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那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问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惊愕了，难道这段历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它距今也才过去了四十年！
准确地说，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报》于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柳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乎，就从这天开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县级各机关，数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专业，集中到了这个以“五七指示”为方向的“学校”里进行“重新学习”。有人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一百零六所这样的干校。
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严欣久：“有空吗？一起去咸宁看看，那里可有咱们父辈留下的足迹……”湖北省咸宁县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六千余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被集中到了这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我明白，他们的足迹一定是蹒跚的，踟蹰的，但我不能不去……那天正值酷暑，当地气温高达40℃，我们一行三人于武汉会合后，便结伴上路了——博士生带着轻便录像机，严欣久带着数码照相机，我则带上了父亲留下的《牛棚日记》。
感谢湖北省政府，颇有历史眼光的他们竞将当年的这处遗址列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长蒋祝平说了，目的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位于“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红砖平房，如今被两扇大铁门圈了起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行至五六十米远，是一排面对大门的平房，左首的两间辟为了一个展览室，面积不大，陈列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和实物，还有这样两行文字：
“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
我没有下放过干校，和欣久一样，“文革”爆发时都还是高中生，我们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乡，是插队落户。然而不知怎的，当这段历史重新扑面而来时，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知该怎样去“品味”，怎样去“掂量”了。博士生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新奇地用录像机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陈旧的锄头、扁担，破烂的衣物、炊具……整个展览室内阒寂无声，谁也不愿去惊醒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终于开口了，她轻轻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文化部为什么要将干校选在咸宁？”
两千多年以前，这里属于云梦泽的一部分，水天相连，人迹罕至；两千多年以后，这里属于长江的泄洪通道，湖滩片片，沼泽连连。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属机关——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属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的单位，被一股脑儿地驱赶到了这里。仅仅是为了围湖造田吗？仅仅是为了“重新学习”吗？
答案似乎并不如此。——据当年的资料表明：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越是要将校址选在最为贫困、最为落后的地区，或是黄泛区，或是盐碱区，就连兔子也不到那儿去拉屎……内务部等机关，更是跑到了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内，而他们的上级竟向“学员”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选中的是宁夏的平罗县，那里是戈壁荒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每隔几十里便是一座监狱：犯人们被转移走了，“学员”们被赶了进来，四周是高墙，四角是碉堡，牢房里散落着手铐和脚镣，墙壁上书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这些干校相比，咸宁的自然条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却在于：其本身属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机构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其实早在动身之前，军代表的一番话已是一语中的了：“要明白，像你们这样的单位是要彻底砸烂的，你们到干校去是属于安置性质，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这样，这些文化人被一锅端地逐出了上层建筑，逐出了知识领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残。
上路的那天是中秋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车刚一启动，车上车下便哭成一片。着名舞蹈家盛婕也来送别自己的丈夫吴晓邦，她说：“车站上的气氛很紧张，很吓人。解放军站成一条封锁线，谁也不许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恶极的犯人。”
那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韦君宜，则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没有，无人知道，但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了单位的人，就跟没有了妈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览室的墙壁上，悬挂的都是一些高举红旗大踏步行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们的笑容背后是否含着泪水，但我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直接领导便更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经过“大熔炉”锻造出来的军人，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由他们来占领上层建筑，无疑是最让人放心不过的事情了——
这是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这是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就这样，当知识贬为粪土、文化贱如草芥之后，读书人终于尝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尝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味道。
那天，就在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当年他们的单纯与天真——进入干校之前，他们又有谁不是抱着美好与期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一位着名的画家甚至买来一支竹笛，想象着自己就要成为水墨画中的那个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亲也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那条大堤还在。这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学员”们为了围湖造田而修筑起来的，也是后来他们每天高举着红旗去上工的必经之路。当年尚属“壮小伙子”的崔道怡这样回忆道：“六干五百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便修筑起来了——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据说当年同样是“强劳力”的阎纲实在熬不住了，他悄声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时期，你俩都在南泥湾开过荒，同今天的围湖造田相比，哪个更苦些？”不料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无法相比，干校的劳动要比南泥湾苦多了！”
年轻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残者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了——我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灵，两次落水，极为狼狈。”“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然而比他更惨的却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还得于月光下加班加点，最后累死在菜园中……如此的折磨，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出来讲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六十岁也都不下地了。你们怎么能让那么一把年纪的人去干重活呢？几可怜哟！”
“文革”结束后．记者去采访周巍峙，他这样说道：“干部参加劳动，益处是很多的，我们也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来非常认真。但是被当成了‘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语道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性质！为了想方设法折磨这些“专政对象”们，当年在其他的干校中，甚至还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比如说：“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拖拉机被闲置在一旁，硬让“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拉犁。又比如说：“五十米不抬头，一百米不直腰！”这是为了防止插秧时有人“磨洋工”，田头上竟连简易厕所也不修造，不论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决。
……那片操场还在。这是当年批斗“反动分子”的会场，通常是彩旗招展，口号震天。展览室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证实了这一切——台下，人们高举着胳膊呼喊口号；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这个人是谁？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又何必去辨认呢？我的心头一阵发酸，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腾，几欲发狂，却又不得不镇静自己，不露声色。”身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对着四周呼喊，但四周却是一片沼泽，连一声回音也没有……
后来读到许觉民的文章，才知道饱尝这种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亲一个。他写道：“我不了解过去法国第三等级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会比他们再差了，我是一个十足的贱民！”那年，萧乾的一家也被驱逐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家中的小猫失踪了，等到找回来时两条腿全被人打断。同病相怜的萧乾叹了一口气：
“与其看着你活活受罪，不如‘安乐死’吧！”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不曾想，这样的一种折磨，很快又扩大到了年轻一代的身上——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阎纲曾这样描述他被带进审讯室时的心情：“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
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日“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还需要怎样去评述它呢？——萧乾说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阎纲说了：“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文革博物馆’就从这里开始！”
从校部出来，我们一行前往当年的宿舍参观。在路上大家讨论起了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干校的“军事管制”方式应该如何评价？
一时间，两种意见争论不休。
我向陪同参观的人们讲起了父亲的一个故事：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初冬，宿舍建成还不到三个月，他却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园子。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住处，离开原本的集体，独自一人搬进那个杳无人烟的荒滩里，搬进那个孤零零的草棚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新家”：“……不过是以油毛毡盖顶、以芦席围墙、不到十平方米的一个工棚而已。虽有门框，却无门扇。至于屋顶，西北风一刮，大有被随时掀走之势。”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此时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是满心的高兴。他说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能够“离群索居”，彻底摆脱那个令他窒息的环境！
欣久也讲了一个有关她父亲的故事：当年她在内蒙插队，曾经写过很多封信，希望能来咸宁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贯慈祥的父亲却坚决反对，理由是：“周围有那么多的眼睛在盯着我，到时候哪怕想给自己的女儿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寻找事端，会不由分说地批评我：‘你又想搞什么阴谋？’”
望着博士生那一脸的茫然，我真想告诉他，这两个故事正是对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的一个最好的注释。不知是为了显示“钢铁长城”的威力，还是为了更方便地管制这群早已成为“专政对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后由北京军区和湖北省军区组成的“军宣队”，竞于整个干校中实行了军队的建制——“学员”们按照原先的单位和系统，被分成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连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就连国务院规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到了半夜，也要被哨声唤起，进行“军事训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乾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又要挨斗！”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电影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有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被强行拆散了，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而无夫妻或者其他亲属的关系，一旦入校后，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时间一长，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青年人要解决“性”的问题，老年人要解决生活问题。至于前者，尚可想出种种办法，甚至跑去“野合”；至于后者，便只能是“好自为之”了。——沈从文初下干校时已近耄耋，却无法与隶属于另一个大队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书中凄凉地写道：“……目前的困难，总还能克服。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了。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让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镜，同样不能与同在一个连队的妻子团聚，直到咽气，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最终是“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六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