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毛泽东针对农村情况组织了三个调查组，陈伯达一个组，跟他一起到广州；胡乔木一个组到湖南，田家英一个组到浙江、安徽。
陈伯达小组到广州时，恰好遇上广东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检查、讨论执行“农村十二条”的情况。大家都说，有了“十二条”以后，情况大为好转，一致认为，只要认真贯彻“十二条”就行了，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只有一个公社书记，不以为然，他大会也好，小会也好，都坚持说：“农村十二条”解决了从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无论大家怎么批他、驳他，他都不退却。这个人的个子不高，但态度十分坚决。
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说，这个书记的意见好，我们这次调查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是一个纲。
这件事传到了胡乔木和田家英处，也都引起了重视。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大家共同感觉，仅仅有了“十二条”还不够，还不能完全解决农村问题。
3月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大区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
“六十条”是大家经过调查制定的，在毛泽东看来，这还只是上层的意见，究竟农民、基层还有什么意见，还要返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在这年3月召开的广州会议上表明了这个态度，并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强调第一书记要亲自去调查研究。
3月23日，中央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提出“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做出的判断和决定”。这个指示进一步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央要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的决心。
3月会后，大家拿着草案，重又回到原来调查的地方。邓小平、彭真到大兴、顺义调查，周恩来到邯郸调查，刘少奇回湖南老家调查，陈云回家乡青浦调查。各个省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又发现不少问题，反映到毛泽东处来。毛泽东在4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就批转了有关这些问题的10多件报告。
毛泽东在广州。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提出5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修改六十条》草案和继续整“五风”，他还要求到会同志应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粮食、供给制、自留山等等）进行重点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为5月会议做准备。
5月21日至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根据调查所得，花了20多天的时间，会议对《六十条》草案进行修改，形成了《六十条》修正草案。
根据调查所得，公共食堂不解散不行，群众意见很大。修正草案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群众对分配中的供给制有意见，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修正草案取消了分配中的供给制，规定“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此外，修正草案还增加了一些新规定，如“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讲话，谈了他的感想并代表中央再次承担了“大跃进”以来错误的责任。他说：庐山会议一反右，就造成一种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他还说：一平二调的彻底解决，是从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三类县、社、队，其他一、二类放过了，没去动。现在一看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这一次中央文件上规定，不管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要坚决退赔。还有一个是平反和处罚，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在谈到当时的形势时，他说，经过3月广州会议、5月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并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在检讨。
到了9月庐山会议，又发现六十条修正草案对农业的严重的平均主义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即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在大队。它严重地束缚着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影响着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经过反复听取意见，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意见。并就此问题由田家英起草了文件，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讨论通过，解决了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生产与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毛泽东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到此便结束了，他未能再进一步的听取群众的意见，认为农村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在1962年，当农民进一步要求包产到户，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时，毛泽东不但坚决拒绝，还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
1961年，除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取得重要进展，对国民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调整，如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稳定调剂市场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成果。
此外，在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的同时，由邓小平牵头，还主持制定了工业条例（简称七十条），各部门也分别根据本行业的情况制定了自己的条例。如科技、文艺、高教、商业、合作社、手工业等都制定了条例。各行各业都在紧张地进行调整当中，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不过在1961年初，中央在制定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方面，还是对情况没有摸透，只打算在保持1960年总体水平的基本建设上放慢速度，进行调整，并未意识到1960年的指标还是太高了，根本不合实际情况，要大踏步后退才是。所以，1961年的工业和基本建设不是主动后退，以集中力量去加强薄弱环节，而是且战且退，还没有获得工作的主动权。
1961年8至9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等问题。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又有了新的认识，他在会议的第一天就讲话说：
毛泽东在庐山。我们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以为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两三年，还要碰大钉子。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
毛泽东在讲话中是就农业六十条而言，但对于进一步探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采取更加坚决的调整措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此次会议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中央转发七十条的指示中说，我们已经丧失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不能再犹豫了，要当机立断。近三年必须以调整为中心，要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必须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会后不久，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便大大调低了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调到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生产能力上来了。
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在调低指标问题上，应该说，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赫鲁晓夫很可能因此看不起我们，印度的尼赫鲁看不起我们，美国看不起我们。但是，毛泽东说，不能务虚名而遭实祸。到了后来，又取消了赶英超美的口号，采取了全面务实的态度。
2七千人大会
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但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34％。京、津、沪三大城市面临着粮食脱销的危险，中央心急如焚。
此外，1962年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落实下来。1961年国家用了3.5亿美金（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了粮食。按这种情况下去，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这么大的一个农业国家，靠进口粮食吃饭，就很难发展了。用邓小平的话说：永远也翻不了身。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想向全国征购120亿斤粮食，比1961年多征199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无论如何很难完成。为此，1961年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问题。
会上，中央领导同志的心情十分沉重。邓小平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上调的粮食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呜呼哀哉。第二，1962年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无非是120亿斤（指中央上调的数字，征购是7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三个方案，120亿斤的方案，就得大量进口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很难过，工业上不去，不能调整。如果是150亿斤，大体上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
各中央局书记面面相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最后认下了150亿斤的上调数字。但强调说，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回去以后还要做工作。华北提出下边有困难，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点：第一，人们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怎么办？毛泽东提出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第二，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毛泽东提出，开就开大会，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会议当做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由此做出了1962年初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全党干部会议的决定。
后来杨尚昆主持起草大会通知时，考虑在工业方面，人们对工业七十条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提议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也找来一起参加，得到了毛泽东等的同意。这样大会就达到了七千人的规模。
大会最初的主题，是中央起草的一个报告，通过报告总结经验，讲清问题。然后大家在报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达到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的目的。
1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布置大会通知写些什么内容时，讲清了这个问题。他说：在通知里要出题目。通过讲经验来总结几年的工作。现在在困难情况下，小天地太多，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有消极倾向，征购也拿不上来，全党主要领导同志，县委以上同志，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懂得发扬什么，克服什么，我们就是为此而开会。这样一来，他们就知道我们要搞什么，就是搞集中统一，推动征购。
11月16日下发的会议通知基本反映了邓小平的意思，通知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近几年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通知下发之后，毛泽东、刘少奇相继外出。邓小平接着毛泽东的意见，安排陈伯达牵头，组织吴冷西、胡绳、田家英等起草大会的报告。
一个月后，刘少奇由外地返抵北京，同邓小平一起主持报告的起草工作。刘少奇对原来的报告稿不甚满意，他认为错误没有讲透，对反对分散主义讲得还不到位。他对起草报告的同志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到1962年1月9日，报告改出了第一、二部分，刘少奇委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送请毛泽东审阅。同一天杨尚昆遵邓小平嘱咐，报告毛泽东：稿子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修改，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
报告送给毛泽东之后，从毛泽东的日程表来看：1月11日举行大会宣读报告，9日23时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而且还不是报告的全部，第三部分要晚几个小时才能送来，对毛泽东来说，时间显然是太紧张了。
毛泽东于次日上午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他表示：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名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经过慎重的考虑，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改变了想法，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不需交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即刻发给大会讨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按着毛泽东的意见，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1月11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大会没有举行开幕式，就分组进行讨论。因为过去几年的经济困难使人们想了很多问题，所以当报告发给大家之后，立刻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就几年来出现困难的原因、成绩和错误、错误的责任、“三面红旗”、党的作风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比较一致，有些意见则尖锐地对立。换句话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比如：关于成绩和错误，有一些人提出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成绩讲得不够，经验教训也说得不够透；也有人提出报告对缺点讲得还不够，实际工作中缺点比报告讲的还严重得多。还有人提出报告在最后应该讲一讲，不经过困难，不吃些苦头，不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就只是工作搞坏了，站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