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国会制度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骗人的假象，是为某些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确保政权。毕竟，往投票箱内投下自己反对某个候选人的一票，这种可能性还是具有令人精神振作的安慰价值。同样，如能参加反对某一个部长的示威游行、罢工或者阅读反对派报纸——这些活动也都能提供发泄情感的机会，也许是非常“被需要”的。民族自豪感也许是一种荒谬的情感，就像一只公鸡在庭院里的母鸡群中得意扬扬地走来走去所产生的那种自豪感一样荒谬。然而，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却十分有益。理应把中央统治者所采取的那些影响大众的措施，解释为对民众心理需求的理解与回应。因此，从健全理智的角度看，在选举时组织举办盛大的游行，让人们高举红旗和领袖画像大力地宣传完全是浪费钱财，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名单，结果不可能出人意料；但这些都在显示对敌人的仇恨。同样，悬挂国旗，每天发布国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宣传建设了多少新的大厦、公路和铁路以及顺利完成了生产计划等消息，考虑的也是民族的自豪感。只要不断重复同样的口号，上述活动就能有效地进行。然而一旦缺少某种难以觉察的因素，人们就会感觉那是一种假象。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是自发产生的。在自己的工作中可能有理由获得成就感，可是一旦把眼光放远去观察问题时，就会发现一切都是由上面决定的。也许，明天上面就会发出指令，要求推翻某个国家的政府，变更这个国家的边界。或者会发出这样的命令——必须仇视那些昨天还认为是朋友的人。显然，发泄民族自豪感的现有渠道是远远不够的，依目前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思想状态，如果不是受到恐惧的抑制，他们就有可能会去宰掉任何一个落到他们手上，且为这种设想开脱的俄国人。可以断定，这些国家的党员干部也不会拒绝如此巨大的愉悦。人们只能对这些民族的落后感到痛心，但同时也希望，社会主义教育会改变这一切。但不应对糟糕的现实闭眼不看。更糟糕的是，可以做出假设：那些早已被教育的民族，也会耐心等待机会以采取上述举动。
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对智利或者墨西哥的居民来说，似乎只是个并不重要的偶发事件。但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数百万民众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多少年来，他们脑中一直思考着超级大国所采取的不寻常举动，因为，这一举动只能在其他同样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的政策中找到相似之处。如果伟大的苏维埃是一个联邦，如果它有能力吞食任意数目的共和国，那么总有一天也会轮到其他国家被吞并。假如波罗的海三国被吞并后，所发生的一切是将来的预兆，那么等待其他国家人民的也将是被大规模地流放，他们的城市和乡村也将会住进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移民。如果这一时刻到来，那么被苏联宣称为主权国家的某国公民就会意识到，这将是对他们的最后审判。并吞波罗的海三国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那就是，每个公民每日的言谈举止不能以一时的效益来衡量，而必须考虑到他的言谈举止是否能在将来决定命运的那一天得到好评。
曾经警告我千万别激怒宙斯的那位朋友，是位哲学家。他终日埋头在书本之中，他知道无论人内心有多么恐惧，也绝不会缺少在莫斯科印刷的卡鲁斯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LucretiusCarus，公元前99-前55），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以哲理长诗《物性论》着称于世。作品的漂亮版本。随着宏大建筑物的增长，也会出版越来越多的古典作品，一个蔑视贫乏的现代文学的聪明人，总会从哲学史、从那些过去作家的作品、从对辩证唯物主义复杂而诱人的研究中捞取许多甜头。实际上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生活在被这些人统治的国家更好的事了，与这些人相比，过往时代的那些总统、国王和总理只能勉强称得上是即席演说家。我的朋友每天都从事着紧张的脑力劳动，当他遇到跟自己相似的人时，他知道他们是从不浪费时间的学者，他们会像他一样，从辩证法的泉源中汲取智慧。这些人的聚会中没有知识分子间那种徒劳无益、不负责任的离题闲扯。这是探讨社会建设的科学家的聚会。我的朋友不相信“哲学的高谈阔论”。人是社会动物，而他的思想就是物质运动的反映。那些以追求真理自诩的人是小丑，因而更应蔑视，他们竭力否认，他们所思所想只不过是历史进程的反映。他们是为敌视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们服务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以不可回避的必然性艰难上升的同时，创立了唯一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苏联的胜利也是确定无疑的，就像春天，万物一定会复苏，树木一定会发芽开花那样。理解了事物必然性的人是幸福、自由的，因为除了去理解这种必然性之外，其他的任何一种自由都只能是幻觉。我的朋友认为，那些在新制度下受苦的人是咎由自取。那些遭逮捕和被流放的人也一样，都是一帮蠢货，不应怜悯他们。他们背负的过去是如此沉重，以致他们无力理解发展的法则。假若他们理解了，他们就不会遇到任何不幸，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富有创意和安泰。
我的朋友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他看到我极其厌恶资产阶级，也就是极其厌恶迟钝、昏暗的思维，这种思维看不到那些处在运动中的现象清晰的画面。他没有看错，他把这归咎于我内心燃烧的火焰，而这火焰正是我一生痛苦的根源。我总是在向往这样的人——他应该是坚强、聪敏而纯洁的，如果我看到与我的理想相反的人，我会羞愧地把眼睛移开，就像羞于正视自己一样，因为我跟他相像。我的全部诗歌都是我对自己和其他人的排斥和鄙弃，只因他们为不值得爱的东西而感到欣喜，为那些不值得感到痛苦的事情倍感痛心疾首。
难道为此我就不属于那些世界的新建设者之行列吗？难道那些新建设者就能幻想人具有超人的纯洁性吗？我曾经肯定，我自己是个“好异教徒”，因为我的倔强是布尔什维克的倔强。除了那些正在出现新建设者的国家以外，无论在哪里，我都无可避免地产生无家可归的感觉。
我确实具有保障真正幸福的素质。在战后重建被摧毁的华沙，放眼遥远的未来，也许我本该按照历史的法则办事，也许该去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我能突破语言的障碍，找到跟原文一样精炼的句子，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享受！也许我本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16世纪的英国历史，成为大学教授；也许我该时不时发表一些证明我忠于革命及其缔造者的鲜明诗歌。何况，在从事辩证法研究，并在哲学家的圈子中活动之同时，我或许能带着莫大的轻视对待那些文学家、音乐家和画家的努力，同时也知道他们创造的艺术都是糟糕的，他们对此毫无办法。或许我还会听巴赫的音乐，阅读斯威夫特和福楼拜的作品。
但是，我让我的朋友失望了。我为何这样做，我自己也很难解释清楚。如果我能清楚解释这一切，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智者，也许够格成为哲学家的老师。我觉得自己潜意识里的动机，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某件事，我将对此事做一番描述。在“二战”爆发之初，我漫游过很多地方，其中包括苏联，尽管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有一次，我在乌克兰某座大城市的火车站等火车。这个火车站是一座宏伟的大厦。车站内的墙上挂满领袖的肖像和横幅标语，简直丑陋无比。身着羊皮袄、军装，戴着有耳罩的皮帽、裹着毛围巾的人群，挤满了车站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地板上踏出了厚厚一层泥泞。乞丐在大理石的阶梯上横倒竖卧；尽管是严冬，那些乞丐的脚却都裸露在破衣烂衫外。在他们的头顶上方，高音喇叭吼叫着刺耳的宣传口号。我在经过这里时，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我停下脚步。那时，我看见墙边的一个角落里，坐着农民一家：丈夫、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坐在篮子和一捆包袱上面。妻子在给那个较小的孩子喂奶，丈夫——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一把垂落的黑胡须——把茶壶中的茶倒进一只带把的杯子里，然后递给了大儿子。他们压低了声音用波兰语交谈着。我久久地望着他们，突然惊觉两行泪水正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下来。我之所以在拥挤的人群中注意到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人群中像个孤岛，人群与这家人的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倒茶的姿势、小心翼翼地把茶杯递给孩子的举动，我从他嘴唇的动作中，猜出他说出的都是些关心的话语，这一家人远离人群，在人群中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就是令我震撼的东西。就在那一瞬间，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可是这种感觉立刻从脑海中消失了。
波兰农民肯定没有站在文明发展的巅峰。也许，我看到的那家人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我的朋友如果看到这些，肯定会说；“他们是些粗鄙之人，是满身恶臭的蠢货，得教会他们思考。”然而他们身上保留的人性种子，之所以也能在波罗的海人身上，或是在捷克人身上保留下来，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接受过赫麦先生的治疗方法。我不敢肯定，波罗的海国家的妇女精心照料自己小花园的温情，收集各种具有神奇魔力的草药的波兰农妇的迷信，圣诞前夜波兰人家里的餐桌上都要为突然造访的旅行者准备一只空碟子的做法……凡此种种，是否都蕴含着善良的人性，理应发扬光大。而用石头压住种子抑止发芽的做法，是否会导致不祥的后果，其严重性得去询问在1945年的柏林有过亲身经历的德国妇女。对我的朋友往来的那些圈子里的人来说，设想人本身就是个奥秘，听起来就像是最恶毒的谩骂。须知他们正想塑造新人——但是，就像雕塑家用一块石头雕塑人像那样，他必须同时将不需要的部分削掉。我觉得他们似乎搞错了，他们希望做到完美时所拥有的知识绝对不够，他们手中掌握的生死大权，是对权力的一种剽窃。
我能用嗫嚅嘟哝表达人的无助与揪心的向往吗？我能在特权者居住的小区，一边踏着自己豪宅松软的地毯走来走去，一边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吗？假若我这么做，也许我得为自己安装一个出色的辩证法义肢，代替一只承接从心脏流到握笔指头的热血之手。我看到人性之光，却永远够不到这束光，因为，这束光不是像我所相信的那样，与社会主义意识具有同等意义，并且同样存在于笨伯、修士、逃避社会工作的小伙子和富农心中。我知道人有罪，但我不能用手指指出来，因为就像我的朋友所坚信的那样，这罪过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人所产出。我们虽保持沉默，但同时不会忘记历史在过去犯下的种种罪行，不会忘记在1940年至1941年间有数十万波兰人被流放，也不会忘记那些被流放到北冰洋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在驳船上被枪杀或被淹死。必须学会宽恕。但我这里指的是，宽恕那些现有和将来还会再犯的罪行。这些罪行总是在以卓越的新人的名义，在交响乐队的美妙乐声中，在歌声中，在扩音器发出的吼叫声和对乐观长诗的朗诵声之中犯下的。
现在我无家可归，这是正当的惩罚。但或许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让他们通过我的嘴说出“永恒的奴隶”这个词？为什么我要过于顾惜自己？难道就是为了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波兰经典诗歌选集中找到我的诗篇，而放弃那种可能是诗人唯一使命的东西？我的朋友赞同赤裸裸的力量并赋予它各种名称，为此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不在乎，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者还是被战胜者一边，我的将来是赢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现在人们躺在自己的床上睡大觉，或者沉迷于一些愚蠢的游戏，实际上，他们是在竭力以自己的每个行动为自己招致毁灭。只是毁灭他们的东西并不能在他们身上解放出自由的人。也许我的朋友将来有可能信服，他所崇拜的力量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我们的星球将会进入一个充满可怕的战争和血腥的革命的时期。但是，追寻永远不会止息，希望总会留在人间。
让拉丁美洲的伟大诗人聂鲁达为他的人民而战斗吧！但是假如他把从中欧和东欧国家传到他耳朵里的所有声音都当作早前民族主义的表现，当作受到伤害的反动派的尖叫，那就很糟糕。目睹事实的眼睛不该闭上，触摸过笔的手不该忘记手中握着的笔。那就让苍天保佑，让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某些作家去做那种使他们远离痛苦的事吧！
就像我华沙的朋友所说的那样，当我站在宙斯面前时（无论我是寿终正寝还是受到历史的审判），我将或多或少能够为自己辩护。许多人在集邮或者搜集古钱币或者培植稀有品种的郁金香这些事上耗尽一生，我敢肯定，尽管这只是一些无益的消遣癖好，但是如果他们把自己全部的激情全都投入到这种乐趣之中，宙斯仍会仁慈地对待他们。我会告诉宙斯：“这不是我的过错，是你把我打造成一个诗人，还赐予我天赋，让我同时看到，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在布拉格、在波罗的海国家、在北冰洋的岸边发生过什么事情。如果我浪费天赋什么都不做，我的诗歌对我来说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名望也令人厌恶。原谅我吧！”也许没有把那些集邮者、集币者和种植郁金香的人称为白痴的宙斯会原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