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依·沃尔克尼
两个男护士各得了我给的二十个福林，便殷勤小心地把他用担架担下楼来。到了医院，我又给病房日班和夜班护士各二十个福林，请求她们看护他。她们向我承诺，她们会每隔半个小时去看看病人。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可以去看他。他虽然有开口说话的能力，却沉默不语。他邻床的病人偷偷告诉我，那两个护士根本就没有踏进病房来瞧他一眼——考虑到她们有一百七十个病人要照看，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大夫们也不屑去给他检查，只是说星期一要给他会诊。邻床的人说，用这种办法处置星期六上午送来的病人是他们的习惯。
我想找头天值班的护士问一下情况，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找到星期天的值班护士，我也塞给她二十个福林，求她时不时进去看看我父亲，我还要求见大夫，因为我在家里已经把一张一百福林的钞票装进一只信封。她告诉我大夫被叫到女病房去给一位患者输血了，但她劝我不要急，她会把情况代我向大夫讲的。我回到病房，父亲邻床的病人一再要我不用着急。既然值班大夫没有时间检查我父亲的病，我也就没有机会塞钱给他了。明天病房大夫来了，他们才有时间给我父亲检查。
“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我问父亲。
“不需要，谢谢。什么也不需要。”
“我去为您买几个苹果吧？”
“谢谢你。我不需要。”
我们的谈话到此终止，实际上我想与他沟通，但一时之间，又不知从何谈起。我问他是不是觉得身上什么地方痛，他却回答说哪儿也不痛，于是我再也想不出该问他什么了，我们只好面面相觑。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向很羞怯，而平时我们之间主要是谈事实，任何发生在头一天的事实，第二天它的意义便缩小到零。我们也从不谈感受。
“噢，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呆了一会后我说。
“好，那你回去吧。”
“明天我再来，再找大夫。”
“谢谢你。”
“明天上午病房大夫才能来。”
“我知道了，谢谢你！”他说着，用目光送我到房门口。
谁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我便被告知我父亲于昨天夜里去世了。我一踏进２１７号病房，便发现另外一个人占领了他的床位。邻床的病人告诉我，我父亲死前很坦然，也不痛苦，他只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就过去了。我怀疑那人没有说实话，因为我觉得要是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也会用和他同样的语言说同样的话的。不过我还是说服自己相信父亲没有受到任何痛苦就死去了，他邻床的病人根本没有骗我。
我被叫去处理一些手续，我来到医院接待办公室。负责处理这些事情的是一名我从未见过的护士。她把他的金表、眼镜、钱夹子、打火机和一纸袋苹果交给我。我给了她二十个福林，接着向她问及他的情况。这边手续刚办完，整容的师傅就走进来了。他的任务是给躯体梳洗、穿衣服、化妆。他在使用“躯体”一词时，指的是提到的那个人虽然不再活着，可也不是一具十足的尸体，因为尸体的概念应该是整容过的。
我突然想起那封装着一百福林钞票的信封，忙掏了出来塞给这个整容师。他断开封口，往里瞥了一眼后，猛然摘下帽子，从此在我面前再没有把它戴上。他爽快应允我包我满意，我只需要送来一些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被单就行了，他一直保证做得完美。我告诉他说我当天下午就把这些东西送来，外加一套深色的西服，不过我想现在就去看看他。
“您现在就要去？”他吓了一跳，同时问。
“是的。”我说。
“您一定更愿意等它梳洗完毕后再去看它。”他建议说。
“不，我现在就要去，”我坚持道，“我要弥补我的过失。”
他不情愿地领我到太平间。那里亮着一盏电灯，没有灯罩，光线非常强。我们走下几级混凝土台阶，正好在台阶脚下，我看见父亲仰面朝天躺在混凝土地板上，他摊开着四肢，战争场面的油画里，凡在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士兵都是这个姿势，只不过他赤裸着身子。从他的一个鼻孔里露出半截棉花球，另一个棉花球则沾在他的左臂上——显然是他们最后一次给他注射的地方。
“您其实现在不该来，这会使你很难受。”手里捏着皮帽的整容师抱歉地说。即使在冰凉的地窖里他也不戴帽子，站在我身旁。“如果您等我为它做过整容后再来看，肯定会很满意。”
我没有回答。
“他病很久了吗？”过了片刻，那人问。
“对，病很久了。”我回答。
“噢！那我应该这么做，”他说，“我要把他的头发理短点，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些。”
“您看着办吧！”我说。
“他梳什么头？”
“分头。”
他不再说话了，我也沉默不语。我不能对父亲说什么，或做什么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无论现在我做什么，说什么，即使我死在他身边，也丝毫不能减轻我的过失。
彼莱斯雷尼在一份明天的报纸上发现一个与自己名字相同的人发生车祸而死，他没有理会，哪知道这场车祸真的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