东西要付钱，损坏东西要照价赔偿，说话态度要客气，更不许打人和骂人。这些事情虽小，要一一做到并不容易。但是只要认真做下去，人民就会了解我们，拥护我们。毛泽东强调的这些纪律，后来逐步发展完善为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我军光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在井冈山新开辟的地区，饱经兵匪之害的群众因不了解工农红军，大多外出躲避。红军经过一些村庄，几乎连一个老百姓也见不到，人民军队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天也活不下去。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用实际行动维护群众利益。毛泽东指示部队，进入这些地区，对老百姓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要珍视爱护。住了老乡的房子，离开前一定要打扫干净，睡觉的门板要安好，稻草要捆整齐，缸里的水要挑满。灶内的柴火没有燃完的，要抽出来，然后在灶门口浇些水，防止因刮风引火烧了房子。吃了老乡的米菜油盐，都要按市价付钱。老乡回来后，看到屋子净，水缸满，柴成堆，一切完整无损，就会了解红军同国民党的军队是不一样的。部队按照毛泽东交代的做了以后，这些细小的行动果然被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互相传说着毛委员的队伍不打骂群众，说话和气，平等待人。正是从这些细小的行动中使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红军真正是自己的队伍。
有一次，队伍准备出发，毛泽东来到连队检查纪律落实情况，亲自过问吃了群众的东西给钱没有。当得知老乡不在家，付钱找不到人不知怎么处理时，毛泽东又指示文书给房东写封信，并和应付的钱一起放在桌子的抽屉里，房主回来就会发现，下次遇到我们就不会再躲起来了。后来一次，部队打下湖南桂东县的一个村子时，开始，老百姓都跑光了。红军进村后一一按毛泽东的嘱咐办，第二次再进村时，老年人大都留下了，部队及时向在村的群众进行口头宣传，同时更重要的是用行动维护群众利益，严守纪律。当部队第三次路过村里时，全村男女老幼不但一个没走，反而全部出来欢迎，并向部队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径，有的主动给部队带路，提供各种情报。
毛泽东在1934年1月27日所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曾经告诫全党：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应该注意，应该讨论，应该研究，应该解决。毛泽东在调整群众关系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就是处处为人民着想的一生。
1933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迁到江西瑞金城外的小村子沙洲坝。一天傍晚，刚到这里不久的毛泽东坐在一棵大树下与一位老大伯拉家常，一个老表挑着一担水走过来，毛泽东发现这担水很浑浊，便问：“这么脏的水，做什么用呀？”“吃的。”老表回答。
毛泽东一听，不由得皱起眉头，弯下腰仔细一看，发现水不仅脏而且还有小虫，急忙起身问道：“不能到别的地方挑水用吗？”旁边的老大伯插话说：“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少水，人吃、浇地、洗菜，全都靠这水。”挑水的老表朝北面山脚下努努嘴说：“那边乌鸡岭下有一股清泉水，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后，村里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老大伯喟然兴叹说：“红军来了，我们的日子好过了，可就是天旱缺水把我们害苦了。”
听了群众的反映，当天晚上毛泽东几乎一夜都在思考着如何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第二天一清早，毛泽东就到村里村外转上了好几圈，然后，组织红军干部先用大楠竹代替水管，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出来，用一只大桶接住，暂时解决群众的吃水困难。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村子里打井。但村里的老人都说，沙洲坝自古以来都没打过井，再说也没人会打井。毛泽东启发鼓励大家说，打井就像在河边滩上筑坝一样，只要选准位置，就能打出水来。大家同意试试看，结果一试，果然在泉水附近的地方打出了清泉水，但因这个位置的水离坟墓很近，群众不愿意用。毛泽东只好找乡村干部商量在村子附近重新寻找井位。为了打好井，毛泽东还带着乡村于部下到井底，亲手在井底铺上木炭和沙子，第二口井很快打好了。
一位老婆婆双手捧着又清又甜的井水大口大口喝下后，感激不已地对毛泽东说：“你真替我们把什么心都操到了。”
正是因为处处为群众着想，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毛泽东才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中国革命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他们宁愿自己挨饿，宁愿自己被反动派杀头，也为红军送粮送米，通风报信。也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无私帮助，毛泽东才领导人民军队推翻了三座大山，打下了江山。
（三）有群众在，还怕什么
1947年3月，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歼灭敌人，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有一次，毛泽东转战到离敌人很近、敌探四处活动的安塞县王家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同志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却泰然自若地对大家说，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有保障，怕什么呢？我们有老百姓嘛！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短短的几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赖。
由于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充满了无限的信赖，尽管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时外出，他一个人单独行动，连警卫员都不带。他常常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样，毫不在乎地和老乡肩并肩手拉手地走在街道上，有说有笑，亲密无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