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程生活的时代
在北宋理学的几个中心人物中，有一对同胞兄弟，当时和后世称为二程。哥哥名程颢，字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死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活了54岁，后人称明道先生。弟弟名程颐，字正叔，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活了75岁。因为他居住的地方叫伊川，所以他的学生称他伊川先生。程颢、程颐是河南洛阳人，他们兄弟创立的学派后世习惯称为“洛学”。二程在政治上追随司马光，思想保守，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在学术思想上，二人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既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又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着名教育家。
二程的教育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大程生活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小程生活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代。这个时期属于北宋的中后期，其特点是北宋王朝已由繁荣转向衰败，社会的弊端已经暴露：第一，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宋代开国伊始，就缺乏新兴的开国气象，呈现出积贫积弱的局面。在程颢看来，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富者跨州县而莫之止，贫者流离饿殍而莫之恤”，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官僚集团不断膨胀，“官职淆乱，职业废弛”；军队也由宋初的20几万人，发展到仁宗时的120余万人，以致“骄兵耗匮”，“毒遍天下”。由于冗官、冗兵的猛增，各种费用也随之扩大，致使国家财用匮乏，“官廪复空”。
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各级官吏更加“诛剥于民”，从而造成广大农民贫困不堪，无法生活，“破产亡业”，“愁怨之气上冲于天”全国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因此，在程颐看来，宋王朝的统治“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第二，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宋代统治者，开国之初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防范军阀割据和农民起义上，这就极大地削弱了边防力量，使北方和西北方的边患日益严重。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宋代统治者不惜每年用大量的白银和绸绢来换取边防的暂时安宁。但是，这种屈膝求和的作法不但不能遏止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反而更助长了辽金、西夏统治者觊觎中原的野心。因此，在程颐眼里，“戍狄”越来越“强盛”，而宋朝的军力却越来越“劳敝”。面对这种“强敌乘隙于外，奸雄生心于内”的“土崩瓦解”的局面，程颐常常“神魂飞越”
坐卧不安，提心吊胆。第三，大官僚地主阶层不断侵害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常常从官僚集团中不同的政见和主张中反映出来。中小地主阶层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横看现实要求正视现实，改变现实，主张变法改革，反对抱残守缺；而大官僚地主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纵看历史，对历代的文治武功津津乐道，对现实问题或者熟视无睹，或者认为是违背传统造成的，因而他们颂古非今，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反对改革。于是在改革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要求推行自己设想的模式或方案。在二程生活的年代里，先后有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新法”。
二程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他们在北宋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是属于革新的反对派。他们是北宋大官僚大地主保守派在政治哲学上的代言人。
由于对当时社会持不同的政见和主张，因而在对待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教育问题时，就发生了分歧。一部分学者倡导经世致用，主张为宋王朝培养有实际才干，能解决当时社会实际问题的官吏。宋初的胡瑗、仁宗时的改革派代表范仲淹和后来的王安石等人，属于这一派。他们批评当时的教育空疏无用，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主张在改革政治的同时，进行教育改革。另一部分学者则提倡道德修养，讲正心诚意的性理之学，主张培养传统的圣人君子。周敦颐、张载、二程属于这一派。他们指责当时的教育失掉了古代的传统，舍本求末急功近利，要求从道德修养入手，培养具有理想化人格和理想化精神境界的人才。二程的教育思想就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
(二)二程的家世、社会关系和教育活动
二程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们祖籍安徽徽州，后迁居河北中山的博野县。二程的高祖程羽，在宋太宗时曾任三司使(当时管理财经的最高官职)，曾祖程希振，祖程锊，父程舎，累世为官。所以程颐曾不无自豪地炫耀说：“食君禄四世，一百年矣”。二程的父亲程舎，以世家恩荫，由“郊社斋郎”起家，做了六十年的地方和中央官职，曾官至太中大夫，老年退休，住在洛阳。二程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有社会政治地位的官僚地主家庭之中。这样的家庭出身，对他们以后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程有特殊的社会关系。北宋理学有五个重要人物，史称北宋五子。二程兄弟就占了两个。北宋理学的开山祖，“濂学”首领周敦颐与二程有师生关系。大程十五六岁、小程十四五岁时，他们的父亲程舎任南安军通判，与南安军司理参军周敦颐为同事，知道周敦颐很有学问，遂结为好友，并让二子拜周敦颐为老师。所以后人说：‘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又说二程“学冠濂溪”等等。理学的重要流派“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是程舎的表弟，二程的表叔，二程和张载多次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共语道学之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理学家邵雍住在洛阳，与程氏父子兄弟为邻，经常在一起交谈。程颐自己也说：“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间事无所不论”。可见关系之不寻常。二程和北宋理学五子中的其他人是师生、亲戚、朋友的关系。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对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长期耳濡目染，所以二程从小就与众不同：一个“神气秀爽”，一个“幼有高识”，一个“异于常儿”一个“非礼不动”。他们聪颖早达，强记过人，小小年纪就能赋诗作文，很为人们所宠爱。大程十五六岁、小程十四五岁时同拜周敦颐为师。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其说小程在描述他哥哥在周敦颐的教育下思想发生的变化，毋宁说是谈他俩共同的思想感受。大程受周敦颐影响较大，他自己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终于成了周敦颐的高材生。他岁应试及第，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但是他在做官期间，也一直热心教育事业。小程青年时代本是个政治型的人物，他胸怀大志，关心国内外大事，常常以诸葛亮自比。18岁时，他以布衣平民的身份上书来仁宗，劝仁宗皇帝实行王道。并急切地希望皇帝召见他，“罄陈所学”，但未能如愿以偿。他在太学学习的时候，正值宋代着名教育家胡瑗在太学担任直讲。他的着名论文《颜子所好何学论》，独抒己见，极为胡瑗所赏识。当时太学的同窗吕希哲，知道他学识超群第一个拜他作老师。小程26岁考进士不中，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从此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决心终生从事教育事业。
下面分别简述二程的教育活动。
程颐的教育活动，我们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洛阳办学(26岁至52岁）
程颐虽然20多岁就学有成就，并得到当时着名学者胡瑗和太学同窗们的青睐，但在嘉佑四年(1059年)，他26岁时考进士落第，从此，他绝意仕途，决心把教育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他的父亲程舎虽屡次得“任子恩”(可以荫庇子孙作官)，但他每次都把机会“推与族人”。英宗治平和神宗熙宁年间，当朝大臣屡次推荐他做官，都被他一一拒绝。在他看来，政治只不过是教育的内容，而教育则是政治的延长和手段。因此，他决心在家乡洛阳办学育人，把从政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从而使宋朝的统治延伸下去。他为此而奋进了一生。
由于他潜心研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终于“道接子舆”，“学冠濂溪”，成为宋代理学四大流派濂、洛、关、闽中“洛学”的首领。时人范祖禹说：先生(程颢)“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宋史》上说：伊川“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
崇政殿说书(53岁至60岁）
元丰八年(1085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去世，新法的反对派上台执政，在司马光、吕公着等人的推荐下，程颐被任命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程颐53岁时，被调任“崇政殿说书”，职务是担任宋哲宗赵煦的老师。因为当时哲宗年幼，反对派害怕哲宗走神宗支持改革的道路，想及早对哲宗进行教育，于是反对派看中了程颐，认为他能胜任这一重任。程颐半推半就地上奏“经筵三事”；第一，皇上年幼，当务之急是“辅养”；第二，为了辅养皇上，必须选“老成厚重之人”作内侍宫人，以便造成“涵养气质，熏陶德性”的环境；第三，讲官讲论经史时要“坐讲”，以便使皇上养成“尊儒重道之心”。这三点意见，既是他对哲宗教育的纲领，也是他一生从事教育所遵循的准则。后来他就是这样做的。程颐在给哲宗讲书时，不但“必博引广喻，以晓悟人主”，而且往往对朝政“论议褒贬无所顾避”。因此，引起当朝权臣的不悦，一些人在背后说短道长。
当时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又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意见不合，两党互相非毁、排斥，于是作了七年崇政殿说书的程颐，不得不回到洛阳，官职是管理设在西京洛阳的太学分校。
流放着书(62岁至68岁)。
司马光等人上台执政，这是神宗死后，依靠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而实现的。元佑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去世，元佑九年(1094年哲宗亲政后，逐渐恢复熙宁新法，并重新启用新党被贬诸人。新政的反对派被称为元佑旧党(亦称奸党)，被赶下了台。与旧党为伍的程颐也被削职为民，“放归田里”。之后，哲宗屡次贬责元佑旧党，并禁锢元佑旧党诸人子弟。在这种情况下，绍圣四年(1097年)程颐被贬到四川涪州，开始了三年的流放生活。他在流放期间，也有很多学生跟着他学习。程顾自己也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更加勤奋和努力，在被管制的岁月里，毅然完成了他的重要着作《周易传》，而且身体也保养得很好，他“气貌容色发皆胜平昔”。一直到元符三年年)哲宗病死，徽宗赵佶即位，程颐才被赦免，允许他“任便居住”结束了三年的流放生活。这样，他又回到了洛阳，得到个“权判西京国子监”的官职。
学徒被遣散程颐“权判西京国子监”没多久，崇宁二年(1103年)又有人指控他“本因奸党论荐得官”，于是皇上降旨，收回成命，并让有关部门审查他的着作。他的学生尹、张绎也被视为羽翼。70多岁的老人，在这种情况下，只得迁居龙门之南，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遣散跟随他的学生。所着《周易传》也不敢公诸于世。大观元年(1107年)九月，程颐死于洛阳家中，享年75岁。埋葬他的时候，学生还不敢参加送葬。他的学生尹说：“先生之葬，洛人畏入党，无敢造者”。程颐的晚年是很凄凉的。
从程颐的教育活动中可以看出第一，他虽屡次拒绝从政，但他拒绝的是革新派当政时期的政治，在保守派得势时期，他还是半推半就地从政了，用他的话说叫做“道合而后进”，尽管他从政的时间很短，且官职又是管理太学和教皇帝读书。
第二，虽然程颐早年在政治上有雄才大略，但他始终没能通过科举这一条一般读书人跻身政界的道路而腾达扬名，因此，他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持反对态度，对为科举服务的教育也极为不满。他从维护大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出发，对当时的教育提出过一系列的意见和主张，并为之躬行了一生。从他二十四五岁吕希哲“首师事之”开始，到他75岁去世为止，不论是短期作官，还是被贬流放，还是削职为民，50年间从未中断过讲学活动。他的一生是在传道授业中度过的，是学者的一生，教育家的一生。从执教的时间和影响来看，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程颢的教育活动，拟从他兴设学校和洛阳讲学两个方面略加论述。
嘉佑三年(1058年)，程颢26岁时进士及第，开始了他10余年的仕途生活。他任过閁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晋城县令，神宗即位后经吕公着推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很为神宗所器重。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多次改任地方官，作过镇宁军判官，扶沟县知县，监汝州酒税等。程颐说：“先生为治，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征诸史实，他在政事纷繁的年代，一直把教育放在首位，所到之处，教泽广被，为人们所传颂。在晋城任县令时，他除了用孝弟忠信和武事教民，使之成为精兵外，还设学校于诸乡，“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甚至亲临学校，教儿童读书、正句读，撤换不称职的教师等。他的学生刘立之说：先生为令晋城，“民不知学中间几百年，无登科者。先生择其秀异，为置学舍粮具，聚而教之。
朝夕督厉，诱进学者，风靡日盛。熙宁元丰间，应试者至数百，登科者十余人”。在知扶沟县时，他也曾“兴设学校，聚邑人子弟教之”，后因时间短，“亦几成而废”。程颢之所以一边作官，一边办教育，这是因为他认为：“夫以令之职，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于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为尽”，所以他说：“此吾所以不敢不尽心也”。这是他26-40岁的事情。
40岁以后，程颢以父亲年老体弱为理由，回到家乡洛阳，与弟程颐专门讲学于家中，各地来洛向他们专门求学的学生不绝于途。程颢教学生，从日常事物教育入手，要求学生在体贴、玩索、涵养、近取诸方面下功夫。史载：“河南程颢与弟程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从之”。《明道学案附录》说：“熙丰五年，太中公告老而归，先生求折资监当以便养；归洛岁余，得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家数清篓，僦居洛城殆十余年，与弟从容亲庭，日以读书讲学为事，士大夫从游者盈门。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熙宁十年(1077年)关学首领张载病故后，他的学生大部分东来跟着二程继续学习。有名的学者苏、吕大临等开始就是张载的学生，后来跟着二程完成了学业。到哲宗即位，司马光辅政，召程颢进京，任命为宗正丞，他还未来得及到任就病死了。这是他一生专门讲学的时期。虽然在洛阳专门讲学只有10余年时间，但他在从政期间也一直热心提倡教育，实际上他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将近30年。程颢死后，他的学术思想得到他弟弟程颐的阐发，他的学生也转到程颐门下，跟着程颐继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