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年头，阿尔法成功地实现了他的作家理想——做个道德权威。他的一切行为都被视为作家-公民的楷模。他对某些行动的好坏判断，预言般地在文学圈子里流传，也经常有人向他征询意见，是否某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不成文的爱国主义原则。于是，他被默认为我们这个城市所有作家的领导。从此，地下活动的资金纷纷流入他手中，然后他再把这些资金分发给急需帮助的同行；他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接触地下斗争机密的权利：他关心帮助刚起步的作家；他在公众场合拒绝跟一位在华沙与德国人合作的作家握手，因为这位作家在德国的一家出版社供职。他创立并参与编辑了一份地下文学刊物，并将刊物打印成多份，轮流在一些地下“俱乐部”中辗转传阅，并在秘密聚会时为人朗诵。他的立场具有真正的人道主义特点。早在战前，他就已经与其极右派的庇护者断绝了来往，因为，此人曾经扬言有必要在这个国家实行自己的极权主义（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这位庇护者就被盖世太保枪杀）。当德国占领军当局开始有系统地屠杀三百万波兰犹太人时，那些排犹主义者并未感到太多忧虑，虽然也在大声谴责这种兽行，他们中很多人在私下里却认为那些做法并非完全没有理由。阿尔法属于我们这个城市中强烈反对群众性大屠杀的公民：他用他的笔批驳一些人的冷漠无情，同时帮助犹太人藏匿，尽管冒着杀头的危险。
他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噩梦般地体现在德国人身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有共产主义倾向。波兰共产主义者的数量历来就不大；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俄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合作给莫斯科的支持者的活动制造了特别不利的环境。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处于虚弱状态。人民大众的希望都转向西方了，而“地下国家”的活动也十分依赖于“伦敦流亡政府”。阿尔法对周围的道德评价总是很敏感（他的这种敏感完全可以跟气压表的敏感相比）。他对苏联这样的国家并无好感，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在任何人心中唤起友好的感情。就像他的大多数朋友一样，他迫切地希望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和拥有一个人民的政府。
我和阿尔法经常见面。我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战争年代。他的出现可以激励人的精神，他以微笑面对一切苦难，他行事放肆，不懂规矩，为的是处处强调对那些穿带钉的靴子和制服并高举右手呼喊“嗨，希特勒”的人的蔑视。为此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黑伞。他高挑的身材和清癯的身影，在镜片背后流露出讽喻性的眼神和目光，疾步穿越这个城市的受到恐怖威胁的条条街道时如有神佑的气概，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反战英雄的形象。我还清醒地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望一位住在乡下的朋友，当决定要回家时，我们为选乘哪一班火车还发生过争执，尽管主人已经建议我们乘坐晚半小时开的那班，我们还是坚持早走。我们回到了华沙，步行在大街上，感受着生活的惬意，那是1940年夏日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哪里知道，这天将成为我们城市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刚迈进屋，刚来得及关上身后的门，就听到从大街上传来的尖叫声。我朝窗外望去，看见大搜捕开始了。这是送往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大搜捕。后来在奥斯维辛，有来自欧洲各国的数百万人在那里被杀害，而那时集中营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天在大街上被抓捕的人，也是第一批被运到奥斯维辛的人，他们当中后来几乎无一生还。在搜捕前五分钟，阿尔法和我还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他的黑伞和他的无忧无虑给我们带来了好运。
那些年代对每位作家都是一种考验。现实的悲剧比人们想象中的悲剧更加悲惨。我们当中如果有谁对那种混杂着绝望和希望的情感不能有所表达，那就有愧于我们的职业。那时只有某种基本的情感深藏在心中：恐惧，失去亲人的痛苦，对压迫者的仇恨，对受难者的同情。阿尔法的天才表现在寻找真正的而非想象的悲剧。他依据手中掌握的素材，写下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故事要在战后才收集成册出版发行；那本书后来被译成多种语言。这些短篇小说中的故事都表达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忠诚。所以说，阿尔法年轻时喜欢作家康拉德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对于人心中某种无可名状却又是强有力的和纯洁的东西的忠诚。战前，阿尔法倾向于按天主教的理解将此称为道德的绝对命令。现在，由于担心虚假，他只是说，那种绝对命令是存在的。当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行将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把眼睛转向缄默的苍穹，可在那儿除了希望他们什么也没能看到；他们希望自己的忠诚是能建立在世界的某种原则上的，世界的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毫无意义，而且对渴望道德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阿尔法的小说中，主人公的道德观是一种带有问号和停顿的世俗道德，但那种停顿，还不是信仰。我想，阿尔法在这些短篇小说中的写作比他在战前的写作更为诚实。与此同时，他准确有力地表达了在与纳粹的战斗中战死的无数地下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为什么他们要将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为什么他们要接受苦刑和死亡？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他们既不像热爱“元首”的德国人，也不像拥有新信仰的共产主义者那样有一个支撑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否信仰基督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这仅仅是一种忠诚——就是对被称为祖国或荣誉的某种东西的忠诚，这种忠诚高于一切能叫得出名字来的东西。在阿尔法写的一篇故事中，有一个年轻男孩，受尽德国宪兵的酷刑并知道自己将被杀害，于是供出了他朋友的名字，因为他害怕独自去死。行刑之前，两个朋友相遇，被出卖者原谅了出卖者。这种原谅不可能用任何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来解释：没有理由去原谅叛徒。假如这是一个苏联作家写的故事，被出卖者定会带着蔑视的神情从软弱屈服的人身边走开。看都不看他一眼。阿尔法在脱离天主教之后，比从前的他更像是位基督教作家，如果考虑到忠诚的伦理是基督教伦理的延伸，同时与那些以社会效果为目标的伦理背道而驰的话。
战争的后半期，“地下国家”之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意识危机。抵抗占领军强权的地下斗争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在集中营里枪决和消灭的人数与日俱增。仅仅用忠诚来论证牺牲的必要性往往会引起疑虑。忠诚可以是个人作出决定的基础，但大凡某种决定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光忠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到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什么才是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胜利的苏联红军从东部节节逼近，而西方军队却远在天边。究竟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什么样的社会，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去送死——这是不止一个要为他人承担道义责任的人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有种非理性的幻想，觉得将会发生什么事，在阻挡苏联红军推进的同时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这类幻想同波兰是个“没有伪政权的国家”的荣誉感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于头脑清醒的人们来说，这并不具备强有力的说服力。此时，共产主义的地下组织开始了自己的活动，某些社会主义的左翼代表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动。共产党人提出的纲领远比伦敦领导的“地下国家”的纲领更为切合实际，事实已经非常明显，这个国家将被苏联红军解放，那就应在它的帮助下进行一场革命。
在地下组织的知识分子中可以看到特别的恼怒，反对在地下抵抗运动中不断扩大的非理性情绪。这种情绪变得近乎歇斯底里。密谋成了某种自在的目的；送死或令别人去送命——似乎成了一种游戏。曾经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中宣扬过忠诚伦理的阿尔法，此时很容易在自己周围找到这种伦理的漫画化。他的圈子所主张的爱国主义使他无法接近那些依附于莫斯科的为数不多的小团体。阿尔法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圈套之中。这也许就是他在这一时期所写小说的特点。首先，他的小说第一次显示了他的幽默感。在小说中他塑造了他十分熟悉的而又因为密谋变得疯狂的人物。他以讽刺的手法揭露了歇斯底里的密谋的社会背景。毫无疑问，“地下国家”首先是由知识界一手创造的，“知识界”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是西欧国家完全不知晓的事，更别提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了。这个“知识界”的习惯和约束都来自贵族，他们是贵族继承人（尽管其中某些成员是农民出身），所以他们对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在波兰，知识分子一直试图反叛他们身处其中的“知识界”，就像美国知识分子反对他们身处其中的中产阶级那样。“知识界”的某个成员开始认真思考时，便会发现他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而一旦发现这个问题，在竭力寻找与人民大众的联系的同时他就成了一个激进主义者，因为他意识到了制度的弊病。阿尔法在写讽刺地下“知识界”的作品时坚信，这个阶层将会由于它自身脱离常轨的行为，给国家的前途带来糟糕的后果，当时人们都认为，战后如果伦敦流亡政府返回到波兰，不可避免要从这一阶层产生出国家的统治者，这就只会给国家带来最大的不幸。
正当阿尔法经历这个痛苦而又无力的嘲讽过程时，华沙起义爆发了。在整整两个月当中，华沙上空一直挺立着足有数千米高的混合着火光的烟柱。结果，二十万人死在街头巷尾的战斗中，而那些没有被炸弹或重武器摧毁的街道则被纳粹部队纵火烧毁；起义结束后，这个原先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城市被夷为废墟，城市居民被流放，街道遭洗劫变得像墓地。阿尔法那时因为住在靠近农村的城郊，才得以逃脱险境，没被抓去做苦工或送往集中营。
1945年4月，在苏联红军赶走德国人之后（战斗仍在柏林城下进行），我和阿尔法回到华沙，我们迷失在乱石堆中，在那曾经是城市街道的地方堆积着一座座瓦砾山。我们数小时踯躅在曾经熟悉的城市一隅。此刻我们已经完全认不出它了。我们顺着一个红砖的坡面往上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是一片沉寂。我们努力保持身体平衡，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呈现在眼前的又是一片片新的、遭到严重破坏的废墟景象。在一处瓦砾堆积的峡谷，我们停下了，眼前出现一块小木板，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血红的油漆写着：“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阿尔法那时的想法肯定和我一样。我们当时在想：一个人在他身后会留下怎样的痕迹？这些词语听上去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这是渴求正义的呐喊。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是谁？幸存的人中有谁能知道他遭受了怎样的折磨？我们想象着，也许他是爬着经过这段峡谷时牺牲的——是他的一个同志写下了这句话，后来这位同志多半也牺牲了。也许兹比舍克那时顽强地支撑着自己精疲力竭的身体向前爬，并感到自己已经负了重伤，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完成任务。这是为什么？有谁试图解释这是他的智慧还是疯狂？莫非这就是莱布尼茨理论中的一个单子单子（Monad），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单子被认为是构成广延世界的最基本单位，要完成冥冥中的天意安排，抑或仅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遵循难忘贵族府第美德的父亲向他灌输的荣誉感而自愿赴死？
我们继续往前走，踏上了一条被人踩出的羊肠小道。这条小路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幽深的堆积如山的瓦砾之间的谷地。在这个谷底树立着一个临时支起来的粗糙十字架，上面还盖着一个头盔。十字架下面是刚刚栽种的鲜花。大约一个曾是什么人的儿子的人躺在那里，母亲在发现他的墓地后，每日前来看望，便踏出这条小径。
突然响起了一阵轰隆声，宛如剧院舞台上发出的雷鸣。是风吹动着挂在悬崖般墙壁上卷曲的铁皮屋顶，发出“格格”的碰击声。我们翻过碎石堆来到一个荒芜多日的院子里。生了锈的机器埋在高高的杂草丛中。在通往被烧焦的别墅的台阶上，我们发现了一些账本，账面记录着盈亏状况。
众所周知，是伦敦流亡政府下令举行华沙起义，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接近首都华沙，并在华沙郊外和正在撤退的德国人作战。处于地下抵抗的人们情绪激昂。地下军队想要投入战斗。这场起义的目的是要驱逐德国人和占领这座城市，以便以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来迎接红军的到来。起义开始后，问题就很清楚了：驻扎在河对岸的红军按兵不动，无意过来援助起义者，那时再慎重考虑为时已晚；因此，悲剧按照永恒不变的规律发生了。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一个巨人在河对岸等着另一个巨人去杀死苍蝇。结果是，苍蝇在自卫，但它的战士所拥有的常规武器只是手枪、手榴弹和燃烧瓶。整整两个月内，一个巨人每隔几分钟就派来自己的轰炸机低飞到城市五百米的上空投下炸弹，还用坦克和重炮来支援他们自己的军队。最终，苍蝇被一个巨人除掉了，不久之后，这个巨人又被另一个更有耐心的巨人除掉了。
我们找不出任何逻辑理由，以使俄国人帮助华沙。俄国人带给西方的不仅是从希特勒手中的解放，而且是从现存秩序中的解放。他们想以自己认为的好秩序，即他们自己的秩序来取代现存秩序。“地下国家”和伦敦的流亡政府是推翻波兰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在红军身后已经有一个由莫斯科支持的波兰政府在运转。无疑，华沙的被毁利大于弊，因为，在街头巷尾战死的人们，正是那些可能给新统治者制造最大麻烦的人。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反抗德国占领的地下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们有着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这座城市本身在被占领的数年内已经变成一座地下堡垒，到处是秘密地下印刷所和武器库。像这样拥有反抗和起义传统的城市无疑将成为莫斯科中央管辖的最不驯服的地区。关于帮助华沙的所有说法也只不过是对这座城市快要死尽的百万居民所表达的同情而已。但在一个由历史来做出裁决的地方，同情是多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