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队伍的结构状况，直接关系党员队伍的质量以及党的战斗力。党员队伍的结构状况发生的变化，也会对党群关系和党执政的基础产生重要的影响。新时期党员队伍基本结构方面的变化，既有有利的一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从党员队伍的分布结构看，在生产、科研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偏少，青年党员发展偏少，女党员偏少。新时期党员队伍中还出现了一批私营企业主和新兴社会阶层人士。他们有的是在原来单位入党的，少数是经营私营企业和从事新兴行业后入党的，这部分党员对党的结构状况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二，从党员队伍的知识结构看，近几年发展的新党员中文化知识水平有一定的提高，但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差距还很大。党员队伍的发展，需要具备适应新时期党的总任务要求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需要大量“有本事，靠得住”的党员干部，需要大批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各方面党内人才，需要一批掌握当代一流科学知识，具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和较强党性的党员精英，从而全面提升党的先进性。第三，从党员队伍的年龄结构看，目前党员队伍存在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不断改变，以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此外，党员队伍的思想作风状况，也是关系党员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新时期，党员队伍的思想作风状况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广大党员的平等、自由、互利、合作、信誉、时效、契约、法制等意识得到增强。但同时也出现一些消极的变化，有的党员丧失了理想和信念，失去了精神支柱，经不住落后思想意识的侵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质，任其发展必然会影响整个党员队伍的素质和质量，必须高度重视，切实解决。
党员队伍状况所发生的变化，对改善党群关系和巩固执政基础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是党员队伍的基本状况，直接关系着党的整个状况。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8000多万党员的庞大队伍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党员质量状况如何，直接决定和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能否提高，从而直接决定和影响党的执政合法性。党的执政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党员队伍所具有的执政本领的高低；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的强弱，从根本上取决于党员队伍所具有的拒腐防变本领的强弱。列宁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党员的质量。他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护我们的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他说过，“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党员队伍应具有的执政本领和拒腐防变本领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但从当前党员队伍的现状来看，一些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在这方面的本领还不够，这就影响了党执政的自身基础的巩固，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二是党员队伍的基本状况，直接关系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从而关系到党是否具有群众吸引力。广大党员分布于全国的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各个地区，他们就生活在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有着最广泛和最直接的联系。党同群众的关系，实质上是具体通过这8000多万党员同群众联系起来的。8000多万党员的形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群众是否支持和拥护党，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能否巩固，党执政能否吸引群众，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党员队伍的素质和实际行为紧密相连的。如果党员队伍的本领高，党性强，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充分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真正能够代表和实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党就能赢得广大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就能得到巩固。反之，如果党员队伍的素质差、水平低，发挥不了先锋模范作用，也不能实现广大群众的利益，那么，党就很难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执政的基础就难以得到巩固。当前党员队伍的整体状况来看是好的，但的确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部分党员质量不高，甚至不如普通群众，还有一些党员腐化变质，这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影响到党群关系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绝不能掉以轻心，应当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使党员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使广大党员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的作用，同时，要畅通党员的出口，使那些不符合党员标准或不愿意留在党内的人能够及时退出，党内能够不断吐故纳新，保持党的自我更新能力和新鲜的活力。201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党员发展和管理问题，强调要强化党员管理，优化党员结构，建立规模适度的党员队伍，并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目前，构建科学的党员退出机制，是新形势下实现党员发展和管理科学化的重要一环。构建科学的党员退出机制，要以提高党员质量和增强党的力量为根本目的，要切实转变执政党建设的一些传统理念，要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作为着力重点。
二、群众结构的变化
（一）工人阶级的分化和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30年，特别是20世纪中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社会阶级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工人阶级是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劳动者阶级，内部结构比较单一，界限清楚，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这时的工人阶级，行业有所不同，但是特点都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或全部的收入来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导让位于以知识产业为主导，传统的产业工人大大减少，脑力劳动者、技术劳动者、管理劳动者的比重大大增加；劳动不再只是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参与直接生产过程，而大量是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成为生产的设计者、监督者和调节者。在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出现的变化主要是，产业工人仍然作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基础和主体力量，但是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智力先导力量，社会管理者阶层则成为从事行政和社会管理的国家公务人员。
产业工人阶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中国现阶段的产业工人主要包括在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外资“三资”企业中从事生产、流通和商贸等工作，以工资为基本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当代中国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高、力量集中而又强大的阶层和群体，也是工人阶级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个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突出地发挥着主导作用，是中国具有远大发展前途的阶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产业工人队伍原来基本上由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集体所有制职工构成，现已出现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职工队伍并存的局面，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普遍提高。近些年来由于新老更替，一部分文化水平较高、思想比较活跃的青年人加入到了产业工人队伍的行列，从而使整个工人队伍的文化和技术素质普遍提高。35岁以下的青年职工占到70％左右，逐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他们思想比较活跃，对社会政治问题比较敏感，对改革旧体制，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有比较强烈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
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和精英队伍。我国现阶段知识分子是指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素养，以其知识和技能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工人的特点，因此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在知识分子内部，根据其不同的社会职能，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科技型”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专家和技术人才。二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文型”知识分子，主要包括文教、卫生、科研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分子。三是从事社会管理服务的“管理型”知识分子，主要包括经过专业训练、从事比较复杂脑力劳动的国家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知识分子是从事智力劳动的社会劳动者，是工人阶级中文化素养最高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是推进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力量，是传承人类知识和文明的关键群体，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推进改革的骨干力量。
社会管理者阶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指以党政系统干部为主体的从事各种社会管理活动的劳动者。他们以脑力劳动为主，从事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工作。掌握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和支配一定公共资源的权力，组织和管理社会生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作为人民的代表，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
目前，工人阶级队伍的内部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工人阶级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内部各阶层和群体间利益和矛盾的复杂化。虽然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行业特点和单位、地区条件乃至个人竞争力高低的差异，导致阶层之间、阶层内部群体或成员之间的不平衡性。由此产生了不同阶层之间有着利益矛盾。从矛盾的性质和内容看，这些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物质生活上，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权利以及精神需求方面，各阶层之间物质利益矛盾、政治利益矛盾和精神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其中，物质利益矛盾是最基本的利益矛盾，政治利益矛盾是物质利益矛盾的集中体现，精神利益矛盾反映了物质和政治利益矛盾。从矛盾主体来看，普通工人与企业所有者、社会管理者之间、“在岗”与“待岗”“下岗”之间、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矛盾较为突出。当前，工人阶级队伍中体现在财富和收入、知识与技术水平、权力和社会地位、阶级主体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平衡发展尤其突出。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仍具有垄断特点的行业，平均劳动报酬高于传统产业。如近年来，金融证券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依次位居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前列，而采掘、建筑、批零贸易和餐饮、农林牧渔业则依次位居平均工资的后位。金融行业人员的工资是其他普通行业工资的数倍多。即使是同一行业，由于单位所有制性质、效益或地区的不同，工资收入也有明显的差别。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3.96∶1，农林牧渔业年平均工资21973元，农民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3.1。国家统计局按“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两个组别发布了2012年的职工平均工资，结果显示，不同组别、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工资差距仍然较大，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为非私营单位的61.5%。以北京市为例，2012年度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6061元，月平均工资为4672元。而北京城镇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收入差距巨大，其中非私营单位8.47万元，私营单位仅为4.28万元，后者仅为前者的一半。在北京城镇非私营法人单位就业人员所在的19个行业门类中，行业平均工资低于北京平均水平的行业有12个，就业人员占比64.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以知识分子、管理阶层为最高，普通工人次之，农民工最低；外资、“三资”企业职工最高，国有企业次之，私营又次之。最新行业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最低，而电力、通信、金融保险业等垄断行业的收入最高，且不同行业职工平均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仍在继续扩大，在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的收入差距中，其不合理部分超过了50%。就社会地位的评价来看，调查显示，公众认为社会地位最高的是各级官员、企业高管和专业技术人员、知识精英等，最低的是农民、农民工和社会底层的服务人员。从阶级主体意识来看，整体上较以前有所下降，并且阶级主体意识的高低往往与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管理阶层高于普通工人，党员工人高于非党员工人，国企职工高于外资、“三资”和私营企业职工，而农民工最低。
第二，就业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变化对工人阶级思想意识带来巨大的变化和影响。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铁饭碗”式的就业方式和劳动关系被破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普遍实行的聘任制、合同制、市场化契约化的就业方式和劳动关系，以市场为中介，双向选择的就业方式成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这既有利于提高工人阶级自立自强的就业观念和竞争意识，也容易产生负面作用，特别是由于配套改革的相对滞后，企业内部工人产生较为普遍的失落感、雇佣意识甚至小群体意识，而阶级意识、主人翁意识、集体意识则有所下降。许多工人认为自己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无保障，就业是为了谋生，一切都是为了挣钱，“主人翁”和领导阶级实际是一句空话。
第三，在多种复杂的因素影响下工人阶级的价值取向出现“裂变”。由于不同阶层利益差别的存在和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方面，也呈现出日趋多样化“裂变”的现象。在面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面对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等现实问题的选择上，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做出不同的抉择。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在党团员比例合计高达近半数的企业工人队伍中，选择“实现共产主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作为最高人生理想的比例不到三成，与1982年的调查结果相比，下降了四成，而选择物质财富、美满婚姻、幸福家庭、稳定生活等内容的比例大幅上升，价值观念呈多样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