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农村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将7亿多亩耕地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雇农、贫农和中农，使他们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农民得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使农业生产平均以5%～6%的速度向前发展。1954年，遇上特大涝灾，长江大堤决口，但当年全国粮食仍然增产。自1953年起，开始在全国推行农业合作化的试点，原定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合作化，准备通过互助组到初级生产合作社，最终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开始的试验是成功的，但是到1955年，党内发生了争论，批判了所谓党内“右倾”思想，批判小脚女人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结果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在全国实现高级合作化。大部分农民一步登天，没有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到1956年下半年，就都成了高级合作社的社员。如此，一场涉及5亿多农民，从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到集体所有，农业生产过程由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到集体劳动集中经营，遍及全国的生产关系变革，靠着共产党、毛泽东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和政权力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有些地方在这种转变过程中，集体生产和分配等问题没有组织好，1957年，出现了部分群众要拉牛退社的问题。这本来也在情理之中，应采取逐步调整、完善的方针和方法加以解决。但是，却采取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大批判等手段，把农民的意见打了回去。到1958年下半年，又在大跃进和新的总路线的口号下，在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运动，仅用3～4个月的时间，便把全国60多万个合作社合并成5万多个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为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公社内部，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体制，没收自留地，关闭集贸市场，不仅否定了私有制，也否定了按劳分配，乃至在全国实行公共食堂，建立起了货真价实的吃大锅饭制度。农民只剩下一只碗，一双筷子。
这种“左”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农民的反对，但农民这时已经一无所有，他们的惟一表现就是消极怠工。一方面，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在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口号下流入城市；另一方面，留在农村中的是出工不出力。1958年本来是个大丰年，但丰产没有丰收，很多庄稼烂在地里。各地却都报丰收，刮起了浮夸风。到了年底，政府不仅没有收购到应有的粮食，而且猪肉、白菜也收购不上来，出现了供应紧张。当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于1958年冬和1959年春开了两次“郑州会议”，重申了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重申了按劳分配原则，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反对浮夸风，反对说假话。1959年上半年，对农村工作做了调整、整顿，本来是想纠正1958年过头的做法，7月的“庐山会议”本来也是准备反“左”的，后来由于彭德怀等提意见，转为反“右倾”。以后，全国规模的反“右”，使“左”的东西继续兴风作浪。结果1959年出现粮棉大减产。1960年形势更加恶化。几年的折腾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棉产量降到了1952年的水平，有些地方甚至退到了1949年以前的水平。1959年、1960年，全国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许多地方到了人无粮、马无草、村无树的地步。农村山上的树木被砍伐，森林覆盖率下降到11%以下，农村的元气大伤，中国的元气大伤。
真正发现问题已到了1960年的秋天，于是不得不急刹车开始反五风、整社。吃饭买粮开始普遍实行粮票制。以后又清退进城的农民，下放了约2000万职工回农村。从此，实行城市、农村分隔管理的户口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农转非，每县每年农转非的指标仅为1.5‰。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开始稳固化。1962年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1965年农村的生产、生活逐渐恢复。可是1966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折腾了10年，把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却搞两个凡是，按既定方针办，又耽误了两年。
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建设问题，可是经过20年的折腾，不仅现代化的目标没能实现，而且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差别显着了。
1960年，我们和日本的经济总量是一样的，1956年我们有了解放牌汽车，他们还没有，1958年我们有了半导体，他们也还没有。50年代的香港和新加坡不如上海，60年代韩国也不如中国到60年代台湾同大陆也差不多，可到80年代初，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回顾这段历史，是要说明我们今天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20年的折腾留下了三个东西。一是庞大的人口。50年代只有6亿人，1978年已达9.6亿人，每年增加1500多万人。随之而来的是有一个庞大的失业人群，农村和城市都不能充分就业。
二是基本上按前苏联模式建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毛泽东在1956年就发现并不理想，有问题，所以写了《论十大关系》。想改，可是到底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动。三是城乡分割而且固化了的二元社会。工人、干部搞第二、三产业，持有非农业户口，住在城市里。农民搞农业，住在乡下，是农村户口。一个国家两个社会，这是中国特有的。这三大遗产现在都成了巨大的包袱。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个关键问题，改计划经济体制，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与之相适应的有关机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东西。16年过去了，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来总结城市的改革，第二、三产业的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虽然有了进展，但基本上是打外围战，还没有找到改革的最佳方案。
大中型企业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活力，到1994年仍有处于亏损状态，很多企业效益不好，而有的已名存实亡，资不抵债，但因社会要养其中的就业人员，仍不能实行破产。中共“十四大”已经明确了要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这毕竟是一个长期过程，尚需时日。
相对来讲，农村改革要比城市改革效果好得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实行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民得到了土地使用权、经营自主权、职业自由选择权，自身劳力的支配权。由此调动了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9～1984年，农业每年以9%的速度增长，农民收入以15.1%的速度增加，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改变了原来需要进口的局面，且1984年可以出口粮棉。但1985年以后，农业出现了徘徊，农业生产增长缓慢，农民收入的增加也缓慢了。
我认为，出现这种徘徊并不是因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本身有了什么问题，不是农民积极性降低，也不是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落后，更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城市第二、三产业改革没有跟上来的缘故。
1984年粮棉大丰收后，有关方面作了错误的估计，以为粮棉过关了，有人甚至说3年不种棉花也够用。从1985年起实行粮棉限购，粮食改统购为合同订购，农民要凭计划交售粮食，多一斤也不收购，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85年计划收棉花万担，可是1984年就已生产12516万担，于是很多收购部门压级压价压称，刁难农民。1985～1986年，对棉花收购的优惠政策全取消了，对棉农连砍五刀，结果出现了大减产，两年共减5500万担。
按一般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的问题是要靠城市带动来解决的。工业发展了，城市发展了，反哺农业，反哺农村，把农村的劳动力吸收进去，现代农业生产资料下乡，把农业武装起来，使农业现代化；由国家出资，把农村的道路、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起来，使农村现代化；国家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使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可是，我国城市第二、三产业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是第二、三产业自顾不暇不仅不能吸纳农村劳动力，连自己的劳动力都不能全部利用至今城镇还有数百万失业人口；二是企业效益普遍不好，不仅不能支援农业，连城里职工的生活水平也是靠农产品的低价格才得以维持的；三是因为第二、三产业效益不好，上交税收不多，国家的财政收入常常入不敷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投入与所需尚有较大缺口，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国家无力管好，还要靠农民自己去解决。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二元结构条件下，才有一个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这本身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广大农民不能等城市改革改好了，第二、三产业改革改好了，让城市来支援，也不能等国家来帮助，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于是就有了自创造包产到户以后的一系列伟大创造。这是农民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后，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要求发展，要求继续改变面貌，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而做出的富有创新性的努力。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本来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是要求解放、要求获得土地的阶级，他们在工业化、现代化社会中将逐步分化，逐步减少，最后剩下的一部分，也要转变为现代化农业的经营者。从经济上、产业上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虽然不变，但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少。随着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少，只占10%左右。所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阶级将两极分化，一小部分成为资本家，而绝大部分将要沦落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恩格斯说“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要消亡。”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认为，在法国社会中，原来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消亡了，绝大部分进城转化为工人而留在农业上的也成为农业经营者了。这便是农民阶级的命运。
对此，中国农民是早有觉悟的，所以当我们在50年代实行工业化时，广大农民背起行李就涌向东北，涌向大西北，从事工业建设。像王进喜等一批后来成为工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着名人物者，都是那时从农村中出来的。但是，这个进程到50年代末就被打断了，农民没有了进城转业的机会，被死死地卡在了农村。
这几乎成为一代农民的遗憾。
一个材料上讲，80年代中期，安徽来安县有位60岁的农民死了，他的4个儿子替他办了一场很隆重的葬礼，墓前去了很多人，除火化了纸扎的冰箱、彩电、轿车之外，还火花了两样东西：一是公安局的户口准迁证，二是工厂的工作证。儿子是最了解父亲心愿的，这位农民生前最盼望得到的两样东西(工人、城市户口)，都未能如愿以偿，只好死后到阴间去兑现了。这位农民的心愿，代表了中国农民的意向，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是，我们工业化、现代化的曲折道路，阻挠了农民心愿的实现，他们要求改变自己历史地位的希望破灭了。
农村改革后，农业生产发展，农民不等城市改革，不等第二、三产业改革，自己集资，自己办工厂，自己学技术，自己生产，自己销售，创造了乡镇企业这个好形式，从职业上首先实现了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变。到1993年，全国已有各类乡镇企业2300万家(其中村办、乡办的152万家)；有1.1亿乡镇企业职工，几乎同城市职工的总数相等；总产值2.9万亿元，已经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所交税额占国家税收净增部分的50%；职工收入占全国农民纯收入净增部分的60%；出口商品占出口商品收购总量的45%。
在经济上，乡镇企业已经成了国民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支柱。
从社会学的观念看，办了乡镇企业，整个农村社会的面貌就变了，变得生气勃勃，繁荣兴旺。其中，变化最大的：一是人变了；二是劳动方式变了，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按工业、商业生产的程序工作和劳动了；三是生活方式变了；四是思想观念变了，涌现了一大批企业家、供销人员和能工巧匠。乡镇企业改造了农民，乡镇企业把农民领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所以，1985年争论农村第二步改革是什么时，我在《经济日报》
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中心，就是兴办、发展乡镇企业，这是农村包产到户之后要实现新的发展的关键。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凡是办了乡镇企业，而且办得比较好的地区，不仅经济发展了，劳动力有了出路，收入增加了，办社会事业有钱了，而且农村服务体系也有了物质基础，有了补农业的钱，为此农业生产也就可以稳步提高了。所以说，乡镇企业是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个伟大创造，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第二步。
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第三步，就是要搞好小城镇建设。从经济上说，乡镇企业的发展，本身要求聚集，要求第三产业为之提供服务，这个载体便是小城镇。工业本身是有聚集效应的，它不能像农业那样分散在广阔的天地里，要求相对集中，这样可以节省资金，减少成本，如集中供电、供水、供热等。分散了，效益就不高了。所以，这几年兴起的工业小区，就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职工(农民工)，为了要过真正的工人生活、城市生活，也要求进城镇居住。他们认为居住在城镇有许多好处：一是上下班方便；二是业余生活可以丰富多彩三是子女能上城镇的中小学。这样，农民就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全面的农转非。这一步实现了，农民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
做到了这些，农村是不是就实现了现代化？还不是。因为农村的现代化有待于城市的现代化，有待于全国的现代化。为此需要与城市改革及第二、三产业的改革相协调，也就是说目前的状况必须改变。单有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城市还是吃大锅饭，效益不好，用不了多少年，农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就会像前几年农业受阻一样，遇到来自城市的压力，形成徘徊或停滞的局面。所以，城市的改革及第二、三产业的改革有所突破，城市大中型企业真正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快速发展，出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实现区域现代化，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第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