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塔一直需要一个庇护者。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有力且慷慨的庇护者——国家。现在不管他写什么，都能给他带来可观的丰厚收入。他手中的笔真正是支金笔；他的笔在纸上一动——就会在长长的纸卷上落下大大的花体字——就能给他带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多的好处。他的文字热情洋溢，因为这样的文字符合时代要求，缺少这一点他会很难生存。现在“民族主义方阵”没有了，反对少数民族、情绪激昂的人群也没有了，如今，全国上下异口同声要重建国家，收复过去曾经属于德国的波兰西部领土大大满足了民族的自尊心。必须大力宣传这一切，并借此减缓人们心中对波兰外来政府存有的普遍仇恨。无论戴尔塔写了什么，他的诗自然是开朗的。这样很好。现在他又在自己的诗中加进了乐观主义的内容，描绘重建国家美好未来的画面——这样一来就更是好上加好。为此，戴尔塔不用发愁如何找寻机会发表他的诗歌，因为很容易就能找到支付他丰厚稿酬的杂志社。于是戴尔塔更加疯狂地写作：长诗、讽刺诗、幽默散文、对话，这一切在他的笔下，都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然地涌现。有一家杂志，还为他开辟了一个专栏，每周刊登一篇他写的“戏剧艺术”：这都是些短篇剧，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迷你戏剧”剧本，他给这些剧本取名为“绿色的鹅”。我从未见过世界上以哪种语言写就的剧本中有如此荒谬的内容；在《绿色的鹅》中，人、动物、物体都可以成为主人公；读者每周都陪同戴尔塔的这种酒吧间歌舞演出，尽管因为喜欢他写的这些怪东西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忙不迭地去购买这份杂志。
戴尔塔的所作所为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那些想被党认为“可靠”的人，和那些严肃对待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人，都感到气愤：怎么能——他们说——容许这个小丑在这里表演只有在巴黎存在主义者咖啡馆演出的丑剧？戴尔塔是个疯狂的小资产阶级，怎能容许在杂志的首页刊登他的长诗而助其成名呢？目前，每个人仍对他的历史背景记忆犹新，他曾是排犹分子，他曾以“长刀之夜”恐吓他的左派同事！可如今没人能像他这么红。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更荒诞的事吗？
有经验的党员劝慰这些情绪激动、清教徒似的党员，并对他们的幼稚报以宽容的微笑。在这个阶段，十分需要戴尔塔这类人：他是可资利用的，有众多崇拜者，到处刊登他的作品，由此制造出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气氛——你们大家来看看吧，连右派和基督徒都能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此同时，也能满足某些读者的需求，因为他们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严肃、理智的文学作品。一切都需要时间，这只是暂时的游戏。在适当的时候是会要戴尔塔掉脑袋的。
当波兰对俄国人的态度由暧昧含蓄的爱慕，转为公开盲目的崇拜时，戴尔塔也与时俱进，表现得极为突出，无人能与之比肩。他写苏联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强调每个波兰人都应对俄国人心存感激，他歌颂列宁，歌颂共青团青年。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的“路线”。作为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家，他获得了苏联的签证，在莫斯科住了一段时间。从那里他发回了他用诗和散文写就的热情洋溢的通讯报道。其中有篇通讯这样写道：在莫斯科一切都非常好，只有一点欠缺，那就是莫斯科太像陶尔米纳陶尔米纳（Taormina），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省内。因为在那里就像在西西里一样每天都吃很多橙子，而他，戴尔塔却恰恰不喜欢吃橙子。
那些清教徒似的党员对他发自莫斯科的通讯报道感到义愤填膺。因为，他们知道莫斯科是一座令人讨厌而又阴郁的城市。戴尔塔对莫斯科高度赞扬的文字带有精巧嘲讽的一切特点。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你们要我歌功颂德，那好，我就完全照你们的意愿去做，直到你们感到厌烦为止。”很难猜出，他那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不属于那种可以肯定是在撒谎还是在说真话的人。不能用正常的标准来衡量他，他的言谈举止与常人迥异。不妨把他比作一个变魔术的人，时不时就能从自己的高筒黑色大礼帽中变出兔子，要变出多少和什么颜色的兔子，都是随心所欲。他从不在乎自己的幻想是否与现实相符合，不管写什么，他都会把它变成喜歌剧，因为过分地运用艺术夸张手段，致使题材失去了严肃性。他既不嘲讽，也不说真话：他是在玩艺术，是在搞“为艺术而艺术”。戴尔塔从来不曾“严肃”过。众所周知，“严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权威人士宣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被允许运用的创作方式，因此在作家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拥护创作严肃性的作家们开始攻击戴尔塔，他们认为，收拾戴尔塔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在分析了戴尔塔的诗歌之后，认为，戴尔塔是在与世界进行游戏。战前，戴尔塔曾写过一首《为被载重汽车轧死的蝴蝶而作的挽歌》（Elegiaomotyluprzejechanymprzezciezarowke），尽管诗名很长，内容却只有四行，诗的结论是：这只蝴蝶是因为自己的鲁莽而自取灭亡。现在，戴尔塔自己处在了汽车轮子下。严厉而精确的时代开始了。戴尔塔擅长于就每个题材写作——他写过圣母马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军，写过列宁，也写过莫斯科。只要庇护他的王公提出要求，戴尔塔就会为之效劳。他写诗一点儿也不勉强，完全出于自发，他的诗歌特点是充满活力，生气勃勃，语言丰富——尽管我们得承认，圣母马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军、列宁和莫斯科，在他的诗中成了某种特殊的不太现实的东西，某种云中的剧院。现在提出了明确的口号：“同创作过程中的自发性作斗争”——也就是说，仅仅按照指定的主题创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严格按照指定的创作手法来创作。
戴尔塔希望能为自己的王公效劳。他想作为诗人而生存，这就需要一个慈善的王公，既会玩，又能理解他，这位王公不会把自己所管辖的事情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那么当真，诗歌——只有当半严肃、半开玩笑时——才是重要的。但是，这样的王公早已不存在了。戴尔塔依附的王公只能宽容他一段时间，但绝非因为这位王公喜欢戴尔塔的诗歌；他只不过是把戴尔塔当作达到自己私人目的的手段而已。当戴尔塔的作品不能满足这位王公的预定目标时，他就会愤怒地皱起眉头。那时，编辑部就会收到指令，只能刊登戴尔塔作了明显修改的那些诗歌。党内的清教徒们高兴地摩拳擦掌，他们终于等到了整肃戴尔塔的这一天。他还能再试着修改他的诗歌，但是——他们知道——他不会改得更好。他的那些失去了昔日勃勃生机的诗歌与数十个二流诗人写的平庸作品没有任何区别。
于是戴尔塔进入了活人的影子的境地，变成了只有在需要时才被利用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什么都不能浪费。那些曾经扮演过某种角色的人，可以根据他们的能力，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因此，戴尔塔的生存有了保障，一家国家出版社与他签约，要他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
戴尔塔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又一次得宠了。在华沙举办了他的作品研讨会。一位官员说，要好好利用像戴尔塔这样的“多产诗人”。不难猜出，给这个曾犯错的人一个改正的机会是从上方来的判决。戴尔塔现在必须积极表现，这是他最后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戴尔塔立即写了几首热情洋溢的“严肃”长诗。他又一次浮出了水面——但肯定跟以前一样，这只是暂时的。
题解：
戴尔塔的原型。康斯坦丁·伊尔德封斯·加乌琴斯基（KonstantyIldefonsGaczyński，1905-1953），波兰诗人。出生于华沙的铁路技师家庭。1914-1918年随双亲居住在莫斯科，在当地的波兰学校就读。1934年定居维尔诺，并向当地的报刊杂志投稿。1936年回华沙。1939年参加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被俘，在德国的战俘营度过了战争时期。解放后曾居住在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1946年回到克拉科夫，1948年定居华沙。他17岁开始写诗，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诗体小说《渎神者俱乐部》（1929）。战前出版的作品还有：长诗《世界末日》（1929）、《对宇宙的讽刺》（1929），诗集《人民的娱乐》（1934）、《小巷来的风》、《诗歌集》（1937）等。他的作品把抒情和怪诞、讥嘲、戏谑联系在一起，把现实生活和幻想世界结合起来，例如长诗《在所罗门那儿的舞会》（1931）就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战后发表的诗集《魔幻的马车》（1948）、《结婚戒指》（1949）、《抒情诗集》（1952）则表达了诗人对日常事物的真情实感，描绘了绚丽的自然风光。1945年他开始写作系列微型讽刺剧《绿色的鹅》（1945-1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