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我和伽玛之间的游戏。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玩游戏的行列，我们阵线分明，一边是经历了纳粹占领时期战火考验的知识分子，一边是从东方回来的知识分子，这种分界远比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重要得多。经历过战争之后，我们之中的任何人——甚至包括过去的那些民族主义者——都丝毫不怀疑改革的必要性。我们国家应该被改造成农民和工人的国家——这是件好事；学者、作家、艺术家不再生活在空中楼阁之中，与广大群众直接的联系，为他们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大门。但是，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仍然心怀不满、心有余悸；工人，尽管很克制地在为工厂重新运转而工作，但一点儿也没感到工厂是属于他的，他是工厂的主人，尽管宣传一直这样保证；知识分子则开始走钢丝，为了不陷入书报检查的陷阱，艰难地保持着平衡；小企业主和商人们感觉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这个社会阶层将被消灭，为此他们心怀恐惧。这的确是一场奇怪的革命，整个进程看不到一丝革命热情，一切完全按照上面的指令来实施。战时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普遍的情绪尤为敏感。伽玛和他的同志们则把这种情绪归结为一个公式：“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但这一公式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事实是，这个国家的群众感到凡事都不取决于他们，将来也不可能由他们做主。迄今所有的讨论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证明远方的中央决策是正确的。抗拒吗？但在一个渐渐把所有财产都收归国有的制度下，怠工就会损害全民利益。只有思想反抗是可能的。知识分子（至少是他们中的多数）都深感自己肩负重任，发表了文章，出版了书，就会让那位渔夫——这里指东欧集团——感到满意。鱼上钩了。众所周知，当鱼咬住鱼饵时，就应该放松钓鱼线。钓鱼线一直会松着，直到渔夫决定把鱼钓上来。这个时候在我们国家还能从事某些有益的文化活动，而在直接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要从事这类活动是不可能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计算，这种情形还能维持多久，大概五年、十年，至多十五年吧。这是唯一可能玩的游戏。不能指望西方，更不能指望政治移民。
我与伽玛之间的游戏，除了这些一般特点外，还夹杂了某些个人因素。伽玛始终没能从早年的罪恶感中彻底解脱出来，也始终没能从童年的罪恶感中彻底解脱出来。他对我们这个群体成员的特别关心，既是出于青年时代的共同回忆，也是出于他希望那些非斯大林主义者今天能皈依斯大林主义，这样他的一切行为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困难在于，伽玛是个悲观主义者，而且也没能使这些人皈依斯大林主义。根据表面现象对某位作家作出评价往往是错误的。伽玛作为效忠于中央的作家，显示了官方的乐观主义。但是实际上，在俄国度过那许多年的经验使他确信，历史是由魔鬼操纵的，谁想听命于历史法则，谁就得跟魔鬼签订契约。他知道的事太多了，岂能受骗？
我们的游戏范围不仅限于波兰。在伽玛的帮助下，成了天主教诗人的耶日被派往法国担任驻法使馆的文化专员，而我则被派出任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旅居国外给我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我可以发表放肆无礼的长诗和文章，其中蕴藏着很多违背官方哲学——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当我感到弦绷得太紧时，我就寄回去点儿足以令人相信我这个人还是可以皈依斯大林主义的作品。伽玛给我写了一些既诚挚又带有欺骗性的书信。我们两个人都犯了错误。伽玛知道，我出走的风险性不大：那时我与我的国家的联系比其他任何人都紧密。我是个诗人，只能用母语写作，也只有在波兰才能与广大读者沟通，而这些人大都是年轻人。他知道，我害怕成为移民，害怕成为那种无人关注和空虚的人，这是每个流亡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但他高估了我对文学生涯的依恋。同时我也明白，他的信都是虚伪的，但是我也不否认，在个人情感中至少还会有一点真正的友情。我知道，他非常聪明，并不期待我会皈依斯大林主义。他抽刀出鞘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那是在华沙。他想给我重重一击，但没有击中，否则今天我就不能给他画像了。
伽玛出国的时候，新执政者刚刚稳住了战后初期的混乱局势，那时预计这段相对稳定时期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当时取消了农民党，社会党则被同化——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引起严重的问题，因为，其结果是由上面预先决定的，总之这是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文化生活中表现的是自由主义。伽玛认为，在最近几年经历了神经紧张的岁月之后，他需要过一段平静日子，于是他接受了一个外交代表机构的职位。
他把自己的新妻子送到瑞士一所师范学校，以便她掌握外语和学习礼仪知识。不久，这个穿着笨重的俄国皮靴的女军人就被改造成了满头鬈发、粘着长睫毛的美女。她非常漂亮，穿着最新款的巴黎时装。与此同时，伽玛利用这段安静的时间专心写作。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题材就是在我们上大学的那个城市里一群年轻的斯大林主义者受审判的经历，在这次诉讼程序中他本人是被告之一。他的长篇小说政治上无可指责，很快就出版了；评论家们也不吝赞扬，诚然，这些赞扬远没有他所期待的那么热烈：那时在我们国家小说的风格还没有经历必要的消毒过程；伽玛的长篇小说却带有经历过这种意识形态训练的俄国长篇小说的一切特点。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维尔诺市，在我们年轻时代是个风景如画、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它处在茂密森林和群山环抱之中，不仅是因为它的古老建筑风格，同时也由于那里有多种文化和多种语言并存。但这绘声绘影、神态活现的特点在他的小说里一点也没有体现，因此他的小说索然无味，缺乏对感性事物联想的天赋，仅仅是作为叙述某些事件和勾勒某些人物肖像的工具。而在事件安排和人物塑造方面也好不了多少。小说中描写的人物不少是我的旧识，所以我可以说，伽玛塑造的形象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一个妙笔生花的作家。小说家的想象力常常会故意修改他平时所熟悉的人物：浓缩色调，从许多心理特征中突出小说主人公最具典型意义的心理特征。当一个作家试图忠实地表现现实时，他就会发现，不忠实有时就是最大的忠实；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一个人越是不想忽略每一点真相，他就越能发现笔下错过的奇观。伽玛的不精确性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按照法宝法宝，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的指令，他塑造了一些抽象的政治活动家典型，把活生生的人物塞进一些固定模式中；如果这个模式装不下他们，他就肆无忌惮地砍掉他们的头或脚。他小说中的主要形象——斯泰凡和亨利——被压缩到只参加政治活动。其实我很了解，他们有着非常复杂的个性。死于德国行刑队枪下的亨利，曾是个非常不幸的、困惑茫然的人；他是最典型的、夹在两种忠诚观之间的波兰共产党员的悲剧例子。而斯泰凡从苏联回国后，成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独裁者之一，我总是猜不透他。斯泰凡身材矮胖、脸色阴沉，像个苏联政府官员，和以前相比，完全变了一个人，过去他对是否选择信奉斯大林主义曾犹豫不决。我认识斯泰凡时，他在写诗和敏锐的文学论文。那时他是个年轻的浮士德，陶醉于世界的美好，喜欢冷嘲热讽，才华横溢，气势凶猛。伽玛的小说冠以“现实”这一书名，但里面现实的东西并不多。有的不过是对战前的波兰进行抨击罢了。虽然他试图把当时相当迟钝的警察和懒懒散散的法官描绘成恶魔，但很难说写得很成功。
伽玛写完这本关于我们青年时代的小说后，国外的生活让他开始觉得有点乏味，于是他便外出旅行了。他游历了许多欧洲国家，还去了非洲。以前我们在“门撒”食堂辩论时常常梦想去旅行。我们曾怀疑，我们是否能在某一时刻实现这个梦想，现在这种怀疑被证明实属多余；我们终于知道了，旅行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消遣。伽玛从旅行中吸取的乐趣其实是另类的，并不太高尚。他对各地的建筑遗迹和艺术兴趣不大，对不同文明中人的生活细节也没有太多的好奇。假使他兴趣广泛一些，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作家，他的写作也不会如此枯燥乏味。旅行对他来说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和满足一个乡巴佬昔日的奢望而已。
除了旅行之外，他最大的乐趣是跟外国人玩游戏。他在外国人面前装腔作势，无非想造成一种他所期望的印象，让他们相信，他伽玛实质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这样说应当不算太离谱。他对某些过于粗暴的斯大林主义方式也曾表愤慨，不能说这纯粹是装腔作势。伽玛认为自己是魔鬼的仆人，但他并不爱那个操纵历史的魔鬼，对这个魔鬼表示愤怒，不仅可以放松一下内心绷紧的弦，而且他还能抓住这个机会，在外国人心中留下极好的印象，赢得他们的好评。在跟外国人交谈时，他常紧盯着对谈者的表情，关注他们的反应，同时在内心深处嘲笑他们的天真幼稚。
他勤于外交官的职责，举办和参加各种招待会，对下属进行政治训迪。晚上只要有空，就会邀人打桥牌。他是个桥牌高手，乐此不疲，总是嚷嚷工作太累，与其做别的事，还不如打牌。他还抱怨，外交工作夺去了他的写作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伽玛在年轻时就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当部长——在我们国内，部长这个职位从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那时他已是中央委员。那么下一步呢？在西方国家美丽的首都担任使节，使他有机会对自己的过去作一番清算，结果发现自己除了虚名别无其他。“哎，当你还年轻的时候，你都做了些什么？”他念着法国诗中的一句，就像是空谷回音。他年轻时都做了什么？无论他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哪一桩是他自出机杼，而不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他已年近四十，应该有能力判断这一切。文学挫折感再次涌上他的心头，他觉得自己就像风从筛子上穿过时那么空虚。历史必然性之风荡涤了文学的意义，他只能再写一点有关意识形态的东西，再按照教条框框写点儿散文！可他还没动笔，如果事先就知道他要写的东西全由党的路线决定，还写那些东西做什么？烛光在金碧辉煌的墙上和18世纪的大镜子上闪烁。伽玛在这种环境里打桥牌不是因为工作太累，而是为自己写不出片言只语找借口。他就是这样利用外交工作繁忙和打桥牌的借口替自己开脱。
他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但党并不喜欢让他养尊处优。波兰正在发生变化。党的方针变得尖锐了。终于要求，所有的作家都要接受正统观念的严格管束。伽玛被挑选来负责这项工作。他满怀绝望之情地离开了那座18世纪的宫殿和西方国家美丽的首都。他非常了解，在他要回去的那个东方世界，等着他的是残酷倾轧、阴谋诡计和诚惶诚恐，因为担心“莫斯科巅峰”皱起眉头发怒。绝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必须走。
回国后，他得到的职位高于在西方国家的首都担任大使时的级别。伽玛成了——这次是正式任命的——波兰所有作家的政治监督员和良心管理员。他的职责是监督文学按照党的路线发展。政府给波兰作家协会一栋在华沙刚完工的新楼，大楼里配备有现代化桌椅的阶梯式大会议厅、会议室、办公室，以及为作家们提供的住房和餐厅。伽玛就在这里办公，召开一系列有作家、出版商、保安警察和相关协会代表参加的会议。
在政府为高官准备的另一座大楼里，他获得了住房。要想进入这类住宅找人，必须事先电话预约。但他们的电话号码并不在电话号码簿上，只能让可信任的人知道。客人到大楼门口登记时，门口负责安全的警察，还要先打电话询问，证实是否预约，然后拿走访客的身份证件，这才允许他进入大楼。
伽玛的估计是正确的，他预料搞阴谋诡计和斗争的新时期就要来临。当然不是与作家们斗，因为他是他们的上司——尽管作家当中也有一些危险人物，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水平比伽玛强，思想水平也比他高。真正的权力斗争是在党的最高层进行，伽玛就属于那个阶层，因而树敌不少。尽管他经历了多年的锤炼，但只要有人反对他，他暴躁的贵族脾气就会发作而暴跳如雷，那时他就不会掩饰自己，像对待自己庄园里的奴仆般对待别人。这种毫无掩饰的粗暴行为（当大使时，因为不用担心遭到报复，他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下属）现在给他带来了麻烦。此外，在波兰，党的路线已经变得极为僵硬，一句老实话（哪怕只是为了用来拉拢追随者）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回国后不久，伽玛就犯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严重的错误。事情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伽玛在回击“造谣宣传”时恶狠狠地叫道：“是的，是我们先进攻的，因为我们更强大。”——后来做了大量善后工作，才把他不合时宜的言论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伽玛不得不坐下来认真写作。因为，只有“积极的”作家才能成为作家协会的会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有作品刊登在报刊上，或者由出版社出版（上了钩的鱼，被钓到了岸上；现在作家必须写作和出版自己的作品，这样才可以避免被作协除名和丧失一切特权）。特别是享有高级别职位的人更应以身作则，带头履行这项义务。
“他与帝国主义和西方宣传进行的斗争，都是为了和平事业。”在华沙有人谈到伽玛时这样评价他，“其实他做梦都在想的一件事就是战争。因为，如果爆发战争，他就有机会发表演讲、乘飞机到处跑、与前线联系，就不必每天坐在桌前为写小说而活受罪。但是不中他意的是，现在偏偏是和平时期。在他漂亮的住宅里，将会摆上五张书桌，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部已开了头的小说，于是每天他都要绝望地嚎叫，因为他知道自己写的一切都是榆木疙瘩。”
很难羡慕伽玛这个人所作的人生选择，和他从分别善恶之树上攫取的点滴知识。看看自己的国家，他知道，居民等待的将是越来越大的苦难；再看看他自己，他知道，他要说的任何一个字都不会是他自己的。我是一个谎言散布者——每每想到这样的自己，他就认为：他的谎言应由历史决定论负责。时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攫住他的大脑：一个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是给魔鬼增添力量，让魔鬼更加趾高气扬，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而历史决定论本身也不过是人的头脑的产物。
题解：
伽玛的原型。耶日·普特拉门特（JerzyPutrament，1910-1986），波兰作家、政论家。出生于明斯克，曾就读于维尔诺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30年代是“扎加尔”派诗人，1935年首次出版诗集《昨日返回》。1939年他在利沃夫参加苏联作家协会乌克兰分会，1943年他在苏联参与组建波兰军队的活动并任第一师政治教官。“二战”后曾任波兰驻外使节、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主编过多种文学刊物，30年代曾因编辑左派刊物受到政府审讯。主要作品有诗集《战争和春天》（1944），短篇小说集《神圣的子弹》（1946），长篇小说《现实》（1947）、《九月》（1952）、《不忠实的人们》（1967）、《继子女》（1968）、《博乌迪纳》（1969）等。1964年他获得波兰国家文学奖一等奖。他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家，长期担任党中央委员。1987年他的九卷回忆录《半个世纪》出版。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他于50年代到过中国，发表报告文学集《中国纪事》（1952）和《中文》（1961）。
附注：“扎加尔”不是“火柱”，而是被烧焦了半截的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