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书海迅游(6)

李杨不和的核心问题是，有关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这一突破性的思想，在李政道和杨振宁之间，是由谁先提出来的。

李政道认为是他一个人独立地先提出来并且有实验的证实，随后杨才参加进来；而杨振宁则认为是他先有了这个想法，说服李之后，一同做出来的工作。争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们不和的内幕是谁首先向外界披露的。换句话说，就是谁首先挑起争论的。

自从一九六二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分手之后，他们对分手的内幕都守口如瓶。

杨振宁还遵循中国古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表明自己不会对他们的分手说三道四。

但是，李杨不和以至分手，毕竟是世界物理学界关注的大事，对于造成这一不幸事实的原因和责任便逐渐流传起许多说法。所有这些议论和流言都在他们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都为今后爆发的论争埋下了隐患。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此都没做出什么直接的反应，但是在心里对对方是否真正信守沉默的原则都有极高的警惕和怀疑。

有一天，杨振宁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信息，说李政道在好几个地方做《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的演讲，里面隐约地暗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

于是杨振宁便在他过六十岁生日时出版了《杨振宁论文选集》英文版，并在注释中首次公开了两人之间的争议。

李政道认为，杨振宁所指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一文只不过是通俗的科学历史讲演，并没有言及他们之间的争论，以此为凭，就公开指责他是缺乏根据的。相反，李政道认为，无论如何，杨振宁的文章注释才是他公开他们争论的文字证据。

既然杨振宁已把他们的分歧用文字正式公开了出来，又承认曾向“直系亲属和两个最亲密的朋友”谈及此事，李政道就在一九八六年用英文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破缺的宇称》，另一篇是《往事回忆》

作为回应。

李政道在文章里也把自己的看法公开了出来：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思想是由他第一个独立地提出来的，杨振宁先是反对，随后被他说服。李政道于是欢迎杨振宁参加进来一起工作。在文章里，李政道还讲述了他们之间友谊破裂的情形，说明是由于扬振宁总是过于计较名次排列等事情，使他无法忍耐，才做出那样的决定。

李政道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决心不再公开讨论此事，完全保持沉默。按照李政道的说法，由于这两篇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又是在美国发表，所以全世界物理学界，尤其是使用英语的学者们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已有定论，只不过是心照不宣而已。他也希望他们的争论就此结束，他会永不开口，让历史去做最终裁判。

可是，事不遂人愿，一九八八年杨振宁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的《杨振宁文集》，把原先他以英文发表的一些他的论文注释，包括上面引用的他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经过，都发表出来，直接面向中文读者。

二〇〇二年，台湾出版了《杨振宁传》，该书事前得到了杨振宁的直接推动，出版后又得到了杨振宁的赞赏。所以说，李政道认为这部传记是代表了杨振宁的观点。

李政道看来，传记里对他和杨振宁在物理研究上的合作以及对他个人人格的很多描述都与事实不相符合。在这种情形下，李政道不得不打破他保持了近二十年的沉默。于二〇〇三年四月三日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一时间，媒体和互联网上的评论顿时又铺天盖地，纷纷扬扬，莫衷一是。

为了使读者了解事情的全貌，李政道还请人编辑出版了一本《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的书，里面收集了可以说全部有关资料。李政道的用意是很清楚的，他觉得这本书应该就是争论的结论和结束。

然而，不久之后，香港《明报》月刊又登载了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的一篇短文《一九七二年我父亲杨武之会见李政道之真相》，澄清李政道在答记者问里的叙述：

李说“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事实是我父亲从未提出过想和李政道见面；李政道关于见面时他们紧紧握手，杨武之说杨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等情节，事实上没有那种事情。

李政道看到杨振玉的短文后，于二〇〇五年五月在《明报》月刊上以短文《真相乎》回答，对上述两点作了说明，文中附有中国科学院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负责人朱永行先生的书面材料，证明李政道所说都是事实。

可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事过一年，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国物理学会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举行庆祝宇称不守恒发现五十周年学术会议。更有意义的是，两位发现人李政道和杨振宁都参加了会议。

李政道开始报告前三四分钟，杨振宁和翁帆来到现场，在第一排坐下。李政道也坐在第一排。这时，能容纳几百人的报告厅里已经人满为患。

在会议的第一节中，李政道作了报告。可到第二节杨振宁作报告时，坐在台下的李政道却突然表达了他的反对。

杨振宁出示了一张幻灯片，是李政道一九五六年涂写的一张稿纸。这张稿纸在他们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曾经刊登在《今日物理》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号的封面上。杨振宁所示实际上只是该稿纸的一部分，上面全是李政道所写的数理式子。但所示部分没有P（宇称）的内容。杨振宁的意思是用这张涂写稿纸证明，那时李政道的兴趣是在统计物理和多体物理上面，对宇称并没有兴趣。

李政道再一次在座位上说：“这是我的涂写，我的。与你无关。而你把上面本来有的内容都故意删掉了。”

杨振宁听后就接着出示了下一页，内容正是上面那个意思。于是不做说明便翻了过去。

会场里气氛紧张，鸦雀无声。杨振宁匆忙结束了报告。

对这戏剧性的一幕，李政道觉得实在是事出无奈，杨振宁讲的不符合事实，他不能不反驳。在李政道那张完整的涂写稿纸上，有好几处写有宇称不守恒的符号和字样，但杨振宁却只选了没有那些符号和字样的部分放映出来。这一连串的说法和做法激怒了李政道，使他顾不得礼貌，在座位上大声反驳。对这一点，李政道自然感到有失妥当，也颇有自责之意。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一九七二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

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杨振宁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宋庆龄晚年的几笔钱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并又担任国家名誉主席，在常人的眼中，在经济上一定是很宽裕的，其实不然。在她的晚年，在经济上颇为拮据。曾负责宋庆龄生前后勤保障管理工作的李家炽先生，最近向人介绍了有关情况。现将发表在《百年潮》上的由他口述、黄玉抒整理的《我所经手的宋庆龄晚年的五笔钱》摘录如下：

长久以来，国家领导人的收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国家名誉主席的宋庆龄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宋庆龄每月的收入有多少，大约都有一些什么开支，是否还有额外的收入，留下了多少遗产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五九年四月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以及一些稿费。当时宋庆龄是国家行政一级工资，每月五百七十九元五角，同时，考虑到她的外事活动比较多，国家另外每月还给她三百元活动费。

“文化大革命”期间，宋庆龄主动将每月的活动费退还给国家。在这期间，虽说宋庆龄的工资并不低，但是她每月的开销确实是很大的，有时还会出现赤字，偶尔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她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过钱。宋庆龄的工资除了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费用外，她还长年承担着两个保姆的工资以及曾经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的抚养费用。每当身边工作人员有困难，宋庆龄也常常掏钱帮助他们。另外，宋庆龄的朋友非常多，经常性的应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她从来都是坚持自掏腰包，甚至有时送给外国贵宾的礼物都是自己掏钱购买的。至于宋庆龄额外的稿费收入，大部分都捐献给了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慈善事业。一九五一年四月，宋庆龄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共十万卢布，她分文未留，将这笔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儿童和妇女的福利事业，后来就用这笔钱修建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所以，宋庆龄并不富裕，而且还时常经济拮据。

在宋庆龄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我作为宋庆龄身边的管理工作人员，有机会经手了宋庆龄的几笔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因经济拮据，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委托我帮助出卖了家中的一些物品。由于宋庆龄一直以为她所要卖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真品，价值昂贵。结果，当我找来旧货商店的人来对所卖的物品进行估价的时候，结果才值两千多元。当我把情况向宋庆龄汇报的时候，她颇为失望。宋庆龄的警卫秘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反映了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组织上决定给宋庆龄生活补助费一万元。

宋庆龄确因需要用钱收下了这一万元钱。她回函说：“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所希望的百分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宋庆龄逝世后，我在北京她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看到了这笔尚未动用过的一万元现金。后来，按照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会议精神，北京方面的钱归北京管理，上海方面的钱归上海管理的原则，这一万元钱就留存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在了解到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后，及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反映。一九七九年二月，叶剑英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来信，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五万元人民币给宋庆龄。

当时，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我说，这五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

随后，我带着叶剑英的信来到上海市财政局，找到了王眉征局长、余勤副局长。

这时他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他们在把钱给我的同时，要我写个收条。当时我不可能请宋庆龄来写收条，就以代领人的身份写了一张收条给他们，叶剑英的这封信也由市财政局留下存档了。

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谢谢”，并表示她自己不管这笔钱，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我会写信给你，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

一直到宋庆龄去世，这笔钱也没有用完，大约总共才花了一万多元。宋庆龄逝世后，这笔余下的钱也是按照执行宋庆龄遗嘱“八人小组”的会议精神，转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管，并且再也没有动用过。

一九八一年五月宋庆龄病重。五月八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袁敬修打电话给杜述周，告诉他：中央决定给宋庆龄五万元补助费，宋庆龄在得知这一事情后，表示不接受中央给的五万元补助金。当时，就只好将这笔钱暂存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科。

五月十一日宋庆龄仍然拖着病体，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受赠典礼，并发表了二十分钟的英语讲话，并没有使用事前准备的讲话录音。我当时也受邀出席了这一典礼。为了感谢在这次受赠典礼过程中医护人员的辛苦，宋庆龄又指示到友谊商店买了些扇子，她要了十把，都是自己付费，送给医护人员。

五月十四日晚，宋庆龄病危，情况危急。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让我去宋庆龄家。

深夜十二点多钟，我就到宋庆龄家里去了，这一晚上我都没有好好休息。

十五日上午我在宋庆龄家里楼下小客厅休息。这时，中央派来的吴庆彤进来，他走到我身边，交给我五张万元的支票，说：“这是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我知道，按照宋庆龄的一贯做法，只有经过她的同意才能收下。但是，这时宋庆龄已经病危了，我就只好先代为收下这笔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

十八日上午，根据安排，我上楼去看望宋庆龄。当时宋庆龄的贴身保姆钟兴宝用嘴贴在宋庆龄的耳边轻声说道：“首长，上海李局长专门来看望你了。”已经病危多日的宋庆龄这时竟然睁开了双眼，钟兴宝说：“首长一个礼拜都没有睁开眼睛了，今天听到你来了，突然睁开眼睛了。”

我向宋庆龄轻声地问候，并向她汇报：“中央派吴庆彤同志来看望你，并带来了五万元人民币慰问金。”她轻声说：“谢谢。”也没有再说其他的话。这笔钱就一直由我保管着，我也不能给别人。其间，因为工作需要，我曾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两次，都一直将这笔钱带在身上，我也无法交给别人。宋庆龄逝世后我就把这笔五万元钱的支票交还给了吴庆彤。

我斗胡耀邦

老鬼

《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文革”伊始，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在“革命”的洪流中，曾参加过批判胡耀邦的大会，并担任押送人员，把胡耀邦喷气式地押上主席台。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在《血色黄昏》中。多年后，他对胡耀邦的人格和人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托人将书转交胡耀邦。胡耀邦看了书，托人转告他：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炎黄春秋》刊登了老鬼回忆这一事情的文章，现摘登如下——日月如梭，耀邦一晃就离开我们二十年了。

我还记得大约是一九六四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在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长篇报告。当时所有渴望进步、渴望入团的中学生们都曾反复阅读和学习这个报告。我也如此拼命的自我革命。那时候打心眼儿里以革命为荣，以革命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