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外的反对势力的影响
在“苏东剧变”之后，一些国外的反对势力，把中国看作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力量，看作是它们的“最大的威胁”和“潜在的战略对手”，对中国实施所谓的西化和分化战略，千方百计限制和打压中国，其手法多种多样：一是大打“经济牌”，不断对我施加压力，动摇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二是借宣扬一些民主政治价值观和“多元化”“民主化”政治，迫使中国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动摇中国的现行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三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中国实现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四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人员交流、国际往来等工具和途径，加强影响和渗透。五是利用一些宗教势力进行思想渗透。六是挑拨民族关系，利用西藏、东突、台湾等问题分裂中国。七是利用国内的一些社会矛盾，择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达到削弱乃至颠覆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八是挑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等等。总之，国外形形色色的反对势力对我实施的“西化”“分化”战略，对改善党群关系和巩固执政基础造成一定的危害，特别是向党的自身建设也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经严肃地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总之，国外反对势力对我实施的“西化”“分化”战略，向党执政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需要客观分析，认真应对，既不麻木不仁，也不草木皆兵，要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打铁还须自身硬，尤其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消除党内存在的种种特权，反对腐败，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二、社会大转型的变化和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复杂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嬗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社会结构从农业的、乡土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化的、开放型现代社会转变。这种变化对党在改善党群关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必须努力适应国内大变动的要求。
（一）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
一是由传统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很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从农村的经济结构转型开始。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农民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多种经济作物的发展，集市贸易的开放，国家对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改变，打破了农村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改革高度集权、政企不分的计划体制，引入竞争机制，使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开启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之路。
二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按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结构的转型按照先后顺序要经历三个转换点：产值结构转换、城乡结构转换、就业结构转换。产值结构转换，中国在1956年就实现了。当年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下降到49.8％，目前不足20％。城乡结构的转换也在逐步接近转换点。目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在50％以上。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达到了80％，发展中国家平均已达到了45％。就业结构的转换有了重大进展。世界各国就业结构的变迁有一个共同趋势，即农业就业人数降低到50％以下，便实现了社会就业结构的第一次转换，整个社会即由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而当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也开始减少，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上升到50％以上，便实现了社会就业结构的第二次转换，整个社会即由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在19世纪中后期即完成了第一次结构转换，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实现了第二次结构转换。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就业人数已降低到10％以下，甚至5％以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基本上都已达到或超过60％。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时期，正在完成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第一次转换。虽然，当前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比重已降至50％以下，但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仍偏低。预计到2010~2020年之间中国将完成两次转换。
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不仅因为城市是经济效益的集聚地，而且也是现代生产的综合体。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总体上的乡村特征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中国目前大城市人口承载力有限，耕地又相对稀缺，因此中国城市化道路将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即以发展中、小城镇为重点。正如党的十八大所部署的那样，我国必须走新型的城镇化道路。
三是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选择改革道路的同时，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不仅在经济、生活等领域实行了多层次的开放，而且也在文化、政治等领域开始了全方位的开放。随着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必然引发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和发展，引发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发展。
在社会转型中，利益整合成为影响党群关系和谐的决定性因素，利益整合就是一种利益结构的调整。面对由社会变革所导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能否建立起公平合理的、能够激励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获取机制，把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利益极端分化的现象，保障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这是执政党维系国家和社会发展、稳定的基本职能，也是改善党群关系的重要工程。
在社会转型中，政治参与成为增强群众对执政党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要获得所有人的拥护是不可能的。而作为旁观者的群众往往会对政府决策抱有理想主义要求。这两者之间的脱节，往往会使执政党和政府成为矛盾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何事情都由执政党和政府单独作出决策，这种决策通常伴随着很大的风险。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明显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一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缺少法律、制度方面的保证；二是公民政治参与的路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三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由此可见，亟待进一步推进我国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只有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才能使公众的利益得到切实而有效的反映，党执政的合法性得到积极而全面的认同，党群关系协同而健康的发展。
在社会转型中，权力运作机制成为维系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制度性基础。良好的公共权力运作，离不开两者的互动。群众要通过政党来控制政府，控制国家权力机关，那么，政党在权力机关中运作如何，直接影响到群众对党的认同。如果政党在权力运作中体现不出群众的意志，必然影响到党群关系。而作为权力施予者的公众只有对政党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才能保证公共权力沿着轨道良好的运作。道理很简单，公共权力在人们的支持、认可下运作，会比在受到人们抵制下运作要顺畅、有效得多。
在社会转型中，党的良好形象和作风是维系党的领导权威的重要内容。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市场角色的缺失不得不凭借国家权力来创造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未能发挥主导作用，在缺乏完善的监督规范机制的情况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权力寻租现象。一方面腐败行为直接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腐败现象的“久治不愈”也会降低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影响整个党的形象，离间党群关系，会使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甚至产生对抗情绪，破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
（二）国内阶级和阶层结构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伴随社会分工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动。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全国形成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阶级结构，主要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的。第二次发生在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之后。通过对工商业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取代了公私混合所有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被消灭，小资产阶级被改造。农民阶级通过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因此，这一时期的阶级结构主要是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所构成，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三次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关系的变革、社会分工的新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城乡户籍身份制度、企业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是原有的“两大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由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各种混合经济快速发展，涌现出大量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新的社会阶层。因此，中国现阶段的阶级阶层结构，便主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所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和联盟关系，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农民阶级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现阶段，中国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新变化，成为中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首先，所有制结构的新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其次，分配结构的新变化促进了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分配结构的变化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从而在收入分配方面拉开了差别，出现了具有利益差别的不同利益群体。再次，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变化对于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促进了阶级阶层成员角色的相互转移。如农民向工人的转移，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向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转移，等等。另一方面，促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发生阶层性分化组合，如全民所有制工人，集体所有制工人、乡镇企业工人等，各有其阶层性特征，同时也使不同阶级阶层的意识更加明显、突出。这就给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国内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对改善党群关系提出的仍然是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二是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向全党郑重提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所作的新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党的十六大将这一论断正式载入党章。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必须始终坚持我们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自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队伍在壮大，工人阶级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也在不断增强；要积极稳妥地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也是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关联的。共产党为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就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也就是为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在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必须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后一个“先锋队”主要是指党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能够自觉按照中国的实际和中国人民的意愿，以最大的公心造福于祖国与人民；始终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能够把全民族全社会的力量高度凝聚起来，为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始终正确把握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能够以正确的理论和创造性的实践，引导帮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辉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党在全社会的战斗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