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当局常会利用那些精明而体壮的人做一些特殊工作，这些工作，可以给他们带来获得衣服和食物的机会。其中一项最受欢迎的工作，就是分送那些被闷罐车从欧洲各个城市运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随身都带着装满衣服、金银、各种首饰和食物的箱子，因为运送他们之前，他们被告知是要迁居到别处。当火车（简单地说，就是闷罐运输车）开到集中营大门之后，被吓坏了的人群从车厢内出来，立即被分散开，按年幼老少、妇女和孩童分别带上卡车，直接将他们带到瓦斯房和焚尸炉前。也有分工拿行李的囚犯负责搬运行李，最后这些行李里的一切物品统统归第三帝国和集中营管理处所有，成为他们的财富。贝塔描述了自己在“运输车”旁的工作，他被分到法国人亨利分管的那个组。
在20世纪有很多能引起人们恐惧的文学作品，其中却不太容易找到此类作品，即以罪犯同谋的眼光来描写所见所闻的事实（因为，作者通常羞于扮演此种角色）。但是，在集中营里用的“合伙”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人们只是像冷冰冰的机器那样机械地执行命令，责任由那些高层的人负，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我认为，贝塔在小说中描写的“运输车”，应该被选入那些专门描写人在恐怖体制下遭受悲惨命运的文学选集中，如果什么时候真能产生此类文学选集的话。
“运输车”到达后，要经过几个阶段，就像一个剧本分成几幕一样。引用几段贝塔作品中的描写，会比干巴巴地叙述贝塔的写作手法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
序幕——即等待“运输车”
那些希腊人坐在我们周围，像一只只巨大的、残暴的昆虫，贪婪地移动着下颌，咀嚼着厚厚的、发了霉的面包。他们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些枕木和铁轨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不喜欢搬抬这些东西。
“我们要做什么？”有人问。
“没什么，等到‘运输车’来了，就把他们运到焚尸炉去，知道了吗？”
“明白了！”他们用火葬场的世界语回答道。人们安静了下来，他们不需要把铁轨抬上卡车，也不用扛枕木。
第一幕——即“运输车”到了
穿着各色条纹囚服的人群躺在一道细长而阴凉的铁轨上，沉重而不均匀地呼吸着，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懒洋洋地看着那些身穿绿色军服的高贵人们，看着绿树和在近处及远方露出的教堂尖顶，那个教堂的尖顶正好敲响了迟来的“奉告祈祷”的钟声。
“‘运输车’来了！”有人喊了一声，然后所有的人带着一种期盼的心情站了起来。在转弯处出现了许多节货车车厢，火车往后倒了倒，有一个站在枕木上的铁道工，他挥着手，吹着哨子。火车头在刹车时，还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咔嚓咔嚓地、慢慢地沿着月台边停了下来。从钉着铁栅栏的小窗，可以看见人们的脸，他们个个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妇女们睡眼惺忪、蓬头垢面、内心充满恐惧，那些具有异国情调的男人都留着长长的头发。他们慢慢地经过车站，同时都在默默地环视着车站。正在那时，货车车厢内开始沸腾了，发出了敲打车厢木板的声音。
“水！空气！”这声音非常沉闷而且十分绝望。
从这些小窗口，人们抢着露出脸，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那些刚刚吸到一点空气的人，很快就会从窗口消失，别的人又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如此循环反复，然后新抢到窗口位置的人与前面的人一样又消失了。此时，尖叫混合着呻吟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第二幕——即分门别类
再切分成几个场景就更清楚了：
有一位妇女，她急匆匆地快步走着。一个看上去只有几岁的小孩，长着一张胖乎乎的小脸，满脸通红地跟在这位妇女后边跑，当然他怎么也赶不上她。小孩一边用手抹着眼泪，一边哭喊着大叫：“妈妈，妈妈！”
“哎，女人，抱起你的孩子吧！”
“这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不是！”
这位妇女歇斯底里地大叫着，用双手捂着脸拼命地逃走了。她想躲起来，她想赶上那些不坐车走的人，赶上那些步行的人，那些能活着的人。她还年轻，健康，漂亮，她想活下去。
但是那个跟在她后面奔跑的孩子，却依然哭喊着，尖声大叫着：
“妈妈，妈妈，你别跑！”
“他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的，不是！”
直到安德烈追上她，安德烈是来自塞瓦斯托波尔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港市。的水手。他的眼睛因为酗酒和日晒变得很浑浊。他追上了她，用脚绊了她一下，用力把她打倒在地，然后又狠狠地揪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地上拽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对她说：
“你这个不人道的妈妈，你这个下贱的犹太女人！你竟要抛下自己的孩子逃跑！我让你跑，你这个婊子！”他将她拦腰抱住，一手卡住她正要喊出声的喉咙，像丢沉重的粮袋那样用力把她扔上了卡车。
“拿着！带上这个，你这条母狗！”他把她的孩子塞在她的腿下。
“做得好！就得这样惩罚这种没人性的妈妈。”站在一辆小轿车旁的纳粹军人说。
这时有两个绝望的人，手拉着手摔倒在地上。男的把抽搐的指头插进女的的身体，还用牙齿咬着她的衣服。她歇斯底里地嚎叫着、谩骂着、诅咒着，直到男的用鞋压得她快要窒息时，才发出咯咯声沉静下来。人们将他们俩像掰木头一样分开，然后像赶牲口那样，把他们轰到了卡车上。
另一些人抬着一位失去了一条腿的姑娘，他们抓着她的两只手和仅剩的一条腿。她泪流满面，忍痛地小声说着：“先生们，疼啊，好疼啊……”他们把她扔到了满载尸骨的卡车上。活人死人都躺在一起。
第三幕——即证人们的谈话
凉爽的夜幕降临了，满天繁星。我们躺在铁轨上，非常寂静。在高高的电线杆上的灯，闪着极其微弱的光。
“你换鞋了吗？”亨利问我。
“没换。”
“为什么？”
“唉，这一切我都受够了，绝对受够了！”
“是在第一次运输以后吗？你想想看，自从圣诞节以来，我经手的人大约有上百万了。最糟糕的就是从巴黎那边来的运输车，因为在那里总能碰到熟人。”
“那你对他们怎么说？”
“说他们先要去洗澡，然后我们将在集中营见面。换你，你能说什么呢？”
（尾声）
这一晚向奥斯维辛开来了很多车厢。总共运来一万五千人。
当我们回到集中营后，星星开始隐去，天也开始慢慢透亮了，头顶上也开始有了亮光，夜色开始渐渐褪去。这预示着，明天将是一个酷热的晴天。
从焚尸炉那边升起了硕大的烟柱，与天上巨大的黑河连成了一片，这条黑河以极慢的速度缓慢地向奥斯维辛附近的比尔凯纳乌（Birkenau）天空移动，然后消失在克拉科夫附近的特热比那（Trzebina）森林的方向。从波兰西南部城市索斯诺威茨（Sosnowiec）来的“运输”已经被焚烧完了。
我们路过身背卡宾枪的纳粹军人换岗的地方。他们走得很整齐，一个紧挨一个，他们是一个整体，只有一个意志。
他们扯着嗓门唱着：“而明天我们将统治全世界……”纳粹歌曲《今天是我们德国人统治》。
由于描写在集中营的经历，贝塔成了作家。他发现自己适合的领域是散文而不是诗歌。从他的短篇小说中，不难看出他是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虚无主义并不能理解为不道德。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而这种情感来自于他对世界和人性的被辜负了的爱。贝塔在描写他的所见所闻时，欲将这一切推到极致，他想描述一个愤怒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地位的世界。贝塔小说中的那种类型的人物都是赤裸裸的，被剥夺了善良的感情，而只要文明的习惯还能维持，向善的情感就不会消失。但文明的习惯是脆弱的，只要条件发生突变，人类就会回归原始的野蛮。漫步在英国或者美国城市中，那些可敬的市民的头脑里曾有过多少错觉，他们把自己视为充满美德和善良的人，但假若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真的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变得兽性十足吗？危险的是让人去经受对他而言过于艰难的考验，因为那时就不能保持对人的尊重。我们很容易去谴责那个曾经为保全自己而要丢弃自己孩子的妇女，当然她的行为十分残忍，一个坐在家中舒服的沙发上看书的英美女子，在读到书中这种描写时，都会立即谴责这位不幸姐妹的行为，但是她同时也应该想想，若是自己面对这种毁灭，对死的恐惧难道不会超过爱吗？也许会，也许不会——谁又能预先猜到呢？
在集中营里也会有例外，也有许多心地善良、行为可敬的人为了拯救其他人的生命，会做出最纯粹的牺牲，以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在贝塔的短篇小说中却看不到这样的情况。贝塔的小说不是基于对人性的描写。因为在他看来，人只是一个渴望活着的动物，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集中营环境”的描写上。囚犯们个个都要承担某种伦理责任：在别人没有首先伤害你的情况下，不能伤害别人。这是一种不成文的契约。此外，每个人都尽力拯救自己，在贝塔的书中，想要找到人类团结的画面是徒劳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贝塔的所作所为在他的狱友笔下和贝塔自己的描述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贝塔表现英勇，是同狱囚徒关系的典范）。贝塔想把自己描写为不近人情的人，他观察事物头脑冷静，从不粉饰自己，他害怕虚假：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上写作，否则就是虚假。其实在现实中，贝塔与其他人一样，在集中营里也遭受到各种非人的虐待。贝塔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得过于诚恳，在描写自己时，特别是在描写自己在集中营的表现时，尤为突出，他说自己“精明并善用手腕”。由于强者和弱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他得以保全自己——在这点上，贝塔没有逃避真相——他的描写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残暴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
美国人将贝塔从达豪集中营解救出来之后，贝塔就开始领略在西德的难民生活，这好像是集中营生活的延续，随处所遇都是道德败坏，偷窃、酗酒、贿赂现象比比皆是，所有那些希特勒年代在人们身上释放出来的恶习都还在继续盛行。占领者当局对待不久前的数百万奴隶的残忍政策引起愤怒。这就是人们所向往的战争结局：人们重新回归丛林法则，即在高喊民主口号和人人享有自由的口号的同时，弱者再次被踩在脚下，或者被残酷无情地对待。
贝塔是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他的观察力，首先是跟踪探寻人身上固有的那种荒谬、卑鄙龌龊和肮脏下流的劣根性。他为此痛心疾首，所以无情地揭露人类化脓的伤口，从不宽容。他如果有能力在经受了这些年的痛苦之后，在某一点上再坚持片刻，如果看到的不是整个群体在战争末期遭受摧残的悲惨景象，而只是单个的人的遭遇，他的苦恼或许就不会如此深刻。他的内心一直在剧烈地波动，他的面孔扭曲着，流露出狂怒和自嘲的古怪表情。尽管他曾经属于那些大众的一员，但现在他觉得众人都是赤裸裸的。他们被原始的冲动控制着。他难以承受这个已经成型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必须有所追求，而不能只停留在无止无休的狂怒和反抗的状态之中。
与许多前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他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回国还是当移民？波兰属于俄罗斯控制的地区。战争时期贝塔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并没有在他心中深深扎根。他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好感，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能清醒地对待人。贝塔的这一信念出自于非常简单的原则：他认为人并不是受其良好的意愿支配的，而是受自己所处的社会秩序法则所支配。谁如果想改变人，首先就得改变社会环境。贝塔与所有波兰人一样，对强大的俄罗斯国家毫无信任感。他那种没有节制的激烈写作风格，应该说比较接近左拉之类的作家。另外，在现代文学中，他与海明威也有相似之处，再者他酷爱海明威的作品。俄罗斯把贝塔归类于“腐败的西方人”之列，因为在那里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作家以饥饿和爱之类的原始本能为出发点来展示人性更能引起反感的了。
贝塔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彷徨犹豫，最后，当他看到波兰出版的文学杂志后，他才决定回国。促使他下决心的是两个主要动机：首先，他有当作家的雄心壮志，他那时只是一位刚出道的作家，知道他的人还不多——因为他只能用母语写作，除了在自己国家，在别处怎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呢？此外，波兰正在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革命，开辟了一个让人充分表达心中愤懑的天地，在那里有重塑世界的可能性。
于是，他告别了朋友，回到华沙，那时华沙居民们还都居住在被炸毁的楼房的地下室里，人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搬走废墟上堆积如山的瓦砾，用残破的旧马车搬运破砖烂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开始重建自己的城市。尽管这样，各种书刊一旦在波兰出版，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政府不惜金钱鼓励文学家，对每位作家，哪怕只有一点点写作才能，政府都会为他提供无限的可能性。贝塔的文学生涯开始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他在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因此获得了理应获得的丰厚稿酬。他擅长运用语言。他的风格简练明快而又辛辣犀利。他所经历的一切，他的很多同胞也都经历过，他所涉及的题材也都非常普遍和耳熟能详，是人们能够理解的。他撰写的关于“集中营环境”的小说被认为是首要的文学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