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之说在香港非常盛行。汇丰银行在设计过程中，在一位着名的风水先生的建议下，诺尔曼·福斯特就把汇丰银行内部的自动扶梯的位置进行重新调整，并下令用盆景驱散室内横向加固的不良影响。银行家们搬入新的总部大楼之前，风水先生声称，那一对以早先的银行经理的名字命名的平卧造型的铜狮子“斯蒂芬”和“斯蒂特”应该在星期天早晨四点钟时放到入口两侧的警戒位置上。而且，必须把两头狮子同时运去，免得它们互相嫉妒。银行董事们必须在那里隆重欢迎狮子的光临。银行家们也一一照办。
贝聿铭是一个不相信风水的人，曾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不相信风水，但是在风水盛行的香港，迫于压力，他的态度不得不有所调整。他无奈地对朋友说：“我怎么可能相信那些东西？但是尽管如此，风水是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是建筑的一部分，它有些理论还是有道理的，如造房子要依山临水，大门要朝南。”在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工作时，贝聿铭曾把一本关于风水的书交给他的一位助手，让后者根据风水规则评估设计图样。经过仔细研究后，这位助手向他报告了设计中存在的几处侵犯风水的地方。
贝聿铭非常郁闷，他实在是无法理解在香港这样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对于风水却是如此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又如此深刻地影响建筑。
贝聿铭后来说：“香港的华人是你能找到的最迷信的人。在那里，风水是一种大生意。那里的风水先生好比美国的律师：他们无处不在，你不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寸步难行。我知道我会遇到麻烦，但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些麻烦。”
由于共产党是坚持无神论的，所以中国银行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容忍风水说法的客户。中国银行的高层官员本身也并不相信风水，但是他们担心，一旦大楼风水不好，就会打击储户和房客的积极性。银行大楼的前途就会受到影响。此前已经好几笔香港房地产交易都是因为风水不好弄得半途而废。出于这个考虑，在技术图纸的设计过程中，中国银行给贝聿铭发来电报，对图纸上众多加了框的巨型“×”表示关注。在中国，“×”意味着遭殃和错误，起因是古代已判罪的犯人脖子上戴着牌子，上面打着一个大大的“×”号。
他们婉转地建议贝聿铭慎重考虑那些“×”。
贝聿铭解释说，“×”是工程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结构，就是要让它们撑起整座大楼。
鉴于中国银行的担忧，贝聿铭不得不将这些“×”隐藏起来，并十分精明地把露在外面的部分描述成一系列交叉的宝石——这种吉利的形象使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十分赞赏。同时，他把塔楼比作雨后春笋——中国传统中再生和希望的象征。
为了使中银大楼受到香港市民的喜欢，贝聿铭也借鉴了一些风水学中的做法，比如他原想利用陡峭的地势，从大楼的一端引入喷泉水，再让水从另一端喷出。但根据风水的原则，这样做意味着失财。于是，贝聿铭决定在庞大的地基两侧设置两座倾斜式喷泉，形成回流，这样就可以在风水上由出财转为纳财。
经过十六个月的奋战，主体结构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完成，八月八日，大楼举行封顶庆典仪式。
这次典礼的时间是精心选择的，因为“八”和表示发财的“发”字谐音。所以许多香港居民认为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是二十世纪最吉利的日子。
然而，即使贝聿铭对风水传统如此让步也未能消除大楼邻居们的顽固看法。他们认为贝聿铭的塔楼会给他们带来恶运。风水先生把他们的观点告诉新闻界，说贝聿铭可以充满诗意地把大楼比喻成充满希望的春笋，但在他们眼里，大楼是一柄寒光四射的三角形尖刀，它会损坏阴阳之间微妙的平衡，放出地府的恶鬼。香港着名风水先生宋苏昆说：“如果有一个屋角是指向你的，那么它就像指向你的一把刀。那会导致疾病或经济损失。”神经紧张的邻居们在窗户和阳台外面挂上一面镜子，目的是把塔楼中产生的恶运邪气反射回去。
一次，贝聿铭从巴黎回香港，在飞机上遇到了港督卫弈信夫妇。港督对他说：“你建的那幢高楼，尖角正好对着我的港督府啊。”
贝聿铭呵呵一笑，说：“港督不要相信这些东西。那都是迷信。”港督正色说：“我不管这是不是迷信，还是听了风水师的建议，在尖角与港督府中心点的连线上种了两棵柳树，他们说这个可以以柔克刚，可以抵消锐利的东西。”贝聿铭连声说：“那就好。”不过，几年后港督的那两棵柳树死了，风水师说这是中银大厦的尖角太厉害了。
香港中银大楼建起来之后，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香港居民逐渐接受了它的存在。人们不再考虑中银大楼对周围风水产生的影响。人们开始用审视的目光，好好地欣赏这幢大楼，无不为它的宏伟、奇特而赞美。
现在，香港中银大楼已经作为香港的标志性建筑矗立在这颗东方明珠之上。
孙冶方的最后一篇文章
徐庆全
今年是着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诞生一百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七年之久。改革开放后，他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炎黄春秋》刊登了徐庆全撰写的《我的外公孙冶方》，记录了孙冶方的外孙武克钢对孙冶方的回忆。现将有关孙冶方撰写最后一篇文章的经过摘录如下——孙冶方的外孙武克钢在回忆外公的经历时说道——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好像是一九八二年放映的，放映不久就被某些报刊斥为“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的真相”，认为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化上的反映”。我外公孙冶方在医院里看到这些评价后，就对我说：想办法给我找来看看。我费了半天劲才找到一个录像机和带子，在病房里放给他看。看完后，他说，这种指责完全没有道理：第一，反右派题材的东西不能禁止：第二，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沾边。我要写文章对这种无理的指摘进行抗争。他给夏衍和张光年打电话，说要写文章。夏衍和张光年虽然对外公的支持表示感谢，但都不同意他写文章，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也反对，要他爱惜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坚持要写，以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投入了这场论争中去。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对这部片子基本上肯定了。
一九八二年，外公病势转危，住进了医院。不过，他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这一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他作为中顾委委员、大会代表，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
中央领导同志从简报上看到了这个发言，便想请他写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放松，总是念叨着：
“这是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把文章写好。”
赵紫阳看到他的发言后，专门到医院来和外公商讨，我正好在。赵紫阳刚当总理，就经济管理问题征询外公的意见。外公说：“总理，要管好经济工作，记住一点，统计要独立。我们吃统计的亏太大了，统计不独立，统计就不真实，经济就会出问题。”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统计要独立》的文章。谈到经济二十年翻两番的想法，赵紫阳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外公说：
我经过思考，认为有把握。我正在写文章阐述这种思考。这次谈话后，外公的意见被写进了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来，外公就写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
那是外公在病床上写的。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让人把一大摞子的书和参考资料都拿到病房里，他自己看，也让人们给他读。我还专门请人给他做了一个床桌，把床摇起来后他就可以俯在床桌上写东西。
这篇文章，他先给我讲，我就记录，有一个稿子后，他再讲，助手记录。最后他修改。助手把稿子给他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他边听边提出修改意见。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又一遍地念给他听。我念得都已经口干舌燥了，他还是倾注全神在谛听、在思考、在推敲。次日一大早，他一遍一遍地修改着。打印后，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一遍地念给他听。
稿子见报当天，下午两点，赵紫阳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他，总理已经看了他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而且还告诉他，胡耀邦同志看了，陈云同志看了，都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姚依林、陆定一、薄一波、伍修权、周扬、薛暮桥、于光远等都打来电话，祝贺他为党、为国家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外公听后，一阵轻松，对李昭和我说：“这是我最后的一篇文章了！”我们自然心情很悲凉。
外公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以外公的贡献和级别，如果按照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中央不好办。后来，还是搞了一个小型遗体告别仪式，不算是追悼会。这个仪式是我一手操办的，我不要一个花圈，但是满屋子布满了鲜花。
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谷牧、姚依林、方毅、张劲夫、汪道涵等，都来了。
洪秀全的“数字化”后宫
肖旭
一八五三年的阳春三月，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南京。“天王”洪秀全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开始关门当太平天子，全心投入到金碧辉煌的“小天堂”的营造里。
洪秀全从四十一岁进南京，到一八六四年六月五十二岁时自杀，十一年中从未迈出过京城一步。只有一次坐六十四人抬的大轿出宫，去探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
那时他正值壮年，却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搞得老对头曾国藩也莫名其妙：他在干什么呢？
一句话，在他的太阳城金龙殿坐享荣华，在后宫与他的“妃嫔娘娘”们饮酒作乐去了。
乡村塾师出身的洪秀全，虽说不上有啥出众的文韬武略，却擅长“数字化”管理，尤其表现在他后宫妃嫔的约束上。
洪秀全是个一夫多妻主义者，而且规定多妻制是太平天国高级文武官员的特权：
“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即选美纳妃十五人。
一年后至广西永安，“有三十六个女人”。
进南京后，每做生日，部下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六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要在天京（今南京）十三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后来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
一八六一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京城的三干名美女中挑出一百八十人收入天王府。
洪秀全一共拥有多少个女人，恐怕永远难以准确统计。据一本叫做《江南春梦笔记》
的书说，天王府连太监也不设，妃嫔加上服役的女官，总计有二千三百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个男人。
一八六四年京城沦陷，其子洪天絷在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八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娶了四个妻子。”
这里，天王的八十八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
爱好声色犬马的咸丰也只有十八个妃嫔，相比之下逊色多了。
这八十八个后妃，一律没有封号，统称为妻。因妻妾太多，洪秀全自己连姓名都记不住，怎么传唤享用呢？洪秀全来了个古今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创举，数字化依次编号，于是就有了第二十五妻、第七十三妻等旷古未闻的名目。
至于上千个如花似玉的宫女，更是比妻妾还要等而下之的备用享乐工具，所以连个数字编号都摊不上。
洪秀全不理朝政，把精力放在了管理后宫上。他制定了许多奇怪的“数字化”清规戒律，使后宫女人终日生活在非人的苛政之下，动辄得咎，比牛马都不如。
在攻克南京前十七天，天王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上突然颁发了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并且，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妇女与外界联系。
天王虽对朝政不发令旨，却平均三四天写一首诗管教美人。
一八五七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收选了五百首天王大作，其中四百七十六首是洪秀全进入南京初期三年中写给后妃的夫权独白，实际上就是苛刻的数字化教条，叫妻妾宫女们背诵。
如在诗十七、诗十八中，他订了个数字化的“十该打”条规：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洪秀全还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教，要求妃嫔们从细节抓起，侍候好他这位宫中“太阳”。如诗一九七：“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
诗二三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
诗二九四：“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
在这些“天父诗”里，哪里还有洪秀全在初创拜上帝教时所倡导的“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而且看毕天王的这些“诗歌创作”，我们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四次参加科举都考不上！
洪秀全在美女群中享受了十一年的帝王生活，终于在湘军的隆隆炮声中，不得不抛下他的后宫粉黛魂归天外。洪秀全的数字化后宫，说到底就是其极端腐败的反映。
（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河南文艺出版社）
胡风的三次平反
于静
胡风是历史转型时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由最高领袖发起的对他及其与他有关人员的批判，是一九四九年后的第一大案。这个钦定的“铁案”，“文革”后予以纠正。可是这一案件的纠正历经了三次平反、八年等待。
中华书局出版的《旧物记——胡风遗藏记事》（于静着），介绍了胡风遗藏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现摘录一则，以飨读者——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胡风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式举行，岂知这时距胡风去世已有七个多月，胡风的躯体早已火化——实际上，追悼会已是第二次召开。会场正中悬挂着胡风的遗像，下面安放着楠木骨灰盒，盒外镌刻着屈原《离骚》的名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正是胡风一生的真实写照。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大会，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宣读悼词，这份悼词也是第二个版本了。习仲勋来了，他是当年替胡风转呈“三十万言书”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