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交涉署把十三条呈送各国驻沪领事，领事团同意就赔款惩凶、释放被捕华人等前五项内容进行商讨，但对其余各条则表示无权过问，因而拒绝谈判。北京执政府对“十三条”却是极为重视，电令督办蔡延干、外交部次长曾宗鉴、江苏省省长郑谦、交涉员许沅和虞洽卿五人为谈判委员，依据“十三条”，继续与领事团谈判。
虞洽卿等人的卖国活动受到了强烈的谴责。6月17日，上海总工会等两百多家团体召开群众大会，说：“我全体市民以工商学联合会议决提出之十七条为最低交涉条件，绝对无退让之余地。对于总商会修改提出之条件实乃牺牲民众利益，破坏国民团结，与帝国主义妥协，本大会万难承认。”
虞洽卿见状，故意请辞谈判员之职，以获得更大的重视。他再次给段祺瑞发电：“立于商会会长地位，一经加入会议，反生障碍，于事无补。”急速从漩涡中脱了身，好让蔡廷干、曾宗鉴、郑谦、许沅等人去背妥协卖国的黑锅。同时，故意强化调人的作用，向洋人施加压力说：“我们竭力将高级政治争端与纯粹的地方争端区别开来，以便让大家彼此满意。我提醒阁下，罢工无限延期将极大影响诸位的在华利益。据我所知：日本的太古、怡合、日清三家轮船公司，每天损失四万一千元。”与此同时，虞洽卿分化工商学联合会，使工商学联合会内部分歧扩大，并与上海日报工会接洽，要求他们不得刊登工商学联合会的声明、文章、广告，消除工商学联合会的影响。
6月18日，交涉谈判暂停。蔡廷干、曾京鉴和各国公使团移到北京继续交涉。虞洽卿私下里对石运乾说道：“我从北京回来时，段执政就表示不愿扩大事态，希望条件不要提得过高。现在去北京交涉了，还能有什么结果。上海还是无人收拾的烂摊子，他们在北京交涉他们的，我们在上海交涉我们的。这里交涉的事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事。我和英法美领事都有来往，与日本领事交情更深。他们都怕长此下去，对他们不利。他们内部也有矛盾。美国巡捕杀了人，却说：‘美兵杀人，出于英人指挥’；日本方面经常和我商量和平解决的办法，他们说：‘罢工是一事，南京路大屠杀是另外一回事。’连洋人都各顾个了，我们也只好管自己了。”石运乾道：“复市？我听你的。”虞洽卿道：“端午节快到了，按照贯例是该清算帐款的时候了，许多商人都急了，此时不复市，更待何时？”
6月19日，虞洽卿在上海总商会召开会议，决定复市，重点争取商界内部一致。到会一百余人，代表七十六个商业团体。虞洽卿以命令的口吻道：“罢市损失太大，各商铺自今日起即自由开市！”银、钱两业代表同声拥护，表示愿冒险单独开市。多数代表经过反复商讨，同意延长两天，在疏通各方后，在6月21日结束罢市。外界称虞洽卿为“商贼”、“帝国主义的走狗”，虞洽卿只得表面上与工商学联合会恢复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工商学联合会知道上海总商会的复市决定已经势在必行，本着商界的实际困难，同意6月26日复市。就这样，由于虞洽卿等人的出卖，五卅运动一步一步走向失败。6月26日，上海总商会、商总联会、政府组成劝市队伍，车上插着“交涉由政府负责，忍痛开市”的旗子，四处巡游。各家商号对此早有准备，只等汽车一过，马上开门营业，并贴出标语：“卧薪尝胆，永志不忘！”当真是滑稽之至！
相反，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同意复市却是有条件的。刘华曾建议：“继续对英日绝交；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抽款援助罢工工人。”虞洽卿见这些建议对他有利，便顺水推舟，答应下来。于是，上海总商会宣布对英日经济绝交。五卅期间，抵制洋货运动使得民族企业受益匪浅，虞洽卿的三北、鸿安等轮船公司生意也一日千里。从6月份到年底，仅长江一路就比头一年多收了四五十万元水脚费。
二十多万罢工工人的生活救济经费近三百万元，经虞洽卿手发放，对此，死难家属很有意见。当时，有人发起五卅被害人家属抚恤会，请虞洽卿参加。虞洽卿爽快地答应了，当场募捐。众人请虞洽卿带个头，他大笔一挥写下了三万元。在场的人有的热烈鼓掌，有的眉头紧皱。会长捐三万，别人岂能少捐！于是，硬着头皮写下了两万、一万不等。事后，发起人向虞洽卿索款，虞洽卿笑道：“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那天写三万，无非给众人做个榜样，让别人多捐些。我不多写，别人也不会那么爽快。大家心里有数，就当我捐了……”发起人不甘心，把这事捅到报上，虞洽卿知道后，摇头笑道：“好人难做！”
上海商人复市后，上海工人的斗争仍使工部局大为头痛，许多外商企业被迫停业。为平民愤，工部局在赔付惨死者恤金后，让总办鲁和自行辞职。工部局看准了虞洽卿，通过各种关系拉拢他，客气地表示可以在华人纳税会和工部局增加华人会董。虞洽卿也怕工人成了气候，双方加紧了勾结。工部局要求总商会约束罢工风潮，虞洽卿暗示工部局采取必要措施，相应行事。7月6日，租界工部局电气处派出技师和数十名西洋水兵，乘坐六辆架有设机枪的汽车，开往四十六家工厂，剪断了电线。华资企业顿时瘫痪，商人们请求总商会出面解决。虞洽卿自然明白此中奥妙，故意道：“我出面解决，又要挨骂了。”督促众人缓和罢工风潮，以恢复供电。
就这样，上海总商会对罢工的工人施以压力，迫使他们复工。但是，日本纱厂复工的问题比较棘手，工人们要求增加十分之一的工资。经磋商，工人增加的工资由政府承担三个月，此后皆由厂方负担，上海总商会进行担保，还答应支付工人罢工期内的三分之一工资，由总商会发放二十六万元，日本厂主负担十万元，待复工后补给，复工的问题最终解决。之后，虞洽卿通电各省“疏销英日货”，逐渐停止了对英日货的抵制，消解了五卅运动的胜利果实。
反动政府也加强了对工人的镇压，7月23日，进驻上海的奉系军阀、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按张作霖的命令，查封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和洋务工会。一时群情激愤，虞洽卿害怕罢工风潮再起，影响自家轮船运营，找到准备罢工的海员工会负责人，耐心安抚，并派总商会的代表前往邢士廉的戒严司令部劝说。邢士廉也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在7月26日先行开启了海员工会。
接着，虞洽卿亲自拜访邢士廉，替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说情。邢士廉道：“看在虞会长的面子上，启封可以，但工商学联合会必须承认内部混进了‘不良分子’。”工商学联合会最初表示拒绝，但经不起虞洽卿的软硬兼施，最后发表了一个语意含混却不失体面的声明，“发现署有本会名义之传单中有与该会宗旨相违背”的情况。7月28日，工商学联合会启封。经过这次折腾，工商学联合会的实力大打折扣。
8月3日，华商纱厂联合会在虞洽卿等人的暗示下，秘密致电北京执政府，诬蔑工人“借端滋扰”，要求军阀武装进入上海。这里面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原来，张作霖的奉军终于按捺不住，准备进军东南五省。直系将领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对抗，段祺瑞害怕大规模的战争会妨碍他的统治，暗中和虞洽卿联系，由上海商界出面邀请政府增兵上海。此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9月18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取缔一切工会组织。虞洽卿落井下石，暗示各工厂的资本家把工会中的核心人物清除出厂。奉军10月间在安徽、江苏等地扩张时，孙传芳发起旋风攻势，几日之内就把入侵的奉军打得落花流水，“开府南京，领袖五省”。上海很快变成了孙传芳的势力。11月，刘华在上海被捕。12月17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来到上海，他一直对虞洽卿支持皖系颇为不满。虞洽卿让日本商团代表为他进言，以总商会的名义为孙传芳接风。席间，日本商团代表对孙传芳道：“刘华屡次煽动工运，如不重办，将危及上海秩序。”虞洽卿接口说：“上海商界也希望惩一戒百。”孙传芳当即下令将刘华“秘密枪决，灭尸不宣。”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这样最终失败了。
在五卅运动中，很多人没有看清虞洽卿的真面目，认为他有爱国立场，但进步报刊天天抨击他。不管怎么说，虞洽卿因此受到了政府和租界的赞赏，进一步密切了与工部局的关系。工部局同意增设华董，虞洽卿位列五华董之位。1926年，西人纳税会首次同意添设华董三人，贝淞生、袁履登、赵晋卿当选，贝淞生、赵晋卿因无法分身，1927年虞洽卿和徐新六补为华董。虞洽卿自此任华董之职，直至1941年离沪。
1926年，虞洽卿当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与租界当局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事实上，虞洽卿与上海租界早就存有默契。五卅运动使虞洽卿获益不浅，但他同时也走错了一步政治棋：孙传芳的到来使他一度陷入困境，他被迫辞去淞沪商埠会办职务。虞洽卿天生具有不服输的性格，又和五省联军大元帅孙传芳斗起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