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还是恶棍？
傅蓝玉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那么多年了，关于这场战争人们已经说了够多的了，但是现在还在继续话说这场大战。目前有不少作者转而到胜利者那里找碴，批评盟军领袖们的行为似乎成了这几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风向。
这部新史着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写的，作者是位小说家。他的这部二战史以生动的细节见长，由精彩的人物素描来凸显那些领袖们的面貌。
这些领袖的面貌都不怎么圣洁，例如丘吉尔，他无畏、坚定、残忍、好战、嗜血。早在一九二〇年，他就主张屠杀伊朗的平民，“我坚决赞同向那些不开化的部落用毒气。”
一九四一年时他宣称：“我们的目的是每晚向德国的城镇投下尽可能多的炸弹！”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回忆说，每次和丘吉尔会谈，谈到最后的印象都是他十分享受战争。
丘吉尔的这些做法现在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实际代表了当时英国的一般舆论。那时有一个作家居然写道，“每杀死一个德国妇女和儿童都是对欧洲未来的安全和幸福的一个贡献。”盟军的空袭尽管说是为了打击希特勒的军事力量，实际上盟军将领们都很清楚，他们打击的是德国的平民。英国皇家空军的创建人特伦查德爵士承认，空军在德国投下的炸弹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一是击中军事目标的。
在作者的笔下，美国的领袖同样也不怎么值得钦佩。他认为，罗斯福总统在战前采取的政策实际是极力地诱使日本轰炸珍珠港，好让美国公众支持他参战。
当然，作者并不属于那种为反法西斯战争翻案的修正史学家。他的史着同样揭露法西斯德国屠杀平民的可怕罪行，法西斯种族灭绝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德、日、意和世界各地的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应该得到遏止，但是正义的一边应该以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呢？作者写这部书是为和平主义呼吁的，要说作者有哪个观点与正统史学界的观点相违，那就是对战前的国际和平运动的评价。他说，战前的和平主义者们是对的，只是可惜他们失败了。
东西方的对立
丁法泽
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东西之分和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的争斗就是西方历史观的一个轴心。这个对立观一直延伸到了当代，并且主导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这部史着纵览了两干多年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和争斗，给我们揭示出许多为流行说法所掩盖的事实。
当我们现在说到东西方之间的对立时，我们想到的是中国和欧美，或东亚和西欧等。实际上，西方人的东西方之分，不是划在欧美和东亚之间的。在这两干多年里，对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东方其实不包括中国、日本甚至也不包括印度。东方指的是近东的伊朗、奥斯曼帝国和巴勒斯坦，都是些穆斯林民族。远东并不在东西方的划分范围之内的。
但是，就是在伊斯兰的中近东和基督教的欧洲之间，区分也并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绝对的。西方在许多方面扎根在东方，基督是个东方人，生活和布道在巴勒斯坦：基督教神学中的许多内容，如被杀的神，复活等，都是东方的思想。同样地，在伊斯兰教里也不乏来自西方的观念。
作者描写了东西方的两位典型的君主，法国的拿破仑皇帝和伊朗的巴列维国王。他们隔着近两个世纪，但都是以历史上的东西方大征服者为自己的榜样。拿破仑追随亚历山大大帝，而巴列维自认是古代波斯帝国大流士大帝的继承人。他们各自以东西两个文明的保护者和推广者自居。但是，当拿破仑带领他的大军来到埃及时，他宣布他也崇拜先知穆罕默德和“光辉的《古兰经》”。而巴列维原是在瑞士受的教育，在他花了两亿美元举办纪念波斯帝国的庆典上，喝的是法国产的香槟酒。就在这两位自称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君主身上，东西方也不是那么能截然分开的。在今天，所谓的东西方文明的划分，常常更是想象的和比喻的了。
揭示真相的艰难之路
这部书的题目指的是美国国会调查“九一一”事件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如此的有名，以至于作者觉得不需要在他的题目里加上任何其他说明语。
每逢国家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就由国会来进行揭示事实的调查，由此可以向全国公民有个交代，也能为相关的国家政策提供改革的指示，这是美国民主的独特制度，“九一一”事件这样的大事当然应该由国会来调查个清楚。美国国会为“九一一”事件建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报告被视为是这个国家悲剧的一个定论，它发表以后竟还成了美国的畅销书，可见美国公众对它的期待和信任。
作者是《纽约时报》的一位调查记者，他对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整个工作过程进行了非常深入地调查，写了这本关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从书中揭示出来的内容看，调查委员会的整个历程是相当不容易的。党派利益之间冲突，个人关系的纠缠，使调查工作一直是在重重障碍中进行。
布什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建立这样一个调查委员会。切尼副总统亲自给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打电话，想说服他放弃调查的计划。他说这样的一个调查会转移注意力，妨碍政府正在规划的对恐怖主义的反击。切尼指的是布什政府当时正在准备的伊拉克战争。在看到无法阻止调查的启动时，布什政府只拨出了三百万美元的预算，而当年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国会委员会的预算达到四千万美元。
调查委员会开展他们的工作时也正当是美国军队紧锣密鼓地向伊拉克开发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对战争的支持和反对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调查的开展，因为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理由就是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关联。调查委员会中与布什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执行主席极力主张要写上“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很大可能在‘九一一’之前合作过”这样一句话。但是在调查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坚决反对下，这句话还是没能放入调查记录，党派斗争的另一个焦点是评估布什的前任克林顿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工作。实际上克林顿在任上时是重视反恐斗争的，只是他采取的实际措施不多：而布什上台伊始天天讲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对反恐则几乎不提。在调查这段历史时，一些调查委员会成员总希望把历史描写成另一个样子。
正是考虑到党派利益的影响，美国的国会调查委员会必须是两党共组的，这使得隐瞒或歪曲事实的企图能得到有效抵制。
美国国父们的宗教主张
陈西任
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同时又是宗教信仰最强烈的国家。宗教问题不仅常常会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就是在学术研究中宗教也会成为导致人们截然对立的因素。
美国人把领导十八世纪独立战争和创立新生共和国的那些领袖称为国父，把他们看做是一切合法性的源泉。这样，说到宗教，美国人当然希望他们的国父是持和他们一样的信仰的。因此从大众媒体到历史学家们，一直有关于国父们到底信仰什么的争论。
关于国父们的信仰，在美国社会上传说不少。根据历史的记载，华盛顿是个新教徒，但是许多天主教徒相信华盛顿总统曾经亲眼看到过圣母玛利亚的现身，而且在临终时改宗信了天主教。更多的人，包括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国父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自然神论者。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以后就退隐了，让世界根据自己的规律运行下去。由于这个自然神论信仰，国父们才通过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作者指出，实际上信仰自然神论的国父很少，美国国父们的信仰相当杂，许多是正统的基督徒，有的是唯一神教徒，有的是英国圣公会教徒，有的是法国启蒙哲学的信徒：杰斐逊是教会的坚决反对者，但是他并不是个无神论者，他有自己对《圣经》的解读。因此，很难说美国的国父们是在同一个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新国家的。
美国许多虔诚的基督教徒们现在声称，美国从立国起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实际上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尽管在当时的十三个殖民地里基督教都是主导宗教，美国并不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建立起来的。政教分离是美国国父们的一个信条，特别是麦迪逊，他坚决主张政教分离，当时弗吉尼亚州对异端的迫害是麦迪逊采取这个立场的原因。
总而言之，根据作者的研究，美国国父们的宗教立场既不是以基督教立国，也不是排斥宗教，而是宗教信仰自由，让宗教成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这个结论当然不合美国现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的口味，但是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更有利美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幅新世界画像
乐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