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塔的杂文尽管尖刻有力，语言精练，可内容却是如此平淡无奇，枯燥乏味，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一个很有前途的散文作家是在如何自贬身价，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其实，他有足够的智慧，不会不明白，他是在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为什么这样做？在与几个足以决定作家地位升迁的文学权威谈话时，我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贝塔？他们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但这并不需要把贝塔这样的人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废物。从他们的角度看，如果他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应该对他们更有用，迫使他去写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浪费他的天才。“没有人要求他写文章。”我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这十分悲哀，N杂志社的编辑不能赶走他，是贝塔自己坚持要写那些杂文的。他认为：“今天不是搞艺术的时候，应该以更直接的、更原始的手段对大众施加影响。”他想成为一个“最有用的人”。这样的回答至少不乏假仁假义。党一直在强调自己关心文学，希望有最好的文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制造紧张气氛，于是，作家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想使自己的文笔具有质朴的风格。然而，事实是，贝塔自己想专心从事新闻工作，尽管他早已是位高级专家，然而他却抓住一个普通傀儡容易完成的工作去做。他与东方知识分子常见的做法一样：自毁才能。当这样的知识分子手中握着笔的时候，他们的心理过程是相当错综复杂的。试想一下，他要介绍在国际政治方面发生的某些事件，而他非常清楚各种现象的互相依存关系，这些现象只能是交互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要真实地描述这些关系，那就需要洞察斗争双方的动机，还必须看各方的需求，简单来说，就是要尽最大努力进行全面的分析。那时他却要借助愤怒来写文章：愤怒能立即把事情搞得错综复杂、纠缠不清，愤怒就根本不必去做分析。这是针对各种幻想的愤怒，认为只要与人的意志有关，就与恐惧分不开，恐惧的是：担心自己成为自己的浅薄和幼稚的牺牲品。因为世界是残暴的，就应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最简单的和最残暴的因素。作家明白，这样做距事实的真相很远：人类的愚蠢和善意对事态的影响，并不亚于经济斗争；但是，作家在对人类的意愿采取报复行为时，指出，它们是由几种基本法则决定的，同时，作家感觉到自己的优越性，认为自己目光锐利，洞察一切，有足够的力量排除“思想上的偏见”。贝塔在他关于集中营的短篇小说中把自己展示为一个吃得饱、穿得好的犬儒主义者，他在撰写政治杂文时也采用了这种做法。他强调简化、去掉一切幻想、赤裸裸地去表现一切——他作品中的这种倾向一直没有变。可是，朝着揭露世界的赤裸性的方向一直走下去，越走越远，走到某一点上，理智就会毫无作用了。——词汇成了斗争口号，同时也成了只是行动的一种不完善的替代物。捏紧拳头喊口号表达的意思或比词汇体现的意思更好。实际上贝塔自己已走到了这种地步，当他觉得词汇贫乏时，他就写不出令他感到满意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不管怎么说，小说总得持续一段时间，不能只喊口号。他从来就无法在没有仇恨的情况下去冷静观察和分析任何事物，可是他所依赖的运动，是一种加速度的运动，越来越快，使他的仇恨和晕眩之感越来越深。对贝塔来说，这个世界的形状越来越简单，直到任何单独的树和单独的人都已不再具有什么意义，他仿佛不是置身于实实在在的世界，而是处在政治概念之中。因此，他对新闻工作的那种狂热就不难解释了，写文章对他来说就像是成瘾者服用麻醉剂一样，当他放下笔时，他就觉得自己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尽管实际上，他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出自他本人的思想，因为从厄尔巴岛（ElbaIsland）到太平洋的数千名二流记者都是这样写文章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所从事的活动就像士兵在列队行进一样。
“明天我们将统治全世界。”希特勒党卫军士兵高唱着这首德国歌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焚尸炉冒出的黑烟的背景下大踏步前进。纳粹主义是集体性的疯狂，但德国民众追随希特勒，也不是没有深刻心理原因的。在产生纳粹主义的德国土壤上，那时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结构危机。年轻的德国人看到的是，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混乱，数百万失业者蒙受屈辱，文化精英迷茫，自己的姐妹为了金钱而卖淫，所有人和所有人为了金钱而斗争。当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后，这些德国年轻人接受了向他们提供的另一种哲学——历史哲学，这种哲学是对作为列宁和斯大林学说基础的同一种哲学的拙劣模仿。把贝塔关进集中营的德国人，也许曾经像贝塔一样，在党的宣传没有把他变成魔鬼之前，是个对世界失望的不幸情人。他也曾渴望秩序和纯洁、纪律和信仰。他蔑视那些不想加入欢乐进军的同胞，说他们私下里抱怨新的运动与许多道德原则相矛盾，说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人道主义的残余势力，是不光彩的耶稣哭哭啼啼的信徒。确实他们这些人令人感到骇异：正是在这里，正是现在，可以看到，不仅德意志民族可以得救，而且还能重建世界，而他们在这种唯一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居然大胆地提起自己无谓的道德疑虑！当你在自己周围还经常遇到那么多敬奉可笑的偏见的人时，要为建立一种崭新的、更好的秩序而斗争是何等艰难！
贝塔在自己的杂文中看到新的和更好的秩序就在眼前。他相信并且要求：人类在尘世而不是在天堂得救。他对那些企图破坏人类幸福的宿敌恨之入骨。他大声疾呼，要消灭这些敌人。难道那些人不是地球在进入新轨道之时的绊脚石吗？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那些人居然如此大胆地声称，把人关进集中营，用恐惧威逼他们接受政治信仰的做法并不太好。是谁给关进了集中营？阶级敌人、叛徒、流氓恶棍。难道强迫他们去接受的新信仰不是真理吗？这就是历史，历史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熊熊燃烧的历史的火焰！现在有这么一些盲目的小人，他们本应关注该承担的巨大义务，却把时间浪费在斤斤计较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贝塔的智慧和天赋现在已经不够用了，因为他意识不到，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已经埋下了危险的隐患。相反，他的天赋、他的才智和热情把他推向了行动——那时，倒是那些普通人在不冷不热地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做着只是属于他们该做的事情，奉献环境要求奉献的东西，绝不向并不可爱的恺撒奉献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贝塔却心甘情愿地承担了责任。他没有考虑过，最崇高的历史哲学是怎样变质的，如果这种历史哲学用作武力征服世界的手段的话。“明天我们将统治全世界！”
在我为贝塔画了这幅肖像的几个月之后，我得知贝塔去世的消息。一天早上，人们在他华沙的住宅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厨房内煤气灶的截门开着，屋子里的煤气味很重。那些在贝塔去世前几个月，一直在观察他，看到他狂热地积极活动的人们认为，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与他敏感的内心可能感受到的东西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冲突；他显得非常焦虑，他想回避自己所感知到的巨大差距。他那时常常提起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事。在报刊上还发表了他的那些朋友——波兰作家和东德作家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在《国际歌》的乐曲声中，人们安葬了他，并在遗体上覆盖了波兰国旗。党告别了自己的一位最有前途的作家。
题解：
贝塔的原型。塔杜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Borowski，1922-1951），波兰作家、诗人、政论家。出生于日托米耶什，他童年在乌克兰度过，双亲都曾被流放，1932年他的父母获释后全家定居华沙。“二战”时期他在地下的华沙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专业，同时作为建筑公司的仓库管理员参与地下抵抗运动，1943年被希特勒的宪兵逮捕，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曾担任集中营医院卫生员，后转押至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1945年5月1日被美国第七军解放，1946年回国，从事文化活动，1948年加入波兰工人党。以诗集《不论何方的土地》（1942）登上文坛，诗集表现了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一代人的痛苦。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跟玛丽亚告别》（1947）、《石头世界》（1948），杂文集《从书本和报刊来的故事》（1949）等。他对集中营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在当时受到猛烈抨击，被指责为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表现。1951年他在华沙自杀而亡，时年不满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