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就是命运。这话我也是日后才相信的，当时，我还在怨天尤人，不知道自己为自己布下一道道陷阱。不过，光我一个什么人？有过我同样经历的人，又有几个不如此呢？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不就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么？他们最终化为了“点”，不仅外在的意志力如此，内驱力亦如此。当“点”成为真实的点——即无时，他们也就完成了自己。
别人惧怕他们，因为他们是现代文化的载体，是同当年鸦片烟和洋鬼子一个意义，所以要把他们化为齑粉，谁叫他们，不，现代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同鸦片烟与洋鬼子一同渗入的呢？！当然，他们可以申辩，可他们自惭形秽，处处警惕自己可否成了假洋鬼子……中国人当代心理的深层恐惧，就这样具体化到了他们身上，连他们也惧怕自己。
明末年间，是这样么？那时，尚未形成这种恐惧，本来，现代文化可同现代技术畅通无阻地进入。这样，中国就不会有这几百年的颠簸，恐惧，开倒车。
焚书坑儒，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
火车来了，我默默地握住了责编的手，尽在无言之中。
——我会尽力而为，把书稿推出的，可这一切，已不是我个人意志所能左右得了啦。你忘掉它吧，活得潇洒一点，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像你的文笔那样，漂亮一些，别窝囊。
怎么他说的，同那位小女子一样。
列车拖走了我——这一沉重的历史载体。从文化首府拖回到了落伍的省份。落伍的地方同样没有文人的幸运。谁说国家不幸文人幸呢？一派胡言。
我得奔忙于我的清理档案一事当中，因为这次北上失败，同档案亦不无关系，我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我又苦苦奔走。
劳碌命，何止写在我手心的密纹当中呢？我脸上的皱纹也成倍地增长，我同这个千年不死的国度一同衰老，但却逃脱不了死亡。
档案清了，我死了，又有什么意义？
有后代么？
可连这一点，我都只能存疑。
那么，意义何在？
死了，连遗著也不会有人为我去整理，我奔走什么呢？只是我的奔走竟成了习惯性的，还走个没完。
可我毕竟还活在这世上。
也得服从这世上的“习惯”。
我不能无所事事。
我终于抛弃了祖传的士大夫的清高自许之癖，也赶赶时髦——走后门去。
管组织工作的一位头，当日正是一百个之一，一百个中三分之一还活着的中间一个，当然，他也快退下来了，退下来之前，我得抓住他，要不就过期作废了。
他已白发苍苍了。
关于他，我也应有所交代。
当然，我该是很了解他的——他当日的申诉报告就是我打的。
而且一打就灵。
当日，他被定性为“叛徒、逼死人命犯”等等，成了“三开”干部——开除党籍、开除干籍、开除公籍，让工人民兵押解回乡，去修地球。
他夫人找了我，哭哭啼啼的，似乎我有回天之力。
毕竟我前边申诉的几个，有的已经又重新召开审理了。
我是来者不拒的，纵然回天乏力。
他是位工农干部，说白的，他是搞白案出身的。所谓“白案”，是指的面食，做包子、馒头之类的本事。那年，大军南下，有人一路上喝下来：
——跟我们做官去！
有官可做，他扔下擀面杖拔脚就跑。打着小车，“吱吱嘎嘎”也穿过了几个省，于是俨然成了“南下干部”，给分派上了个科长当了。对一个农民来说，这科长可是了不得的。那些在家里没有动静的老实农民，一辈子还不是农民。
很快，他就当上了局长。
“文革”前，他已是一个地区的副专员了。
由于官运亨通，干事未免颐指气使。四清运动中，他当上了工作总团的团长，自然深知“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下面的支部统统他妈的烂掉了。于是，雷厉风行，把一个公社的干部全押了起来，一个个“洗手洗澡”好“下楼”。
谁知有那胆小的，没见过这种阵势。
这公社，一下子吊死了五位破了胆的家人。
可一查起来，这些人多吃我占，也不过斗把米的水平。
当然，那时谁也不会算这个帐，这毕竟是立场问题，他在会上作报告：“老子蒸白面出身，也得把你们放在笼里蒸蒸，发不发得起，全看你们的造化，老子反正把老面、苏打全掺和上了……”听者为之骇然，生怕真的坐蒸笼，不如吃“挂面”好了。
然而“文革”来了，清算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他却给牵连上了。再一查，死的全贫下中农干部，均没什么文化，本应是依靠对象。
于是，农民造反进了城。
这种现实“问题”当时也还算不了什么，可人一旦被审查，问题自然就会接踵而来，不得冤清。
他所在的地方，早年曾是红区，后来又打过拉据战，成了游击区。
是红区时，他还小，当过儿童团——他没少标榜过，老子六岁就参加了革命！
然而，成了游击区时，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于是，他也在一支国民党的队伍中当过挑夫。
这一查起来，先给共产党干事，又成了国民党的人，叛变投敌，还有什么可申辩的？百分之百的叛徒。新帐老帐一齐算！
他自己却不知怎么申辩，审起来，只说跟国民党那会当挑夫，是混饭吃……这混饭吃可就没说好，革命战士，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太没有气节了。
于是，一场黄粱梦，回去开白案吧，可开白案也不行，成了阶级敌人，怕你投毒呢。
我听完他夫人申述，只写了几百字申诉。
很简单——只需要澄清历史问题，证明参加国民党部队正是抗日之际，去打的日本鬼子，而后，大量引用《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中关于国共合作的语录，这就行了。毛主席是这么说的，我不是“混饭吃”，而是“联合抗日”，后来，到底还是个共产党。
我摸透了主持专案的军代表心理，不用说什么道理，引语录就行。
果然，一个月后，他被从乡下召回——当然还是回到牛棚里，可家里人可代他去领工资了，证明公籍至少还保留住了。
…………
后来，他便又当上相当于副专员的组织部长。由于吃过苦头，所以，审查干部中，倒还是很讲政策，颇有“青天”的赞誉。我的事，他岂有不管之理。
只是，他干什么，还是得凭本本，讲原则性——也难怪，几十年养成了习惯了，他找到了本本当依据，那岂不更干净利索了么？何况我也不是无本之源，没有根底的“黑人”，找他保险系数大。
他抓搔得头皮白花花似下雪一样。
——我早为你着想过了，你为我写的申诉受的害，我能不为你打抱不平么？可是，我找不到依据，可以将这最后一个的材料从你档案中取出来，没有依据。放进去容易，取出来难，历来如此，就算有一百个理由也没用。我不能为你取，这是犯法的，有严格的纪律，哪怕取出一份无用的材料也不行。只要他平不了反，就没法从你那里取出来。当初你为什么不认清？
——可是，一百同一相比呢。
——那一百不是取出来了么？
——这证明我写对了一百个，你就加一个材料，证明我这一百对了，只错一个，我也心安了。
——可这怎么写？没有依据。不作问题取出来就是好的，怎么还能又当功劳记进去……——这不是功劳又是什么？在这一百人危难之际，我出于正义感……——可是，这也得有依据，凡记入档案的功劳，都得是上级核准，并且得注明记入档案字样才行。你能用这一百人去请功么？这号事，连上什么部门请功都弄不清的。
——那么，档案永远记住这一个。
——我也觉得这不公正，可没办法，否定这不公正又得犯法。何况功不抵过，功是功，过是过，留下一个的过，毕竟是事实，否认不了。我再想办法。
——恐怕连死的一天也没办法。
我毕竟不甘心。
（二）
去看他，推开办公室的门，只见一堆堆顶住天花板的文件、记录本什么的，没看见人。
可他的声音却从这纸山中传出：
——我已经花了七七四十九天查遍了这么些年有关这方面的政策文件，没有一句话一个字说可以将你那最后一个的材料取下来或把你那为一百个人申张正义的功劳写上去的依据。也许会有这样的文件下来，可我们恐怕还得等一等。
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从纸山上跨过去，也见不到他。我忽地恐惧起来，我要再翻下去，自己也会被埋在这纸山里了，化作这纸山中的某一页或某一行字，永远也不会还原为我了。于是，我没命地逃了出去。
他改不了这习惯，他也只能葬身纸腹。
我不幸而言中了，他还来不及退休，便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说是中了风，是让书架上的文件倒的。
追悼会开得很隆重，去的人，恐怕比市长死时要多得多。不少人都是受恩于他的，才得以平反，得以官复原职，得以鸡犬升天。有的当上公司经理，出手大方，据说，祭帐就上百副，够他家几代人用的。
不过，他生前倒是干净的，没受人一分钱的礼。
这种人可谓凤毛麟角了。
追悼会我没有去，倒不是因为他没给我办好这事。我无论如何也怪不上他。我只是兔死狐悲罢了。
我默默地哀悼这位为我打不平而葬身于纸山的好头，当日我为他写申诉还是没有写错，是很值得的——他是以身殉职的楷模。
这连后门也走不通的迷宫。
就这样，剩下的一个人的问题，伴随我在跋涉完一生的历程。从此我得专门走山间小径，得越过急流险滩，得深入到丛莽野岭之中——这是历史对我的惩罚。
在这场与历史对弈中，我输了，输得精光。
小女子也离开了我。
因为她发现，我最终不是先知，而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遗老！不能不是一位遗老！
生存空间把我挤成了遗老……可我的长篇还没有写完，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完它！我曾以为它总有一天能写完的。可现在看来这一天迢迢无期。我后悔我不该动笔写它，是它把我也毁了——以它作为我遗老的充分论证。
我什么也没有了。
连那部历史专著，我也差点付之一炬——着火时的熊熊烈焰，绝不比我在文化首府一度风光时差。
不要与历史对弈，这是我们的遗训。
至于那小女子，只不过是一场罗曼蒂克的爱情游戏，一个年近半百、离过婚的人，切不可与这事情OG打交道，因为她永远是你的主宰，你的批判者，你的裁决人——而一个人，是决不能忍受与一位法官过一辈子的，尤其这位法官把你看作被告。
这场游戏早该结束了。
人生就是游戏，爱不过是游戏中的游戏！
不过，她毕竟是与我游戏中的女子当中一位值得纪念的。
何况她有告别辞：
——你不配幸运，这不光对你一个人而言的，因此，决不是单纯刻薄你。可你不必为我这解释而感到宽慰。再见了，八十年代的苦行僧！她哼着流行歌曲走了。
大老爷们爱老婆
提起老婆笑呵呵
……
真有她的。
原词可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这一代人青春的主旋律。
这是怎样一种反叛？让OG们来唱这个？！
这也是一种现代文化，一种亵渎的、反叛的文化，对传统的荒诞的挑战？！
这是我所不敢想象的。
我——不是靠阳光而生活，靠舵手而出航么？我离得开么？不是有很多同龄人，如今又时兴起戴当年的像章么？像章贩子们又可以捞一笔大钱了！
不过，像章卖钱，当日可也是亵渎！
但生机不又在此了么？
我决定最后放弃这部荒诞的长篇，它快把我谋杀掉了——以它的形式，它的落拓不羁，以它的没完没了的拖累。它只是我白日梦的倒错，一场反白日梦！我欺骗着自己，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思，写出来必定是传世之作。可现在又觉得没意思透了，我成不了英雄，也把“我”写不成英雄，我都弄不清长篇中的我与在写长篇的我究竟哪一个是真实、哪一个是虚构，哪一个更现实，哪一个更荒诞？
我是谁？
我是在几平方米，城市房屋紧张的空间中挤压出的贫房户？我是一列超员车厢以至爬进座椅下面与人争斗一尺之地的无票乘客？我是被摩天大楼、旋转餐厅切割下所余无几的一线天？我是污水、废气威逼下只余涓涓细流的江河？我是牢狱里用线当尺来平分的每人不足二十公分的侧卧地？……我是历史巨澜下被碾碎的一枚不再成形的贝壳——连一只耳朵的轮廓都不复有了。
可人为什么偏要有历史？我想不通。
而历史又必定是那几页纸！
历史即墓地——这句话也许又会叫女友称绝，别想啦，再想下去头要爆炸了。
不如去拿大顶好了！
这样，我很清醒，也很舒服。
拿大顶万岁！
不，这一绝招，在我已经不灵了。
我不能再拿大顶了。
那么，我还能怎办？
只有忘却了。
是的，我真要忘却了。
回来后几个月，我无所事事，又心劳日拙，整天脑子空空如也，四肢却忙个不停……北方的那部似乎要创造奇迹的书稿，早给我抛到了脑后。它已经不存在了。
然而，几个月后，却来了一个颇大的包。
接过来，签字，我还在想，这会是什么呢？有谁会给我寄来这一摞东西呢？真猜不透。于是，七手八脚拆开。待到看到自己题写的书名，脑子才被猛一击棍：
——是它，久违了，这么说，它终于被退回了，纵然它的命运早在几个月前就决定了。可这么迟才最后宣判。其实，完全可以不必寄回来的，完全不必。
责编附了一封很长的信。
现在来评说修改得如何，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决定它命运的不在于你笔端的努力，而是你的自缢。这个词，我用得很重，但总得给你敲响警钟。是自缢，你编织了绳索，绕成了颈套，而后自己往里钻，再一脚踢掉了垫脚的基石。
不过，我还是认真看了你的修改稿。
坦率地说，改得太糟，远不如原稿，即旭天老所看好的稿。现在，它可谓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什么也没说清楚，说清楚的只是你这个人——一个人格缺陷得太多的人，这在你修改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是你自己毁了这部稿子。
本来，旭天老看毕，审读的程序就结束了，只要你作技术上的最后加工，而后，用不着再送审，我便可以把它付排，这部书，便自然而然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惊动人愈少愈好，书出了就出了，也不会再打入冷宫，一旦得到读者肯定，便皆大欢喜，连有不同意见的也就默不作声了。对于你这位久经坎坷的人，这样的结果无疑是最好的。
可你偏不。我没有谈涂堤的意见，因为作为责编来说，我觉得这不足供你参考，而且我也表示了对涂不同意见。你却要左打听，右打听，直到亲自找上涂堤，把不成文的意见捧作圣旨。而后，又不服，去找这个社长，那个总编……这一来，你便完全将你的稿子置之于死地。你是咎由自取。
这里没有1>100，但是，却有一左右一百，一旦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别的人就得权衡再三了，生怕惹什么，于是，一百便成了负数，而1>100，这是天经地义的。你想想，人多口杂，看的人多了，能不产生更多的不同意见么？婆婆一多，媳妇难做。何况你一把涂堤未成熟的意见一转述，这就更引起了注意，字里行间地得挖掘出个“体系”来，是你提醒了某些“左派”的警觉，而不是别人。
你口口声声“多几个人把关”，岂不等于给你多设几个关卡。
你对你自己的作品都不能负责任，那还有谁能为你负责？！对自己负责，这正是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一个方面。可你害怕对自己负责，也就是你在害怕自由。你没有对自己负责的能力，那你也不能拥有自由。从这一点上看，我发现你内心有无数座牢狱，把你牢牢囚禁住了。
你是可怕的心囚者！
我比你痴长十岁，我知道我及许多同行，一样有这样的心囚，但我没想到，比我小的你，心中的大墙更高不可及。
我诧异你何以又能写出那般振聋发聩的书稿？！莫非心中的大墙愈高，那种反搏力也更大？！
我是作为一位私交，而不是责编来说这番话的，否则，我就违背了纪律，很多话不当说。可骨鲠在喉。我也算跳出了心囚几步吧。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望你三思。
我能怀疑人的真诚么？
那书，当初真能那样轻而易举地出来么？
